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曾给州长送去一项议案，即拨款六万镑供奉给英国国王使用（其中一万镑归将军劳登勋爵使用），州长则受制于领主的指示，否决了这项议案。议会最终做出了判断，即领主顽固地坚持下达这些指示来束缚他的代理人州长，这与民众利益是相违背的，而且也是同王室利益相矛盾的。这让议会决定提请英国国王废除这些指示，并要我作为代表到英国请愿。

我答应了莫里斯船长，要乘坐他的邮船从纽约启程到英国，行李也一并送到船上。这时，劳登勋爵竟然亲临费城，按照他的话说，目的是要调和州长和议会之间的矛盾，以便为国王分忧。因此，他要求州长和我同他会面，他好当面听取双方的意见。会面时，我们讨论了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议会代表，我站在议会的立场上，阐述了我们的理由。这些都记录在当时的官方文件中，由我执笔，跟议会记录一起付印。州长则为那些指示辩护，他表示自己必须遵守这些指令，如有违背，将会遭到贬黜。尽管如此，他表示如果劳登勋爵也建议取消指示的话，他愿意冒这个风险同领主大干一场。但劳登勋爵似乎并不打算这么做，虽然我认为曾一度就要说服他了。最后，他宁愿选择要求议会听命于领主的指示，并且请求我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达成这一目的。勋爵声称，他不会派出国王陛下的一兵一卒来驻守我们的边境，如果我们自己不做好防御工作的话，就将暴露于敌人面前。

我把这次会晤的经过告知了议会，并提出了我起草的一系列决议，宣布我们的权利。我们绝不会放弃这些权利，现在仅仅是由于外界的压力，才不得不暂停这些权利，而且我们有理由对这些外界压力表示抗议。最后，议员们同意放弃原先的议案，另外提出了一个符合领主指示的议案，这次州长当然没有否决。

这件事之后，我才继续我的远航，但此时邮船已经带着我的行李先行一步，这对我来说是个损失。而补偿这一损失的，只有劳登勋爵对我不尽的感激，但这次和解全都归功于他自己了。

勋爵先我一步到达纽约，邮船的开船时间也由他控制。当时码头上停泊着两艘邮船，他说其中一艘很快就要起航了，我便问了他准确时间，以便及时赶到。他对我说：“我已经公布邮船将于下周六起航，但他要我保密，说只要周一早晨赶到，就能赶上船，再晚就不行了。”由于在摆渡船上遇到了些麻烦，我星期一中午才赶到纽约。我看了看天气，风平浪静，唯恐船已经开走了，但经过打听，才知道船将于星期二起航，这才放下心来。许多人大概都以为我马上就能动身去欧洲了，我当时对此也深信不疑，但那是因为我实在不了解劳登勋爵的脾性，他的性格极其犹豫不定。就拿这次的事来说，我到纽约时是四月初，可一直在那里等到了六月底，船才起航。当时停在码头的两艘船，都因为等待将军的信函而一天天地拖延时间。他总是说明天就准备起航，结果就这样扣下了两艘船。等我们出发时，第四艘邮船都抵达了。因为我们的船已经滞留了很长时间，所以当由我们率先起航。

旅客们也都订好了位置，有些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商人们为他们的信件和秋季货品的保单而焦躁不安。不过这些都没用，勋爵大人的信件总也写不好，而且无论谁拜访他时，他都在那里伏案写作，奋笔疾书，于是，很多人都在想他一定有好多东西要写。一天上午，我去拜访他，那时他正坐在客厅见费城来的信使。信使是来送交丹尼州长托给勋爵的包裹的，还交给我一些费城朋友的来信。我问他什么时候返程，在什么地方会稍作耽搁，因为我准备写几封回信请他捎给朋友。他告诉我，勋爵让他明天上午九点来取给州长的回信，然后立即返回。于是，我在当天就给朋友写好了回信并交给他，可是两星期后，我又在那里碰到了他。

我很惊讶地问：“你回来了？”

“回来？不，我还没走。”

“为什么？”

“我这两个星期每天上午都被叫到这里等勋爵的信，但他总是写不好。”

“怎么可能？他是个勤于文案的人，我常常看到他坐在桌旁写着什么。”

“对，但他就像招牌上画的圣乔治一样，总是骑在马背上，但永远也不动一步。”

