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那年冬天，我原本快乐阳光的生活却被笼罩上一片厚厚的乌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生活在恐惧和疑虑中，我的情绪沮丧极了，对读书也丧失了兴趣。甚至到今天，一想到那件令人恐怖的事情，我仍旧心惊胆战。

事情起因于我写的一篇叫《霜王》的短篇小说，完成后我把它送给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安那戈诺斯老师，没想到却因此招来了麻烦。为了说明事情的真相，我认为有必要把这段经过写出来，以此证明我和莎莉文老师的清白。

《霜王》是我的处女作。有一年夏天，我们在“凤尾草石矿”别墅住的时间比往年要长，莎莉文老师就给我讲各个季节的景色是如何美丽动人，她精彩的描述触发了我头脑深处的记忆。那个故事是很早以前有人给我讲过的，我不自觉地记住了。

当时，我认为那个故事就是我自己“创作”的，于是赶忙把它写了出来。我文思流畅、洋洋洒洒，全身心地沉浸在创作故事的快乐中。笔尖在盲人专用的布莱叶纸板上跃动，我用流畅的语言，将那个故事生动、形象地写了一大篇。

假如现在有现成的文思轻易地跃入我的脑海，那我敢肯定，它一定不是我思想的原创，而是从别人那里看来或听到的。但是，那时我还太小，又刚开始学习写作，因此对这种界线很难分得清。

即使是现在，到底哪些东西是我自己思想的产物，哪些是从别人的文章或句子中学来的，我也区分得不是很清楚。我想，这或许就是源于我只能借助别人的眼睛“看”世界的悲哀吧！

小说写完后，我还很得意地读给莎莉文老师听。我现在仍然记得很清楚，我为那些美妙的文字是如何的陶醉，又是怎样被那些读音不准的词所困扰的。吃晚饭时，我还兴奋地将它读给全家人听，家人都惊讶不已，没想到我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也有人问是不是从某本书上摘抄的。

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很委屈，因为没有人给我讲过这个故事。于是，我坚定地回答说:“不，谁也没有为我读过这个故事，这是我自己写出来的，我要把它敬献给安那戈诺斯老师。”

然后，我又重新誊写了一遍，把《秋天的树叶》改成《霜王》。我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安那戈诺斯老师。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生日礼物，竟给自己带了无尽的烦恼和屈辱。

安那戈诺斯老师读过这篇小说之后，也很喜欢，于是，就把它推荐给柏金斯盲人学校的校刊。这让我十分自得，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但很快，我就陷入痛苦的深渊。在我到达波士顿后不久，有人说我的《霜王》与玛格丽特?康贝尔小姐的名叫《霜仙》的一篇小说有很多雷同之处，这篇小说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写成了，它收录在一部名为《小鸟和它的朋友》的小说集中。两篇小说在内容和修辞上都很相似，因此，有人说我的故事是抄袭康贝尔小姐的。

起初，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当我慢慢弄清以后，感到匪夷所思，痛苦莫名。

我遭受的打击真的不是一个孩子能够承受的。我为自己感到委屈，而我最敬爱的莎莉文老师也受到我的牵连更令我痛苦万分。但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回想自己在写《霜王》之前，在我读过的书中，是否有描写霜的文章或书籍。我实在想不起来，只是记得有人对我讲到过杰克?费罗斯特，也记得他有一首写给小朋友们的诗，叫做《霜的异想天开》，可我并没有引用诗中的词句啊！

一开始，尽管安那戈诺斯老师也受到了这件事的困扰，但他是信任我的，因此对我很温和。为了使安那戈诺斯老师宽心，我强作笑脸，尽量表现得开心快乐。然而，事情却还在恶化。

为庆祝华盛顿诞辰，同学们编排了一个短剧，在剧中我饰演谷物女神。演出那天，我身着靓丽的服饰，头上戴着用树叶和鲜花编织成的美丽花环，手脚上挂着水果和谷物。可是在这热闹的外表下，我的内心世界却充塞着深深的忧愁和痛苦。

学校有位老师再次向我核实有关那篇小说的事情。我告诉她，莎莉文老师以前曾经为我读过杰克?费罗斯特的作品。可不知为什么，我说的是费罗斯特的作品却被她误认为是康贝尔小姐的《霜仙》。尽管我反复强调她理解得不对，但她还是坚持把这个错误的结论告诉了安那戈诺斯老师。

在此之前，安那戈诺斯老师一直很喜欢我，对我爱护备至，但在听了那位老师曲解的话之后，就误以为我是在欺骗他，因此对我的辩解一句也听不进去。他竟以为我和莎莉文老师为了得到他的夸奖，故意抄袭、剽窃别人的作品。紧接着，我被人带到了由柏金斯盲人学校的老师和员工组成的“法庭”上，去接受“审讯”。

开庭时，他们有意把莎莉文老师支开，然后反复“审问”我，逼问我是否有人为我讲过康贝尔的小说《霜仙》，想使我被迫承认这件事是真的。从他们的每一句问话中，我都感到极大的不信任，而且我的直觉还告诉我，安那戈诺斯老师正用责备的目光看着我，那种难言的滋味真是无法形容。我心烦意乱、语无伦次地回答着他们提出的问题。尽管我知道这只是一个误会，可自己内心的痛楚却无法因此而减少。

