2017年6月1日，在老家一座大山的寺庙旁，望着山脚下白雾缭绕的村庄，林夕对我说：“命运给我的舞台就这么大。如果我生在更好的家庭，有更大的空间，我还会……”言毕默然。

我明白她的意思。

我和林夕相识，缘于文字。2016年11月，我收到她的来稿，长达2万多字。我花了半个多小时把稿子读了一遍。要知道一般的来稿也就两三千字的。

看完文章，我决定破例采用。一是因为真实，二是因为细腻，三是因为文章中流露出的叹惋和决绝。不对疾病有着切肤之痛，不可能写得这么真切。

文章结尾说：“现在的我每天吃七片药，躯体症状还没有完全消失，焦虑恐惧还不时袭来。可我已经不再害怕，不再有强烈的病耻感。我要带着症状活下去，即使与抑郁终身相伴，我都要坦然接纳自己的病，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这一段话，得来不易。这是林夕半生的感悟。她的前半生，就是从不甘心到接纳的过程。

她从小好强，源于童年的苦痛经历。9岁时，母亲去世，病因至今不明，据说是蛇盘疮。母亲留给她永远的印象就是歪在**，一直歪到最后，浑身烂，烂到骨头架，痛苦死去。这是她一生的阴影。

奶奶拉扯她成人。她家里有父亲，哥哥，弟弟。农村的习俗是男人在外干活，女人在家做家务。妈妈有病，奶奶年迈，家里的女人只有她。从7岁起，她就开始伺候母亲，端饭。端尿盆。奶奶坐在炕上支使她做饭、做针线。

她有写作的天分，从小就写日记，打发痛苦和寂寞的时光。她记得她的第一篇“作品”，是10岁时写给叔叔的一封信，内容是：“二叔，快要过年了，奶奶向你要一袋面。”

家里太穷了。从小她就对自己说：快长大，快挣钱，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

10多年后，她实现了这个愿望。考上了大专，走出了深山，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老师，端上国家铁饭碗，7年后还当上了学校的主任。

然而，就在她逐渐攀登到自己人生高峰时，她得了怪病，时为2010年——当时，没有人（包括她自己）知道她得的是抑郁症。

她所在的县城，是一座美丽的山地小城。四面环山，风景秀丽。但是这里的精神卫生服务水平不高，没有独立的精神专科医院。她的治疗走过很多弯路。

一是诊断。她以失眠起病，6年后，才知道自己得的是抑郁症。诊断错误，自然不可能对症下药。

二是治疗。那时的林夕，以及她的家人，没有人听说过抑郁症，当然更不懂如何治疗。6年间，她服药稍有好转就减药、停药，随后复发。反反复复，两度入院，痛不堪言。

三是社会的歧视。当初她住进精神病院，是别无选择。丈夫说：“你想好了，出院后你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她说：“只要能睡着觉，我才不管别人说什么呢。”

出院后，她才明白丈夫的忧虑无不道理。同事来看她，小心翼翼的说着话，好像有意回避着什么。有爱开玩笑的同事，还刺激她说：“你可别爬上三楼往下跳，再犯病，我们还得拿两瓶罐头看你去。”甚至回到婆家，也听到家里人议论：“她到了我们家，对她这么好，什么也不用她干，为啥还得这病？”

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会活成什么样子？2017年5月30日，当坐上长途汽车踏上寻访之旅时，我想像着她。

在蜿蜒的山路中盘桓了3个小时，终于到了她所在的县城。此时已是中午，她和她丈夫在空旷的车站广场等着我。我终于见到了她：穿着艳丽的红色旗袍，面容清秀，眼睛清澈，眉宇间淡定从容。我有些不敢相认。

“先去吃饭。”她抢过我的背包，说。

到了城边一个“农家乐”餐馆，一桌人在等我，她一一介绍，这是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她穿梭来往，应答机敏；神采飞扬，言笑晏晏。

我不禁疑惑：“这哪是病人呢。”

吃完饭，又去采摘。同去的有她的小妹，她的一位闺中密友；还有一位50多岁的女人，她们叫她“李老师”。

在樱桃园，她们如快乐的云雀，我则心神不定。回去的路上，我对她提意见：“我是来采访的，不是来吃和玩的。”

她笑笑说：“我这么安排是有用意的。我给你找的人，都是见证过我过去的人。李老师是我初中时的班主任，对我很好。小妹在我得病的时候，一有空就陪着我，开着车带我去兜风，想法儿让我开心。”