信使说的话其实是有据可查的。在英国时，我就知道他已经被阿姆赫斯特将军和沃尔夫将军所取代，他被免职的理由之一，就是大臣们从未收到过他的信函，不知道他每天都在忙些什么。

在每天盼望起航的日子里，已经有三艘邮船聚集到了港口，准备同舰队会合。好多旅客认为最好在船上待着，以免邮船突然起航，而把自己落下。如果我没记错日子的话，我们在船上一待就是六周，把准备在旅途中吃的食品全都吃光了，因此不得不下船重新购买。终于，船队出发了，勋爵和他的部队都上了船，向路易斯堡进发，想要攻取那个要塞。而所有的邮船都受命跟随勋爵的船只一同前往，以便必要时接受勋爵的调遣。在起航的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又等了五天，然后才和船队分开，向英国开去。另外两艘邮船仍被他扣住，随船队到了哈利法克斯。他在那里稍作停留，指挥士兵进行攻击要塞的演习。然后，他又改变了攻打路易斯堡的主意，带着他的部队和两艘邮船返回到了纽约。就在他离开时，法军和印第安土著人攻取了纽约州的边境乔治要塞，许多士兵被印第安人俘虏屠杀。

后来，我在伦敦见到了波奈尔船长，他是其中一艘邮船的船长。他对我说，当他的船被扣留了一个月时，他对勋爵说他的邮船底部都长满了海藻贝壳，严重影响到了船的航行速度，这对一艘邮船来说十分重要，于是请求勋爵给他时间清洗船底。勋爵问他需要多长时间，他回答三天即可。勋爵说：“如果你能一天完成，我就答应你的请求，因为你的船后天就要起航了。”结果他的要求从没被允许过，尽管他的船一天接一天地被扣留了三个月。

我在伦敦还遇到了一位乘客，他是波奈尔船长的乘客。他因为勋爵的欺骗，被扣留在船上那么久，又平白无故地被带去了一趟哈利法克斯，这让他非常恼怒。他发誓要起诉勋爵，以赔偿他的损失，后来是否成真，我便不得而知了，但他似乎真的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

总体来说，当时我可能阅历尚浅，十分纳闷为什么会让这种人物担当重任，指挥大军。多年以后，等我见多了卖官鬻爵的伎俩后，也就见怪不怪了。在我看来，如果继布拉德多克而掌握军权的谢利将军不被免职的话，一七五七年的战役一定会打得漂亮得多，而劳登勋爵在这次战役中轻举妄动，耗资巨大，使我们的国家遭受到难以想象的耻辱。谢利虽然并非行伍出身，但他很有远见，精明机警，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决断英明，总能迅速而正确地做出谋划并执行。劳登则不让大军去保卫殖民地，反而让殖民地暴露在敌人面前，自己则愚蠢地在哈利法克斯演习了一番，结果就丢掉了乔治要塞。此外，他还搅乱了所有的商业活动，为了不让敌人获得粮食，便长期禁止粮食出口，使我们的商业走投无路。其实这只不过是他的借口，目的是压低粮价，以便承包军粮的人从中渔利。据说，人们怀疑他也从中分得了一杯羹。最后，当禁运令终于撤销时，他还忘了将这个通知送往查尔斯顿，使得卡罗莱纳舰队多滞留了近三月，以至于船底受到了严重的侵蚀，其中许多船只在归途中就沉没了。

让一个不熟悉军事的人指挥一支大军，必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我倒相信谢利是很愿意被免职的。当我参加纽约市民为劳登勋爵举行的接风宴会时，碰到了谢利，虽然他当时已经被免职，还是出席了宴会。出席宴会的有许多军官、市民以及不认识的陌生人，大概由于人太多，便向邻居借了许多把椅子，其中有一把很矮，而坐在上面的正是谢利。我坐在他旁边说：“先生，他们给你的座位太矮了。”他说：“没关系，富兰克林先生，我发现矮座位最舒适。”

在我逗留纽约的那段时间，我还收到了替布拉德多克采办粮草等物的所有账单，当初有些账单还在请求我帮助提供军需的人手中而没有收回。于是我把账单送到劳登勋爵那里，请求偿清余款。他命令主管人员对这些账单加以彻查，那位军官认真核对了每一张付款凭单后，证明账目和差额无误，劳登勋爵就向我保证会给我一张支票。这件事一拖再拖，尽管我经常按照约定时间去取，但从来没有拿到过。最后，在我动身离开纽约之前，他告诉我说经过仔细考虑，他不会把他的账款和前任的账款混淆，又说道：“到了英国，你把账单呈送财政部，他们会马上偿清你的款项。”

