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秋，我们再次忙碌起来，辗转各地进行访问和旅行演讲。在华盛顿，我们乘坐过摇摇晃晃的无轨电车；在纽约州，我们搭乘过停在农舍前收牛奶的早班车。

抵达得克萨斯与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洪水才刚退去不久，路面上的积水依旧很深。我们安坐在车里，却依然能够感觉到洪水汹涌的拍打。突然，外面传来“呯”的一声巨响，乘客们惊诧地回过头，只见一截粗大的浮木撞击到了车厢上。水面上四处漂浮着牛马的尸体，那景象太可怕了。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竟拖着一株连根拔起的大树行进许久。

当时邀请我们前去演讲的有城市里的学校、妇女团体，也有乡村和一些矿区组织，工业都市和劳工团体有时也会对我们发出邀请。在深入各个不同的阶层之后，我对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领悟，并意识到自己过去的许多想法都太天真了。我曾经以为，哪怕自己又聋又瞎，只要肯努力，也必定能够获得幸福，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命运永远无法将我们推入深渊。但我却忘记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那就是我之所以能够获得幸福，克服重重困难，全有赖于别人的帮助。我是那么幸运，我拥有幸福的家庭，疼爱我的父母，还有莎莉文老师，以及那些不断向我伸出援手的好友，因为有他们，我才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也才能够成就今日的自己。但一开始，我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

如今我深有感触，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比我想象中更为深远。在与工业区和矿区的贫苦劳工接触后，我尤其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这种想法逐渐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但我并未因此而陷入悲观，而是更加坚定地认为，人类应该相互帮助。现实环境虽然残酷，人类却永远不该放弃希望，处于顺境中的人应该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

我在1914年1月的时候，首次横越了美国大陆，最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当时母亲与我同行，这给我带来了不少方便。母亲热爱旅行，而我终于有机会带她饱览美国大陆的风光了。

我们演讲旅行的第一站是加拿大的渥太华，接着是俄亥俄州。途中我们将会经过伦敦，回到密歇根州，随后进入明尼苏达、爱荷华，一直向中西部挺进。

在这次旅行中，母亲一直兴致高昂，只是不时会担忧我的身体能否承受这种奔波。到达加州的时候，母亲高兴极了，她非常喜欢加州，尤其是旧金山的海滨，常常在黄昏时候流连沙滩。她数次赞叹加州的气候，以及那令她流连忘返的海滨风光。

我们搭乘汽船出海的时候，母亲又爱上了跟随在船尾飞舞的海鸥。她拿出食物，将它们引诱过来。母亲是个天生的诗人，她描述落日余晖下的金门桥时，口中的句子如同吟诗般美妙。她无比崇敬地告诉我，美国杉是“自然界的国王”，它的庄严肃穆更甚于山川大泽，令人赞叹折服。

我一边书写一边回忆当时的愉悦，那点点滴滴的快乐再一次清晰地浮现在我心头。我仿佛又回到了“崖之家”，在奇岩林立的海边嬉戏，在那长满蓝色、黄色小花的可爱沙丘上留下一串串脚印。

我站在双子海角，深吸着大自然的清爽气息，母亲突然将我拉到了她的身边，感慨地说道：“在如此美丽宜人的景象面前，所有的悲哀与不快都烟消云散了。”

从这个海岬可以看到远方的城市，以及沿着海岸线伸展的繁华街道。还有街市上的钟楼，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班轮渡鸣响汽笛从港口缓缓驶出。

1914年10月，我开始了第二次横越大陆的演讲旅行，这一次陪伴我的是秘书汤姆斯小姐。

秘书的工作非常劳累，从接洽、约定演讲事宜，到修改日程，收拾善后，事无巨细都要一手包办。这些琐碎的事情，有时确实令人烦闷，幸而汤姆斯小姐非常能干，将问题处理得井井有条之余，还能将我的生活照料得一丝不苟。我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汤姆斯小姐的帮忙，我将会陷入怎样的困境。虽然卡内基先生资助了我们很大一笔款项，但我们绝不会因此就对工作产生懈怠，再说我们的开销其实并不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我们很难再像过去一样，随心所欲地进行演讲旅行了。战争的浩劫撞击着我的心，面对那不知何时才能终结的杀戮，我已经无法再像从前那般轻松地说出慈善的话语。在那段时期，我常常在梦中惊醒，眼前仿佛看见流血和杀戮的过程。那段时间，依然有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向我约稿，希望我能创作一些新潮而有趣的文章，但那时的我，满脑子都充斥着枪炮声和军民的惨状，那种状态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呢？

我收到过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但却不能为他们提供丝毫帮助，这一度让我感到悲痛和遗憾。事实上，当时的我已经自身难保了，必须依靠四处演讲来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随之展开了热烈的反战运动，希望借此阻止美国加入世界大战。当然，也有和我们持对立意见的团体，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美国加入战争，老罗斯福总统就是其中一员。

我和莎莉文老师都坚决反对战争，我们一致认为，远离战场才是美国最正确的选择。因此，从1916年开始，我们便在堪萨斯州、密歇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进行反战演讲，但可惜的是，我们最终没能阻止美国。