我问她：你是怎么让大家理解并接受的？

她的回答很简单：“我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好好地活着。如果我比一个正常人生活得还好，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她对我讲述了她的家庭，以及她抑郁的经历。

（一）

病苦贫穷，是童年留给我的记忆。

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一个简陋的茅草房子里。墙是石头砌的，房顶黑乎乎的，窗户是木头格子，上面糊着薄薄一层黄色的纸。冬天风大，一吹就破。夏天下雨时，屋外大雨，屋里小雨。用脸盆子接着，还流得满屋子都是水。

家徒四壁，唯一值钱的家当，是一口红色的板柜。平时省吃俭用吃稀饭，到年底，还要向街坊四邻借粮。

母亲有病，长年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长满了褥疮。我七岁那年，家里实在没钱，母亲不治了，从医院回家，我开始侍奉陪伴母亲。疾病折磨着母亲，我看着她日渐消瘦，听着她夜以继日地呻吟，却无能无力。

这样的日子母亲怕是活够了，她寻死觅活，找卤水喝，央求我买老鼠药。我一不留神，她就会把绳子拴在门鼻子上。我整日提心吊胆，唯恐母亲寻了短见。

我眼睁睁看着母亲在痛苦中煎熬，渐渐走向生命的终点。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母亲终于如愿以偿地闭上了眼睛，结束了她35年缺衣少穿、饱受折磨的生命旅程，安静地躺在一口薄薄的棺材里。

我戴着白孝，跟在棺材后面，没有一丝悲哀。一条弯曲狭窄的山路通向坟地，母亲的棺材放了进去。我看着一锹一锹的黄土，堆起一个黄土馒头，很快抹平了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痕迹。

母亲去了，我与奶奶相依为命。她是一个素净的人。头发半黑半百，挽在脑后。三寸金莲，用青色的裹脚布裹着。她爱干净，也爱美，夏天花开的时候，她会折下一枝鲜花，戴在发髻上。

奶奶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教我做家务和做人。“早起三光，晚起三荒”，是她常念叨的经。每天早晨，她第一个起来，督促我起床。冬天，炕上放一个火盆，火烧得旺旺的，她盘着两条腿做针线。每到端午节，她都绣荷包，给每个荷包打上好看的穗子，分给我们兄妹三个。端午节那天，嘱咐我们把荷包扔到河里，让河水把一年的霉运带走，保佑我们平安无事。

奶奶有个红木柜子，里面锁着好吃的东西，钥匙别在她的腰带上。对于我，这个柜子好像一个潘多拉宝盒子，充满了**。夏天的杏、秋天的梨、冬天的柿子，亲戚送来的甜点和过年炒的栗子，都锁在柜子里。每次打开柜子，香气就会飘出来。

有一年春节，因为琐事，我和奶奶拌了嘴。我把栗子炒熟了，躺在炕上生闷气。奶奶叫我，我也不理。听他们边聊天边吃栗子，我在一旁委屈地暗暗掉泪。快开学的时候，奶奶打开柜子，取出一小袋栗子，叹息一声说：“你这丫头太犟了，说你两句，就生这么大的气，你吃不到过年的栗子，我心里不好受呀。拿着到学校吃吧。”我背过脸去，眼泪掉了下来。

一有空闲时间，我就照顾弟弟。母亲走去世的时候，弟弟刚四岁，矮小瘦弱。他喜欢和比自己大的孩子玩，常常被调皮的大孩子打哭了回家。每次看他哇哇地哭，我也忍不住掉眼泪，恨自己不能保护他。

少年的我，焦急地盼望着长大，盼着自己能够撑起一个家：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过年能吃上肉，穿上新衣服。

（二）

我患抑郁症要追溯到2010年4月。那时，我和老公在同一所乡村学校工作。老公从教10年后，考上了公务员，去县城上班。我们开始了分居生活，只有周末才团聚，这种变化让我很不适应。

在学校，我的主要任务是写材料。表面上我文文弱弱，骨子里倔强好强，敏感自卑。工作中出现一些矛盾，我就会陷入深深的纠结和苦恼中。

2010年4月，我在学校值完夜班回到家，疲惫不堪，上炕睡觉，可是怎么也睡不着。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我的耳朵异常灵敏，听见屋里闹钟的滴答声，还有山上的鸟叫和清晨公鸡的鸣唱。这之后，我开始断断续续失眠，变得焦虑，心神不宁，爱哭，无缘无故掉眼泪。呼吸困难，连喝水都恶心，没有胃口，每天被强烈的饥饿感包围着。