我提出，由于我被迫长期逗留在纽约，这项巨大的意外开支使我蒙受损失，所以我要求立即付款。我还指出，在我垫付款项时并未得到任何佣金，因此他们应当立即偿还我垫付的款项，不应当再继续增加我的麻烦和继续拖延。听到这句话，他回答说：“唉，先生，你不要试图让我相信你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对那种事再清楚不过了，没有谁不会从提供军需中中饱私囊的。”我向他保证我绝不会这样，我并没有从中得到过任何好处，但很显然，他不相信我的话，我知道确实有人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发了横财。至于欠我的那些钱，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偿还，此事我日后还会再提到。

开船之前，船长大大地吹嘘了一番他的船速度有多快，结果不幸的是，航行一开始，就证明它是九十六艘帆船中最慢的一艘，这使船长出了大丑。我们就船速过慢的问题做了很多推测。有一次，当我们靠近另外一艘跟我们一样慢的船时，却被它超越了。这时，船长命令全体人员都到船尾去，尽可能地站在旗杆附近。当时连乘客在内共有四十人，统统站在了船尾，船的速度奇迹般地提了上去，一会儿就把旁边的船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证明船长的推测是正确的，船头装的东西太重了。经过检查，发现盛满水的水桶都放在了船头，船长便命人将这些水桶移到了船尾，这时船速果然提升了上去，成为船队中速度最快的船只。

船长说，这艘船曾经达到每小时十三海里的速度。船上有一位海军乘客肯尼迪上校，他力辩说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船能行驶得这么快，一定是船长把测线上的刻度弄错了，或是计程仪出了问题。于是两人打赌，等有足够风力的时候就一决胜负。之后，肯尼迪仔细端详那根测线，认为达标后，决定亲自动手来测量。过了几天，我们遇到了很强的风力，邮船的船长路德维说航速达到了十三海里，肯尼迪亲自做了测量，结果他输了。

我之所以提到上面那件事，是想说明下面的观点。我们的造船技术存在一个缺点，一艘新船造好之后，要想判断它的好坏，得通过试航才能知道，因为尽管是严格按照好船的模型仿造出来的，但这艘新船很有可能在航行时速度很慢。我想部分原因是海员们装货、装帆和航驶的方式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同一艘船，在不同船长的指挥下，行驶起来快慢不同，并且从来没有一艘船从制造、装备到航驶都是由同一人完成的。一个人造船身，另一个人造帆，第三个人装货、驾驶，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了解其他人的思想和经验。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后，就难以判断这艘船的优劣了。

即使是简单的航海驾驶操作，我也注意到，在不同的值班时间里，不同的船员会下达不同的命令，即使风向、风速是相同的。这个船员可能会比另外一个船员把帆船扯得高一些或平一些，而并无确定的规则可循。但我想或许可以做一系列的实验来解决这一问题：第一，确定航速最适合的船体做样本；第二，确定桅杆的大小尺寸和桅杆最合适的位置；第三，确定帆篷的式样、数量以及随着风向不同而扯动风帆的方式；第四，确定装货的位置。如今是个实验时代，我想，做这样一系列的实验，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聪明的科学家会从事这种研究，我预祝他们成功。

航行途中，我们几次受到敌舰的追击，但没有一艘敌舰追得上我们，三十天之内，我们就驶到了浅水地区。我们的航海测量很准确，船长根据他的判断把我们迅速带到法尔茅斯港附近，这样，如果我们在夜间全速航行，第二天早晨就能驶过该港口的入口处。夜间航行可以避免引起敌舰的注意，因为它们常在海峡口附近巡逻。于是，我们尽可能地扯起所有的帆，顺着强大的风力飞快航行。船长经过观察确定了航向，以为这样就可以远远地避开希利群岛。但是，圣乔治海峡似乎偶尔会出现一股强大的海流，它经常让海员上当，曾经就使得克劳徳斯利·肖维尔爵士的舰队遇难。或许，这股海流正是使我们的船出事的罪魁祸首。