“审讯”结束后，我觉得晕头转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的。对莎莉文老师和朋友们的劝慰，我几乎没有心思去听。

那天晚上，我越想越觉得委屈和伤心，于是躺在**放声大哭起来。我哭得天昏地暗，浑身颤抖，心里想，我可能活不到明天了。这么一想，心情反倒放松下来。如今回想起这件事，幸好那时年龄小，心思要单纯得多，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成年以后，我一定会承受不了而精神崩溃的。也幸亏人有遗忘的天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痛苦和忧伤才渐渐淡化了。

莎莉文老师坚信她从未给我读过《霜仙》这篇小说，她自己也没有见过康贝尔小姐的那本小说集。

莎莉文老师决定将此事调查清楚，她得到贝尔博士的支持，从多方查证了这件事。最后才知道，原来霍布金夫人在1888年，也就是我们和她在布鲁斯特一起度暑假的那年，曾有过一本康贝尔小姐著的《小鸟和它的朋友》。但后来这本书早就找不到了。她告诉我们，当时莎莉文老师有事去了别处，为了让我开心，她经常从她的藏书中找些生动、有趣的故事讲给我听。

霍布金夫人说，她确实不记得为我读过《霜仙》这个故事，但她曾经将《小鸟和它的朋友》这本书中的一些章节挑选着为我读过。霍布金夫人回忆说，她在卖掉布鲁斯特那座房子的时候，曾卖过不少书籍，比如一些小学课本、童话故事等。《小鸟和它的朋友》也许是那时当做废品处理掉了。

那时，我对故事不太在意，但故事中那些新鲜的单词，却让我这个参加不了其他娱乐活动的孩子颇感新奇。因此，对那个故事我现在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但我承认，我当时曾极力想记住那些新的单词，等莎莉文老师回来后，让她再给我细讲。

莎莉文老师回来后，我也不知为什么没有对她说起《霜仙》这篇小说，可能是因为她刚一回来我们就开始读《方德诺小爵士》了吧，让我的大脑没有其他的精力来想此事。霍布金夫人几年前确实曾为我读过康贝尔小姐的《霜仙》，但在过去几年之后，我早就忘记了很多，而它却不自觉地跃入我的脑海里，因此，我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它是别人的思想。

在那些愁苦的日子里，我有幸得到了很多朋友的鼓励和问候，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康贝尔小姐竟亲自写信勉励我说：“我相信未来你一定能够写出伟大的作品，让更多的读者从中得到鼓舞和启示。”

而这个美好的愿望到现在还没有成为现实。因为自从《霜王》事件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写东西了，总是担心再写出来的东西不是自己的原创思想怎么办。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即使给妈妈写信时，我都会突然产生一种恐惧，总是不厌其烦地读每一个句子，直到确定它不是从哪本书中读过的句子才放心。如果没有莎莉文老师不断地鼓励和支持，我可能再也不会去动手写文章了。

事后，我找来《霜仙》读了一遍，再对比我那时写的一些信，发现我那时所用的词句，与那本书中的词句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 1891 年9 月 29日我写给安那戈诺斯老师的信中，格调和语言都与康贝尔小姐的小说十分相近。而我写的《霜王》，也与那时许多信件的情况一样，从小说里的一些语言和修辞中能够看出，这个故事早已深深地渗入我的思想。

在小说中，我假设自己是莎莉文老师，通过她向自己描绘秋天的美好：“呵，夏日已经逝去，用什么来慰藉我的孤独和寂寞，唯有那金黄色的秋叶。”而康贝尔小姐的《霜仙》中也是这样描绘的。

把自己喜欢的词句融入自己的思想，然后再当成自己的东西把它们写出来，这样的状况在我早期的信件和作品中经常出现。在一篇写古希腊和意大利古遗址的文章中，我就引用了一些已经忘记了出处，但生动形象的描述。我听说安那戈诺斯老师很喜欢古迹，特别是对于意大利和古希腊的古典文化。于是在读书时，我就格外留心从诗歌和史书中摘录精彩的句子或片段以取悦于他，而安那戈诺斯老师还表扬我写的这些描绘古城的作文很富诗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竟能相信一个十一二岁的聋哑孩子有能力写出这样的作品。当然，我那时也认为，不能因为我写的东西引用了别人的词句，就被看得毫无价值，这至少说明我已经能够自由地运用这些词句，并以此来表现美好的意境了。

一个作者初期的作品就像是智力训练，所有年轻人成长的轨迹都是经过模仿、借鉴，再逐渐把学过的东西用自己的方式表述出来。在阅读时，凡是能引发我兴趣的词句，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记在脑子里，然后转化成自己的东西。

著名作家斯蒂文森讲过，学习写作的人，刚开始的时候通常都会模仿自己最喜欢的作品，然后再慢慢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即使是那些最出色的作家，也要经过多年的探索，才能熟练驾驭那些拥塞在大脑中的文字碎片。