我尝试过中医、按摩、针灸，没有明显效果。神经科医生给我开了一种安眠类药物，开始吃一片，还能睡几个小时，很快就不管用了。家人和同事都对我说，安眠药会产生依赖，对大脑有损伤，人会慢慢变傻。我不敢加量了，失眠愈加恶化。

我开始恐惧夜晚，害怕睡觉。静静的夜，一个人在**翻过来覆去，躺下又坐起，不停地折腾。每当天色渐暗，我就像一个溺水的孩子，满心的担忧、焦虑和绝望。

一天夜里，无论怎么折腾，就是睡不着。我爬起来，站在六楼的阳台上往下看。我想：要是跳下去，就会结束这种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止境的痛苦，那该多好！我在阳台上徘徊着，思索着自杀的方式，比较着哪种方式比较体面，而且容易……那些日子，我天天被焦虑和恐惧包围着，哭成了唯一能够发泄的方式。整个人面黄肌瘦，憔悴不堪。

就这样挣扎了将近两个月，我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时小姑说市里有一家医院，专治失眠，是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小姑说完，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管它是什么精神病院，命都快没了，还在乎什么名声。”我毫不犹豫决定去看一看。

这是2010年端午节的前一天，我和丈夫去看病，医生给我开了抗焦虑和抑郁的药。回家后我遵医嘱吃药，可是吃完药，嘴里火烧火燎地干渴，脑袋木木的，胸口闷闷的，像堵了什么东西，憋得出不来气。连续两天彻夜不眠后，我彻底崩溃了。

天刚亮，我让丈夫请假，陪我再次去医院。坐在车上，我的眼睛涩涩地难受，眯眼歇着。到医院向大夫反映吃药后的情况后，医生不相信地说：“抗焦虑、抑郁和安眠的药都给开上了，怎么会不管事呢？”

我问她能不能住院治疗？她说：“住院要住一个疗程，14天。”我想都没想，决定住院。丈夫说：“你好好想一想，出院后会有人说你的。”我说：“只要能让我睡着觉，我才不管别人说什么呢。”

这是一个破旧的老医院，厚厚的铁门把院子分成里外两部分。里面住的多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者是没有家属陪护的病人；外面是病情较轻的患者，必须有家属陪护。我住在外间一个病房里，照不进阳光，白天都要亮灯。狭小的屋子一共五张床，床单和被罩都很旧。

晚上，我服下几颗小药片，静静躺在**。两个小腿一阵阵抽搐着疼，虽然迷迷糊糊的，仍翻来覆去折腾了很长时间。终于，药物发挥作用了，我老老实实睡了一夜。

睡着觉后，我心情慢慢好了起来。吃药最大的副作用是便秘，口干舌燥。可是只要能够睡着觉，这些副作用对我不算什么。

住院后不久，医生的诊断出来了，说我是一个敏感性格的人，对某些问题有意识地回避。具体是什么病，没给我下结论。

住院的日子是轻松的。我不再恐惧失眠后，情绪高涨起来。我洗衣服，和病友聊天。很多病友看我不像一个病人，很纳闷我为什么住院，我只含含糊糊说自己失眠。

14天住院生活很快结束了。回到家第二天，有同事来看我，我第一次感觉气氛的异样。他们小心翼翼地说话，顾左右而言他，言辞闪烁，好像有意回避着什么。嘱咐我几句，就急匆匆走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病耻感。躲着不上班也不是个事，我决定上班去。与同事闲聊时，我告诉他们我得了失眠症，住的是五院。我主动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省得大家猜来猜去，背地里嚼舌头。

工作之余，每天上午我到学校附近寺庙的树荫下去看书，晚上去跳广场舞。我遵从医嘱，定期复查，主动地向主治医生反馈信息。我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长期服药的病人，把断药当成治愈的尺子。在主治大夫的指导下，我慢慢减药，服用的药物越来越少。终于有一天晚上，我没有吃安眠药就安然入睡。我高兴极了，走起路来都是轻盈的。觉得天是那么蓝，生活是这样美好，快乐了好长一段时间。

可惜好景不长。停药半年多后，2011年春季，在没有任何事情刺激下，我突然又睡不着觉了。和以前一样，越想睡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紧张。我极度恐慌，浑身无力，出虚汗，胸闷气短。实在挺不下去了，又来到五院，这个我曾经以为不会再来的地方。

我找到主治大夫，她用埋怨的口气对我说：“你应该一睡不着觉，就把药吃上，春秋是这个病的高发期。”