我们的船头有一个瞭望哨，有人负责在那里瞭望。人们总是不断提醒他“注意观察前方”，而他也总是回答“是，是”。但有时他的回答只不过是机械反应，而他可能正在打盹，以至于连前方的灯光都没有看到。灯塔的灯光被副帆遮住了，所以掌舵的和其他值班的人都没有看到，当船身偶然一偏时，他们立即发现了这个灯，大家大惊失色，因为我们的船正快速驶去，而此时灯光已经大似车轮了。这时正值午夜，船长正处于酣睡中，但肯尼迪上校跳上甲板，看到了险情，立即命令舵手调转船头。当时，所有风帆都高高地扯开着，这个动作对桅杆来说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但这样一来却使我们躲开了灯塔的礁石，故而幸免于难。这次的经历加深了我对灯塔的印象，在茫茫大海中，它的存在实在太有必要。于是我决心，如果我能活着回美洲的话，一定提倡多多修建灯塔。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们通过观察，发现已经驶进港口了。但由于大雾弥漫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到陆地。九点左右，雾气开始消散，在水面上看就像舞台帷幕被拉开了一般，法尔茅斯的市镇、港口的船只以及四周美丽的田园风光都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漫长的一路，所能看到的无非就是海水，这样的美丽风光实在是让人心旷神怡。它让我们从战争的焦虑中解脱，变得满心喜悦。

我跟儿子立即前往伦敦。途中，我们只是稍作逗留去参观了索尔思贝利平原的史前石柱、威尔顿的彭布罗克爵士的宅邸和花园，以及他收藏的奇珍异宝。一七五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我们抵达了伦敦。

查尔斯先生一早便为我们安排好了住所，安顿下来之后，我就去拜访了福瑟吉尔博士。人们曾向他大力推荐我，并建议我向他请教关于诉讼方面的问题。他的意见是，反对马上向政府提出控告，认为应当先同领主进行私下调停。也许经过朋友的调停和劝告，就能将问题友好地解决。接着，我又拜访了老朋友——记者彼得·柯林逊先生，得知那个弗吉尼亚的大商人约翰·汉伯雷委托柯林逊，等我一到就马上通知他，他好带我去见枢密院院长格兰维尔勋爵，勋爵也希望能尽早见到我。我答应第二天上午与汉伯雷一同前去见勋爵。于是，汉伯雷先生来接我，我便跟他同坐马车去见那位贵人。

格兰维尔勋爵谦恭有礼地接待了我，就美洲的时局做了一些询问并发表了意见。他对我说：“你们美洲人对宪政体制的认识有误：你们力主国王对州长们下达的是指令，而并非法律，并认为可以自行判定是否遵循国王的指令。但这些指令并非是出使外国的大臣所携带的有关外交礼节方面的指示，它们是由熟谙法律的法官们起草，然后经枢密院考虑、辩论和修改之后，才由国王签署的。所以，这些指令对你们来说就是王法，别忘了英国国王才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我对勋爵说：“这种说法我闻所未闻，根据我们的宪章，我一向认为我们的法律是由我们，也应该由我们的议会制订。当然，它的确也要呈请国王批准，但是一经批准，国王就再无权废除或更改。所以，议会不经国王批准就不能制定永久的法律，但同样，不得到议会的同意，国王也不能对我们立法。”他说我完全搞错了，但我并不这么认为。不过，经过这番谈话我却产生了一种忧虑，即英国国王政府对我们的态度而产生的忧虑。回到住所，我便把谈话的内容记录了下来。我记得大约在二十年以前，内阁向国会下议院提交的议案中有这么一条，即将国王给殖民地的指令变成法律，但被下议院否决了。为此，我们还特别尊崇下议院为我们的朋友，自由的朋友。直到一七六五年，从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中来看，当时之所以拒绝国王的绝对统治权，仅仅是为了给他们自己保留这一特权罢了。

几天后，福瑟吉尔博士跟领主们交谈过后，他们同意在潘先生的四季花园家中跟我会面。谈话开始时，双方都表示愿意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是我想双方对于“合理”一词一定各有自己的见解。接着，我们就我所列举出来的双方互相抱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领主们尽力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也替州议会的行为辩护。当时我们分歧很大，意见也是相距十万八千里，在我看来根本无望达成什么协议，但是最后他们却要我把我们所控诉的项目写成书面文件，交给他们，他们答应加以考虑。我照办了，但没想到的是，他们竟把我们的控诉交给了他们的律师斐迪南·约翰·保利斯。