我们前往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宣传我们的思想，可能是豪华的礼堂，也或许是临时搭设的帐篷。许多听众与我们产生了共鸣，支持我们的行动，但令我深感遗憾的是，当时的媒体多半不站在我们这边，其中一些报刊的态度更是转变得令人感慨万千。过去，他们将我称为“时代的奇迹”或者“盲人的救世主”，但那个时候，只要我演讲的内容稍微触及政治，他们便会展开大肆抨击，说我是左翼的走狗。

听众中当然也有不同意我们论调的人，当时政府正传播战争思想，全美各地的参战情绪都在迅速高涨。

那时的社会实在太令我失望了。1916年秋天，我感到身心疲惫，于是沮丧地回到了连杉。可这里也无法让我振奋起来，当时汤姆斯小姐请假回了苏格兰，梅西先生也早已离开（编者按：梅西先生与莎莉文于1914年分居），迎接我的只有女仆易安。她将房子装饰得焕然一新，并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园子里的花很快便要绽放，但那时的我怎么可能有赏花的心情呢。最后，我给母亲打了电话，希望她前来陪伴我，这才稍微排遣了孤寂的情绪。

不久之后，由于长期的疲劳奔波，莎莉文老师病倒了。她一直咳个不停，医生建议她在冬天之前搬到布拉夕度湖畔，那里的气候或许对她的病情有好处。如果莎莉文老师也离开的话，我的家人们就真的天各一方了，我也再没有能力继续雇用易安，我们是这么喜欢她，若是连她也离去，连杉的生活还怎么继续呢。

这件事让我苦恼不已，使我根本不能静下心来思考和工作。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对人生失去了兴致，这让我恐惧不已，并常常会想：“如果莎莉文老师也和我一样这么悲观，那该如何是好啊？”

我无法想象没有莎莉文老师的世界，那一定太寂寞太无趣了。若是有一天她离开了我，我该怎样去面对生活啊！每每思及此，我的心中就涌上一层层的不安。

正是在这种无助的心绪之中，一位青年拨动了我的心弦。

那天晚上，我正坐在书房里沉思，那位暂时替代汤姆斯小姐职务的年轻秘书走了进来。他向我倾吐内心的关怀，他的声音平静温柔，又极其真诚，让我深感意外。他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结婚，他将伴随我的左右，为我阅读，为我搜集资料。一切莎莉文老师为我做的事情，他都能够为我做到。

他的这份爱意让我感到惊诧，同时内心又升腾起一种难以自持的喜悦。我多么想将此事与莎莉文老师和母亲分享，但他却阻止了我，他说：“现在还不到时候。”

停顿片刻后，他又接着说道：“莎莉文老师正生病呢，而你的母亲也不喜欢我，要是这样贸然地告诉她们，一定会遭到反对的。让我们慢慢来，等到合适的机会再告诉她们吧！”

那之后，我们一同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有时肩并肩漫步在森林里，有时一起坐在书房中，而他则负责念书给我听。

直到某一天早晨，我刚从睡梦中醒来，母亲就急匆匆地冲进了我的房间，问道：“天哪，海伦，今天的报纸上刊登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说你已经答应和别人订婚了？”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双手止不住地颤抖着。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整个人都惊呆了，同时我也想为对方掩饰，于是脱口而出道：“这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报纸上尽登一些荒唐的消息。”

我不仅对母亲撒了谎，对莎莉文老师也同样如此。母亲迅速地将他辞退了。直至今日，我依旧不明白，为什么当时自己要撒谎，那个谎言为母亲、老师以及那位年轻人都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痛苦。我的一场爱恋也因此而走向了终结。

充满烦恼的这一年终于过去了。

布拉夕度湖的冬天同样非常寒冷，老师的病没有因为搬到此地而有所起色，因此到12月底的时候，老师就和汤姆斯小姐一起去了暖和的波多黎各，一直到翌年4月才回来。

她们在波多黎各的时候，每个星期都会给我写信。信中常常描绘波多黎各的美丽风光，还有许许多多她们从未见过的花卉。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参战了！这个消息让老师深感意外，并于4月间提前回到了连杉。虽然回来了，但实际上老师的身体一直到次年秋天才完全康复，因此，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根本无法继续演讲旅行。

没有演讲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我们的存款开始一天天减少，为了生活，我们决定卖掉连杉的房子，另寻一处比较小的住宅。

到了确实要离去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怀实在令人鼻酸。一桌一椅似乎突然变得分外可爱，让人不忍抛弃。尤其是那张我经常用来写作的书桌，还有装载着我珍宝的书橱，以及伫立在庭院前的大落地窗，还有那棵樱花树下摇晃的安乐椅，一切都让我难舍难弃。

但离别总是不可避免，我挥泪与它们告别，将它们珍藏在我记忆中的一角，时时怀念。

带着无限的感伤与无奈，我们离开了这幢居住了长达13年之久的房子。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即便它不再属于我们，这可爱的房子也将会为新的住户提供美好的时光。

现在，这幢房子成了波士顿约丹?马许百货公司的女员工宿舍。虽然我已经不再是这幢房子的主人，但我对它却依然存着一份关爱。那里铭刻了太多值得我细细回味的往事，见证了我生命中最美好、最珍贵的10年，有欢笑，也有泪水，而最重要的是，它充满了生命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