按着医生开的剂量吃了一周后，我情绪好起来。但我依然为服药而焦虑，又试探着减药。2013年，状态最好的时候，我断了几个月的药，再次复发。主治医生说，这个病如果屡次复发，会越犯越重，可能要终身服药。她把药加到最大剂量，我又开始了漫长的服药之旅。

2016年5月，我睡眠改善，中午能睡着，夜里也还行，就是浑身乏力，情绪低落，没有力气，不想起床，觉得活着没意思。本来我是一个爱干净的人，一有空就墩地洗衣服，现在什么都不想干。不想吃饭，每天吃点小米粥充饥。不想在微信群里聊天说话，到班上更是没精打采，疲惫不堪。

我自觉情况不妙，找出以前医生开的药方，按最大剂量吃药。我还看了中医，熬药吃。两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丝毫转变。

我开始上网查找，就在这时，看到了抑郁症相关信息。对比之下，我不得不承认：我得的是抑郁症，而不是失眠症——这么多年我弄错了因果关系：我是因为抑郁而失眠，不是因为失眠而抑郁。失眠只不过是抑郁的一种症状罢了。

整整六年，直到这次再次发作，我才确认自己得了抑郁症。

（三）

2016年暑假，假期过了大半。我鼓起勇气给我的主治大夫打电话，说了病情。主治大夫建议我住院治疗调整。

再次来到医院，一脸茫然地站在昏暗的过道里。虽然过了六年，这里没什么变化，依然是破旧狭窄的病房，发霉的床单和被罩，目光呆滞的病人，无可奈何的家属。对这个破旧的地方，我却心存感激，是这个地方收留了我，救了我的命。

第二次住院，我真真正正地领略了抑郁症的痛苦。医院确诊我为中度抑郁症，换掉了我以前的药，开了米氮平、舍曲林，早中晚都服用。

治了一段时间，本来已经有所好转，但抑郁症就是这样不可捉摸，一天我的病情又急转直下，由中度抑郁迅速转向焦虑。那天的日记是这样记录的：

“外面的天沉沉的，下着瓢泼大雨，这是今年暑假最大的一场雨！我觉得心里火苗突突地冒，浑身燥热，汗流浃背，再也躺不住了，就坐起来。心跳的厉害，感觉整个人不受自己控制。我让丈夫给我捶打前胸和后背！汗不断地流，嘴里干渴得厉害，不停地喝水。胃里火烧火燎的！”

从那天起，焦虑占了上风，中午我再也睡不着觉了。一到中午，就恐惧，觉得有电话铃声在响。每天下午是最难熬的，天气热，心如油煎，身上不断出汗，时不时心悸，感觉身体要爆炸。躯体焦虑和心底的绝望，让我感觉如同在地狱。这时我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抑郁症患者选择自杀。

我记得在医院有两次严重发作。一次是下午，正洗着衣服，突然觉得心跳加快，心好像要跳出来，手僵硬不听使唤，全身抖，整个人摇摇晃晃的。我赶紧让丈夫把衣服拿出去晒，自己到外面狂走一阵子，才缓过来。

还有一次是阴天，我和丈夫到附近一个小区溜达。丈夫和小区的人玩牌，我在一旁看着。汗不停地流，胸口闷闷的，呼吸非常困难。晚饭时，丈夫要了两碗面，我勉强坐下，脑袋突然一片空白，汗一股股流下来。我勉强吃了几口，逃也似地离开了饭店。站在马路边上等车，晃晃悠悠地险些摔倒。回到病房，我一下子瘫倒在**。那段日子，我心情绝望到极点。丈夫的同事到病房来看我，看着她穿着漂亮的裙子，绝望地想，我再也穿不上漂亮的衣服了，我将永远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接下来的十多天，我度日如年。在医院实在住不下去了，我决定回家休养。

回到家，上午症状轻些；中午吃完饭，整个人陷入焦虑。焦虑好像是海，我的头好像淹在海水里，呼吸困难，胸间像有一团火球，灼热疼痛。

我不想一直在家呆着，决定去上班，可心里很害怕。怎样面对同事异样的眼光？上班的头天晚上，我早早吃了药，很快睡着了。早晨走进校园，校长和几个同事都在操场上。我打起精神，鼓足勇气，尽量让自己放松，主动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

下午，焦虑又来了，我感觉手脚僵僵的，不听使唤。整个身体发紧，胸口燥热，好像有一口血要吐出来。我怕同事看到我狼狈的样子，把门关上，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上班意味着生活步入了正轨。一个闲隙，我想找校长谈谈。鼓足勇气走进他的办公室，告诉他我得了抑郁症。他淡淡地说：“身体是重要的，不要多想，好好养病。”