保利斯替他们处理过跟邻州马里兰的领主巴尔迪摩勋爵的诉讼，这件大诉讼案已经持续了七十年之久。领主同州议会争论的所有文件和信函都是由他执笔的。这个人生性傲慢，脾气暴躁，在过去州议会的复文中，我曾对他的文件进行过抨击，说他的文件论据无力，言辞无理，于是跟他结下了不解之仇。每次见面，我都能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仇恨，领主们要我和他单独讨论争议的问题，我拒绝了，除了领主，我不会跟任何人谈判。

然后，在律师的建议下，他们把我们的控诉交给了检察长和副检察长，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希望他们提出解决办法，但是这件案子在他们手里拖了差八天就一整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多次要求领主们答复，但是他们都以没有得到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答复而拒绝回复。后来，他们终于接到了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意见，但同样没有告诉我那是什么。不过，他们倒是给州议会写了一封冗长的咨文（由保利斯起稿和签署的），文中引述了我的控诉书，说我粗鲁无礼，同时为自己的行为做了些许辩解，最后表示，如果州议会派遣一个公正坦率的人前来谈判，他们倒是愿意和解，暗指我并非公正坦率之人。

所谓举止粗俗，大概是指我在给他们的文件中没有写上他们的尊称“宾夕法尼亚真正的绝对的领主”。我之所以省略这一称谓，是因为在这个文件中没有必要出现，此文件的目的，只在于把我口头所讲的内容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

在信件来往的期间，州议会已经成功动员丹尼州长通过了一项法案，即领主要跟百姓一样必须缴税，这成了当时的焦点问题，因此就没再答复领主的信函。但是当这个议案送到英国时，领主在保利斯的建议下，决定阻止国王批准该议案。于是，他们在枢密院向国王请愿，枢密院决定为此举行听证会，领主们雇用了两个律师来反对这个议案，我也雇用两个律师来支持这个议案。他们声称，这一议案是为了加重领主的财产负担而减轻民众的负担，一旦这个法案得以实施，以民众对领主的反感和憎恨，就会随意决定抽减税率，任由他们摆布，这样领主们必将破产不可。我们则回答，此项法案不含有这种目的，也不会出现他们所说的结果，因为评税员都是诚实而谨慎的人，都曾宣誓要公正合理地进行估税。况且，即便是通过增加领主的捐税来减少他们的捐税，这其中的利益也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他们没必要为此发假誓。在我的记忆中，双方就是在围绕这件事争论。另外，我们强烈反对废除该法案，否则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们将国王使用的十万英镑纸币付印，而且已经发放流通了。这项法案一旦废除，民间流通的纸币将会成为废纸，这会让许多人破产，到时就更别指望政府拨款了。但领主们现在却因为害怕被过高征税而强行制造这种灾难，这完全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表现。听到这里，枢密院的成员之一曼斯菲尔德勋爵站了起来，向我招手，示意我到秘书室。于是，当律师们还在外面进行辩论时，我被他拉到了秘书室。他问我是否保证实施这项法案不会给领主们的财产带来损害，我做了肯定的回答。他说：“那么你大概不会反对立约担保这一点吧。”我说：“不反对。”然后，他就把保利斯叫了进来。一番商议后，双方接受了曼斯菲尔德勋爵的建议。于是枢密院的秘书起草了这样一个协议，我和查尔斯先生一同在上面签了字，查尔斯是宾州日常事务的代理人。接着，曼斯菲尔德勋爵回到了枢密院的会议室，这项法案就通过了。不过，枢密院又提了一些修正建议，我们向他们保证一定会把这些修正放在法案的附件中，只是州议会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在枢密院的命令到达之前，该法案的第一年捐税已经征收完毕了。州议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检查估税员的工作，当然，为了公平起见，在这个委员会中安置了领主们的几个密友。经过全面细致的调查工作后，他们全体一致签署了调查报告，证明估税工作公平和公正。

州议会审阅了我立约担保的第一部分后，认为我对本州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它确保了流通于民间的纸币的信誉。在我返回费城后，他们向我郑重地致谢。由于州长批准了这项法案，领主对他恼恨有加，要撤他的职，还威胁要起诉他，认为他违背了他应该遵守的盟约。但他也是奉命行事的，并且是为了英国国王的军务，他在英国宫廷中也有一些势力，根本不把领主的威胁放在眼里，所以这些威胁最终从未实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