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位新任州长的领导下，我又从事了不少公务活动，但在这之前，我想先谈一谈这几年我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情况，因为在这方面，我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收获了一些声誉。

一七四六年，我在波士顿的时候，遇到了刚从苏格兰来的斯宾塞博士。他向我展示了一些电学方面的实验，因为他在这方面也不是行家，所以实验做得并不完美。不过，对于我这个门外汉来说，既觉得新奇又觉得惊异，另外还有一丝欢喜。回到费城后不久，我们的订阅图书馆收到了伦敦皇家学会会员柯林逊先生寄来的一个礼物，那是一根玻璃管，而且附有用它做实验的说明书。我迫不及待地拿起这根玻璃管，重复在波士顿看到的那个实验。经过反复实践，我已经学会做说明书中所写的实验了。除此之外，我还尝试了其他实验。我所提到的“反复实践”，是指在一段时期内，我家常常挤满了人，他们都来观看我搞的这些新奇玩意儿。

为了让朋友们也加入我的实验行列，我在玻璃厂定做了一批大小相同的玻璃管，让他们人手一个，这样，我们就多了好几个人进行实验。其中成绩比较突出的是金纳斯利先生，他是我的邻居，人很聪明，当时正赋闲在家，我便鼓励他通过实验来赚钱，我还为此草拟了两篇讲稿，上面将实验的顺序和方法，由浅入深地做了解说。为了做好实验，他购买了一套精致的仪器，以前我自己制造的那套粗糙的仪器，经由机械师的加工变成了精密的玩意儿。听他演讲的观众很多，大家对他的表演十分满意，后来他还到各殖民地进行巡回表演，在每个首府都要演示一番，因此也赚了一些钱。实际上，这种实验要是放在西印度群岛上，将会十分困难，因为那里的空气湿度实在太大了。

既然柯林逊先生把玻璃管当成礼物赠送给我们，那么我们必须拿出一点儿诚意作为答谢礼，我想，没有什么比我们在玻璃管方面取得的成绩告知他更合适的了，于是我便写了几封信，将我们实验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在皇家学会上宣读了我们的信件，起初，那些听众们认为这些根本不值得在《皇家学报》上发表。后来我为金纳斯利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论述了闪电和电的相同性。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我的一个朋友米切尔博士，他也是皇家学会的成员，他给我回信说，我的文章已经在学会上宣读，但遭到了其他人的嘲笑。而福瑟吉尔博士看到这些论文后，却认为这很有价值，不应当就此埋没，于是立即发表出来。柯林逊先生便把文章交给凯夫，让他在《绅士杂志》上发表，不过，他却把文章印成独自成篇的小册子，由福瑟吉尔博士撰写序言。这些文章连同后来一起寄过去的文章凑成了一册四开本书，前后出版了五次，看起来凯夫对利益的判断能力的确很强，只不过他一次都没有付给我版税。

然而，在一段时间内，我的这些文章在英国并没有收到什么反响。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法国的布封伯爵发现了我的文集，他不但是法国，更是全欧洲著名的科学家。看到我的文集后，他立即让戴利巴尔先生把文章译成法文，并在巴黎出版。这件事激怒了诺莱神父，作为王室的自然哲学导师和一个十分有能力的实验家，他曾编写并出版过电学理论方面的书籍，而且十分盛行。他不相信这些文章出自美洲某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并认定那是他的敌人在巴黎炮制出来的，目的是要诋毁他的理论体系。不过后来，他相信在美洲的费城的确有个叫富兰克林的人。他对我写了好多公开信并将其发表，信中坚定地捍卫他的理论，否认我的实验以及实验结论的真实性。

我曾一度想要给这位神父回信，而且都动笔写了个开头，但后来转念一想，我在文章中所写的都是实验方法，任何人只要重复实验就能轻易印证，即使不能印证，我做口头的辩解也是无谓的。况且，我的论点是以推论的形式一步步得出的，并不是武断的臆想和猜测，所以更没有必要做辩解。同时，我还考虑到由于我们两个人的争论是使用不同的文字，它们可能会因翻译出错而将论战拖得更久，彼此发生误解。事实的确如此，神父的某一封信就有不少地方翻译错误。所以，我不打算为此做辩解，与其花时间为做过的实验辩解，不如把这些时间用在做新的实验上，因此，我一封信都没给神父回过。在我保持沉默的同时，我发现事态的发展并没有让我失望，因为我的朋友李·罗依先生替我展开了论战。我的文章被译成意大利文、德文、拉丁文。我的理论慢慢地被欧洲的科学家们接受，他们不再相信诺莱神父的理论。所以最后，诺莱神父成了自己理论的唯一支持者，另外还有巴黎的B先生，他是神父的得意门生和正宗传人。