他没提我住院的事，我怅然若失。也许我是怀着一颗让领导怜悯的心来的，可我错了。职场是残酷的，没有人会同情一个弱者和病人。当我走出校长的办公室时，我茫然无措，像小孩子一样无助。

（四）

万般无奈，只能自己救自己。听人说锻炼身体可以治抑郁，我咬牙走上了这条路。

好在这时我工作不忙，锻炼身体有充足的时间。每天下了班，我换上运动服，去附近的山上转。身体很虚弱，很久没有爬山了，爬起来很吃力。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向山顶走，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下山的时候，两腿发软，像是踩在棉花地上，飘飘悠悠的，有点眩晕。好容易到了家，身子像是散了架，脑袋空空。

但出完汗以后，身体那种胀满气、胸口堵的情况略有缓和。从那以后，每天下班，我都会去爬山。坚持了一些日子，身体不再飘忽了，汗也不像以前出得那么多。中午老觉得手机响的毛病也减轻了，不知不觉能睡一会。

在抑郁发作的这段时间里，我头发长了很多，添了很多白发。药物的副作用，再加上这么长时间的折腾，我脸色暗黄，头发凌乱，整个人憔悴不堪。

丈夫一向不注重外貌，这时也看不过去了，多次催我去理发店做头发，我一直不敢去。做头发需要很长时间，我能坐得住吗？一天下午，我终于下决心去理发。从1点多一直到天黑，坐了整整四个多小时，还好，挺住了！真是不容易！回到家，我感觉自己被掏空了一般，胸口热热的。

一个同学打电话来，再三要求一起聚聚，我无奈答应了。到了那天，我早早做好准备，等待的时候，又开始冒汗，手哆嗦，心里发紧，老想去厕所。进了饭店，我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拿筷子的手直哆嗦，向同学表示了祝贺就提前离开了。走出饭店，我如释重负。

那段时间，我和丈夫激烈争吵了一次。一天下午，丈夫在客厅里玩手机，我百无聊赖，走过去勾着他的头，说我很难受。丈夫粗暴地推开我，一脸不耐烦，冷冷地说：“可逮着一个礼拜天放松放松，你又烦着我。你有病，总粘着我，我不能好好上班，领导对我冷嘲热讽，我没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没有朋友。这样下去我都快抑郁了。”

听着他的抱怨，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立刻收拾东西要离开家。丈夫堵在门口不让我走，我赌气到另一个卧室待着。他进来向我道歉，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冷静下来，我也很心疼他。陪着一个抑郁症的妻子，走过这么多年，何尝不是另一种煎熬。

（五）

对林夕的采访，也是关于抑郁症治疗的探讨和交流。久病成医确实不假，现在的她，已熟知很多精神医学知识。她的关于抑郁症药物防治、康复的经验，都是从自己的痛苦中总结而来。

她最可贵的心得是打消病耻感。她认为，抑郁症虽然痛苦，但并非绝症。只要无惧病耻，面对现实，及时治疗，坚持到底，就一定能治好。

在病中，她了解到很多患者避讳精神疾病，不敢去精神病院看病。“这就是病耻感。有病就医是天经地义的事，去掉病耻感，勇敢走进精神科医院，你的病就有希望了。”

我非常赞同她的观点。但我知道，去除病耻感，不只是患者自己的事情，病耻感更多来自社会的歧视，要去除病耻感，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那么患者能够做什么？林夕现身说法：不向命运低头，不自暴自弃，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活得不比任何人差，这样就没有人能轻视你。

“我不需要怜悯，我要昂起头，骄傲地活着。”她说。

在办公室，林夕打开她的电脑，给我看一个文件夹，其中密密麻麻全是她写的文章。她说：“写作帮了我很多，给了我力量。这一两年，我逐渐想明白，我得抑郁症，主要还是源自于我内心的冲突。写作可以通达我的内心，让我平静下来。”

听了她的话，我既惊且喜。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写作是心灵秩序的重建，是清理自我、和自我对话的手段，相当于自己做自己的心理医生。无师自通地，林夕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写作的疗愈作用。

回京后，林夕把她的文字整理出来发给我。总共十几万字，都没有正式发表过。我大体浏览一遍，大多是写自己的故乡、童年、亲人、朋友。文笔细腻而质朴；当然，也不够圆熟。

我对她说：“如果你是一个名人，这些文字雕琢一下就可以发表了。”