或许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走完这一历程。说实话，在我的头脑中，对于哪些东西是自己的思想，哪些东西是从书本上学来的，界线并不清楚，因为书上的东西已经与我的思想融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了。

我所有的作品，跟我小时候学缝纫时的情形是一样的。我经常将碎布拼接在一起，缝成一些东西，其中有光滑的绸缎和高档的天鹅绒，但粗糙的布头却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还缝在最明显的地方。

我写的文章表达了我的一些粗浅的思想和看法，但其中也混杂着别人光辉的思想和成熟的见解，这些都是我从书本中学来并记在心里的。对我来说，写作的最大困惑是，自己想到的词句和构思还不十分清晰。那么怎样用已经掌握的语言将它们组织好，并有条理地表达出来，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写东西就像玩七巧板，先在脑子里勾勒出一个大致的图形，然后再用语言把它们描述出来。有时想到的词句可能不太合适，我就不厌其烦地反复推敲。因为我坚信，别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也一定能做到，我可不是轻易认输的人。

斯蒂文森还说过：“一个人如果天生就没有创作天赋，那么他一辈子也创作不出出色的作品。”我或许就是这类人，但我还是希望有一天，我拙劣的文笔能够有所进步，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我就是凭着这种坚定的信念，最终走出了《霜王》事件给我带来的打击和阴影。

当然，从另一方面想，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对我的成长也许并非全无益处，它强迫我更冷静地对待写作中的一些问题。但唯一让我感到抱憾终生的是，这件事使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安那戈诺斯老师。

后来，《妇女家庭杂志》刊登了我写的《我的生活》，安那戈诺斯老师曾写信给麦西先生，表示在发生《霜王》事件的时候，他是相信我的清白的。当时，学校组织的那个“法庭”成员有8 个人：4 个盲人，4 个眼睛正常的人。其中，有4 个人认为我就是剽窃的康贝尔小姐的《霜仙》，其余的人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安那戈诺斯老师说，他当时是站在后者中间的。

但无论怎样，当我再走进安那戈诺斯老师的房间时，敏感地察觉到他对我态度的改变，他让我感到一种对立的气氛，心中竟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后来的结果还是印证了我的预感。

在此之前，安那戈诺斯老师对我是那么亲切温和。他常常放下手里的工作，把我抱在膝上，哄我玩上好一阵子。我能明显觉察出，在发生《霜王》事件之后的头两年里，安那戈诺斯老师确实相信我和莎莉文老师是清白的，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的看法改变了。

至于柏金斯盲人学校坚持调查这件事的原因，我并不清楚，那些“法庭”成员的名字我也不知道。因为当时我只是感到无比的恐惧，根本没心思去关心其他的事情，甚至连一个问题都回答不清楚。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回答些什么，也不记得人们问了我些什么。

在这里，我把《霜王》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如实地写了出来，因为它对我少年时期的写作生涯影响极大。为了还原事情的真相，我尽可能详实地记述了所有相关的事实。我既不想为自己找借口进行辩解，也不想去怨恨任何一个人。

发生《霜王》事件的那年秋天，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和亲人们在一起，我又找回了以前的欢乐，把所有的忧愁悲苦都抛至脑后。

金秋时节，绚丽多彩的秋叶改变了大地的颜色，一串串紫红的葡萄带着晶莹的露珠挂在花园的葡萄架上，金色的阳光暖暖地照射在它身上，葡萄的颜色变得越来越深。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自己的传记的，那时距我写《霜王》那篇小说刚好一年。

但我对自己写的文章仍然疑虑重重，并且总是焦虑不安，总怕又有哪些东西不完全是自己的。只有莎莉文老师理解我内心的感受。我那时变得非常敏感，一直不愿再提起《霜王》。有时我们在交谈的时候，我的脑海深处会不自觉地闪过一种念头，我低声对老师说：“我不确认这些东西是不是我自己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还会经常停下来自言自语：“如果这又和别人的作品很相似，又该怎么办呢？”一产生这样的想法，我的手就不自觉地颤抖起来，这一天就什么都干不了了。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感到焦躁不安。那些可怕的经历，对我心灵所造成的影响许久都难以平复。

为了让我恢复以往的自信，莎莉文老师想尽一切办法安慰我、勉励我，她鼓励我写了一篇关于自己生活历程的文章，投寄给《青年之友》杂志社。那年我才12岁，写这样的文章对于我来说肯定是力不从心。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可能已经懂得自己将会从写作的过程中获得很大收益，不然我肯定不能坚持的。

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坚持了下来。莎莉文老师在一旁鼓励、引导我。她坚信，只要不放弃，只要还能坚持写作，我就一定能恢复信心。在《霜王》事件之前，我像其他孩子一样单纯快乐地生活着，但后来，我却变得沉默寡言、郁郁不欢，头脑中总是萦绕着那些恐怖的场面。在很久以后，我才逐渐走出了《霜王》事件带给我的心理阴影。经过了这次磨砺，我的思想更加成熟，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也更加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