她说：“我不在意是否发表，这是我写给自己看的。写作把我从人生的谷底拉出来，让我战胜了病耻感。”

于是我请她谈一谈和写作的因缘。

（六）

我人生有两次失败，分别是中考和高考落榜。

小时候家里太穷了，我从小就梦想从这个家跳出去，永远不回来。要实现这个梦想，唯一的手段就是考上中师，换个粮食本，端上国家的铁饭碗。

可是谈何容易！在我们这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多少年才考上一个中师。我学习成绩平平，中考成绩揭晓，毫无悬念地落榜了。

7月的夏夜，我一个人躺在河边的青石板上，仰望星空，听着潺潺流水，内心无限惆怅。我将永远生活在这贫穷的大山里吗？我把苦闷和彷徨寄托在笔尖上，任心事从字里行间恣意流淌。记日记成了我的习惯，帮我摆脱痛苦，这大概是写作对我最早的安慰吧。

三年后，高考来临，我又一次落榜。失败再次击垮了我，我不甘心，拼死抗争之下，家里人同意我复读一年。

本来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要命的是，我竟然在最不恰当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孩。课余时间，和几个男生打乒乓球，我注意到一个男孩，个子不高，沉默寡言，但笑容很灿烂。看到他，我就很高兴；他不来，就莫名其妙地失落。他是这个村的人，很调皮，爱打架，学习优秀。我骨子里喜欢调皮、反叛、聪明的人，因为我乖顺、普通、孤单。

后来这个男孩主动接近我。他讲他小时候淘气的事，我总是一脸崇拜地看着他。我们来往越来越多，好景不长，我是复读生，家里穷，要努力考公费；他年龄比我小，聪明，家里条件好，能考一个好大学。一天晚上，他找到我，犹犹豫豫地说：“你很好，是我不配，我们分手吧！”说罢就走了。我呆在那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心好像被人摘了去，空空****的，常常无缘无故掉泪。老师讲课也听不进去，仿佛变了一个人。

高考的时候，天阴沉沉的，电闪雷鸣，下着瓢泼大雨。我看着试卷，脑子里一片空白，平时很简单的数学题，一个也不会。我知道这次又考砸了。

回到家里，我心如死灰，每天被内疚和自责纠缠着。我对不起父亲，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供我上学和复读；我更恨自己，鬼迷心窍；我更怨恨男孩，在高考前弃我而去。我沉浸在悲伤里，不能自拔，只能把忧伤和绝望写进日记里。文字像一个朋友，包容我，接纳我，抚平我心上一道道伤痕，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大学没读成，最后我不得不上了石家庄一个师范专科学校。两年后毕业，分配到老家一所乡村中学。在那里，我经受了人生最大的打击——得了抑郁症。

现在回忆，抑郁可以追溯到1997年。我怀揣一颗骄傲的心走进新单位，被安排到一个阴面办公室。对于这间办公室，我耿耿于怀。它夏天闷热，冬天奇冷，阳光照不进来。在这样阴气重、不见天日的办公室办公，我非常压抑。

那时，我的工作是写材料，在学校里很边缘。我怎么努力也融不进老师群体，却经常和领导打交道，整天小心翼翼，唯恐出错。几年后，机缘巧合，我当上中层干部，这下压力更大了。我做事还行，但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差。面对矛盾冲突，我死磕，不圆融，整个人变得越来越紧张。

有段时间，我负责学校教师的考勤。这是个得罪人的活。有一个老教师，出了名的难缠，校长都怵他几分。有一次上午他签到，把下午的也给签上了。我责问他，他恼羞成怒，撒泼耍浑，我被气得说不出来话。有几个老师幸灾乐祸看热闹，领导躲在屋里不出来。我十分委屈，忍不住哭了起来，情绪低落了很长时间。

积郁成疾，2010年4月，我得了抑郁症，陷入深深的恐惧中。我觉得同事们在背后指指点点，嘲笑我，议论我。我感到绝望，写日记成了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我记录下抑郁症的症状、治疗过程、心理变化，亲人的陪伴和朋友的爱。渐渐地，我平静下来。

生活为我关上一扇门，文字为我打开一扇窗。每次心有所动，我会端坐在电脑前，用手指敲打着键盘，让文字变成一个故事，一段感悟。写作已如吃饭睡觉一样自然，融入我的生活。我沉浸在写作中，忘记时间，忘掉烦恼，忘记自己是一个抑郁症患者。

最值得我欣慰的是，我用文字打开了通向儿子精神世界的大门。我曾经给儿子写过一封6000字的长信，坦诚与儿子交流，最终我们母子心意相通。

1997年农历六月十九，儿子降生了。但我没有初为人母的喜悦，听着他的啼哭声，我心烦意乱，暗想：“为生你我差点丧了命。”我吃不下，睡不好，常常无缘无故掉眼泪。现在想想，当时应该算是轻微的产后抑郁。

小时候我没有得到过母亲的爱，当了母亲，也不会爱孩子。儿子刚学会走路那阵，我带他出去玩。路很远，我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也许是累了，儿子拽着我的衣服，要我抱。我挣脱他的手，不耐烦地说：“自己走！”他瞪着眼睛，满脸委屈，抽噎起来。我更加心烦，自顾自地走在前面，儿子边哭边在后面跟着。回到家，看到儿子满脸泪痕，婆婆心疼不已。

儿子长得很快，不知不觉间由一个懵懂幼童变成高高瘦瘦的少年。我得病时，他正在青春期，又赶上升学的压力。我住进医院，丈夫陪床，只有爷爷陪他。他不知道我得了什么病，很少给我打电话，即使打了，也不知道说什么，每次说两句，就是长长的沉默。

因为我的病，丈夫对儿子少了耐心，常常几句话不合就动怒。儿子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我满心愧疚，有一次请他吃肯德基，想和他好好说说话。我们两个相对而坐，不知道该说什么。看着他突出的喉结，不开心的脸，我眼睛一热，眼泪滚落下来。

我知道不能这样持续下去，怎么办？最后想到和儿子文字沟通。我给儿子写了长信，边写边哭。儿子看完信后，什么也没有说，但以后的日子，他的心一点点打开，脸上的笑容逐渐多起来。我揪着的心落了地。如今他已是一个成熟的、阳光的大男孩，在南方一个城市读大学。

到了2016年11月，我把这些年散乱的文字整理成篇。通过梳理与自我对话，我发现抑郁症也没那么可怕，自己也不是最倒霉的人。我从怨恨和恐惧中走出来，接纳疾病，与命运握手言和。

2016年8月，我第二次出院。从那时到现在，是我状态最好的一段时间。我正常工作、生活，与同学聚会，外出游玩，写文章，锻炼身体。我常常骄傲地想，我是一名抑郁症患者，我更要好好活着给别人看，要比那些没病的人活得还要好。我受的苦，遭的罪，最后都要变成光，照亮我短暂的人生。

每个周末，丈夫都带我到附近的水库玩儿。一天，经过一条水泥路，道路两旁是挺拔的杨树。当时正是秋季，叶子已经黄了，秋日暖阳洒在高高的树顶上；树的左边是水库，右边是小山，一切是那么祥和而安宁。一种活着很美的感觉涌上心头，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活着了无生趣，在抑郁反复的痛苦中，我差点走上了不归路。

（七）

采访林夕的第三天，她邀集几个同学，和我同游她家附近的一段野长城。

这段长城位于县城西南30公里的崇山峻岭中。此地高山对拱，地势险要。明洪武年间，徐达于此设关，建城堡。万历三年（1575年），戚继光曾率兵由此出关阻击来犯之敌。

同游的几位都是她的初中同学。有闺蜜，也有的多年未见，是她病后联络上的。前些年，她忙于单位烦琐的事务，情绪起起落落。不期而遇的疾病，让她停下脚步，重新审视自己与家人、友人、邻人的关系。她加入同学群，成了活跃分子，安排给有病的同学捐款，组织同学聚会。这些同学在她最困难的时候，陪伴她渡过艰难岁月。

她还记得，一位朋友送给她一个花瓶，插了三朵盛开的鲜花，对她说：“每天看着鲜花，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她知道没那么容易，但她理解朋友的爱心，是希望她在荒芜的心园里，播下花的种子；等春天来了，就会开出美丽的花。

这是正午时分，烈日当头，山间别无游人。好在凉风习习，不觉得燥热。一队人沿着古城墙鱼贯攀行，完完全全地被大山淹没了了。

攀上山顶的烽火台，万里河山尽收眼底。她对我说：“人到了四十岁，要随着自己的心意生活。怎么觉得舒服，就怎么活。闲时出去看看山水，此时的山是山，水是水。山你可以看得很远，水你可以看得很清。”

到现在，我得抑郁症断断续续已经有七年的时间。如果我自己不说，没有人能够看得出来我我曾经是一个抑郁症患者。

这七年，除了两次住院，我一直坚持上班。那时我的症状明显，心慌气短，手拿笔哆嗦。但我坚持了下来。能够工作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幸福。工作让人有价值感，回归社会，恢复社会功能，是抑郁症患者康复最重要的标志。

和同学在一起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尤其是初中的同学，我们相伴走过三十多年。现在我们经常在一起聚餐，出外游玩。登高望远，踏青赏花。山坡的阳面开满杏花桃花，娇艳明媚；阴面的野杜鹃紫色如烟，淑静娴雅。红瓦白墙的农家影影绰绰，青砖砌就的古长城，巍峨壮观。人是大自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抱，所有的焦虑和不开心，都如云一样飘散。

我学会了用电脑制作美篇。每次聚会、旅游回来，我都做成美篇记录下来。短短一年时间，我做了159个美篇，总访问量1.5万次。同学们也特别喜欢，愿意招呼我一起玩。

有一位朋友，她的老家很偏僻，到现在还没有通车。一次家里杀猪，邀我去她家吃猪肉。深山里的空气很新鲜，清浅的小溪里，小鱼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山上不知名的野花，自顾自芬芳。她家则是一片忙碌景象。东边大锅里冒着腾腾热气，热情好客的老妈妈在捞金黄的小米饭；西边的大锅香气扑鼻，红烧肉冒着清亮的油。外面还支着一个锅，在煮血肠。亲朋好友在一起说说笑笑。回家后我做了一个美篇，发给她和家人朋友看。他们都夸奖我写得好。

我学会了爱自己。曾经我是一个懒女人，整天素面朝天。随着年龄的增长，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黄脸婆。病情好转后，我买来化妆品，对着镜子画眉、涂口红。我逛街买自己喜欢的衣服，用心琢磨衣服的搭配。适当穿着打扮，我的面貌焕然一新，精气神大增，好像换了一个人。

我还学会了爱他人。我加入了一个“正能量群“，担任副群主。这是一个给孤寡老人送温暖的公益微信群，每月一次捐款和慰问活动。我到孤寡老人家，和他们聊天。我把每月一期的活动做成美篇，发到朋友圈里去，带动朋友加入传递爱的队伍中。

我在两个“渡过”读者当群主。每当抑友有困难寻求帮助时，我竭尽全力帮助他们。一位患者和我职业相同，是教师，吃了很多药也不管用。我帮她判断情况，建议她正规治疗。她最终勇敢地走进精神专科医院，得到了专业的治疗。一个月后出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战胜病耻，正规治疗，写作疗愈，自渡渡人，可以概括为我的治愈经验。我现在还在服药，但药物的副作用基本消失。躯体症状不那么明显，内心的焦虑、恐惧和紧张在减少，社会功能也在渐渐恢复。

凡事有利有弊。抑郁的原因多种多样，抑郁本身也是一笔财富。很多人经受住抑郁的考验，翻开了命运新篇章。人生的路坎坷起落，有时看似山穷水尽，实则就要峰回路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怎么难都要咬紧牙关挺着，说不定熬着熬着，就熬出了一片新天地。

在和我的谈话中，林夕多次提到，在她工作的学校附近的山上，有一座寺庙。难受的时候，她会一个人去寺庙，在寺庙外一棵古树下看书。

乡校、寺庙、古树，激发了我很多想像。采访的最后一天，我提出：带我去看看那座寺庙吧。

寺庙掩映于深山之中，山上是郁郁葱葱的松树。它离林夕工作的学校还有一段距离，去那儿，要穿过一片荒芜的原野。屈指一算，她在这里工作了14年。14年间，日出黄昏，她不知道多少次爬过这座山。她说：“我最喜欢在冬天爬这座山。寒风萧瑟，行人寂寂，暮鼓晨钟，梵音袅袅。山鸟隐于林，黄土裸于野。冬天的山，坦诚、真实、沉稳、包容！”

我能听出她的潜台词。十几年职业生涯的拼搏是艰难的。而这座山，对于心性敏感的她，无疑是一种抚慰。爬山对她不仅是锻炼身体，更为她愈合了许多人生的伤口。

“病的时候，我的心很灰暗，常常望着山沮丧地想，我的人生彻底完了，我再也不能爬山了。后来病好了点，我下决心继续爬。在大山的怀抱，我是一个孩子。”走向寺庙的时候，她对我说。

山上寂静而清亮，荒野无人，万籁俱寂。

山风呜呜地从耳边刮过。脸很冷，脚下很温暖。

（本文自述部分为林夕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