最终让我的文章迅速被人们接受的是戴利巴尔先生和德罗先生在马利的实验取得了成功，他们按照我的方法从云层中成功地引出了闪电，这在整个世界引起了轰动。德罗先生有一套科学实验的设备，并且在这个领域有一定的权威，而他反复所做的实验则称为“费城实验”。后来，他还在英国国王和大臣面前进行实验表演，引来了许多好奇的围观者。关于这个重要的实验，我不想过多描述；之后我在费城所做的用风筝成功引电的实验，我也不想过多描述，因为这两件事在电学发展史上有目共睹。

一位名叫赖特的英国医生，在巴黎给一个皇家学会的朋友写信，说我的实验在国外引起了普遍关注，但令人不解的是，我的理论在英国却一直遭受冷遇。直到这时，学会才开始重新审视在他们面前宣读过的那些信件。著名的华生博士对我的信件以及后来我寄往英国的关于电学方面的文章做了摘要，然后对我大加赞赏。这一摘要后来发表在他们的学报上。伦敦一些皇家学会的成员，尤其是聪明睿智的坎通先生，用一根针成功地从云层中引出闪电，证实了我的理论，并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学会成员。这些事使得他们一改过去对我漫不经心的态度，在我未申请的情况下，就将我纳为学会会员，还免除了我二十五畿尼的会费，并免费为我寄送学报。除此之外，他们还授予我一七五三年的戈德福利·柯普莱爵士金质奖章一枚。在颁奖大会上，学会主席麦克利斯菲尔德爵士发表了演说，优雅而客气地将我夸赞了一番。

这枚奖章是我们的新任州长丹尼上尉从英国帮我带回来的。在费城为他举办的接风宴上，他将奖章送给了我，同时向我表达了他的敬意，措辞客气而殷勤，并表示对我的品德仰慕很久了。晚宴结束后，人们按照当时的习惯开始品酒。这时，他把我拉到另外一间屋里，告诉我说他在英国的朋友都劝他跟我交往，因为我有能力向他提出最好的忠告和建议，并能协助他在政治上如鱼得水，因而他渴望同我在所有的事情上达成一致，并且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尽力为我效劳，只要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还向我转达了关于领主对本州的许多祝福之词，并说如果长期以来一直对领主持反对意见的人能放弃己见，使得领主与民众之间恢复和谐关系的话，对大家特别是对我都有益处。最后，他说没有人比我更能推动这项工作了，事成之后我必然会得到足够的酬谢和报答，等等。大家看到我们迟迟不回餐桌去，便叫人送来了一瓶白葡萄酒。州长开怀畅饮起来，而且酒喝得越多，他的恳求和许诺也就越多。

对于他的话，我是这样回答的：“感谢上帝，我的境况还过得去，不需要领主给我任何赏赐和恩惠；同时，作为一个议员，我更无法接受领主的任何赏赐。”不过，我跟领主之间并无个人恩怨，如果他提出的是对公众有益的计划，那么没有人会比我更热心地支持和拥护它的推行。我过去之所以反对领主所提的方案，是因为这只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我非常感激州长对我善意的表白，并让他相信，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我将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的执政顺利运作。同时，我希望他不要像前任州长那样总是带来糟糕的指示，因为这种指示只会陷他自己于手足无措的地步。

对于我的回答，州长当时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但后来，当他在跟议会讨论公务时，这种指示又出现了，使得双方再次陷入了无休止的争执中。我仍然像以往那样采取强烈的反对态度，积极地抵制。我作为文件的起草人，首先带头反对把指示通告给议会，其次我反对对指示做出评论。这两篇起草的文件都可以找到，因为我后来把它们刊登在了《历史评论》上。不过，我跟州长之间的私人关系并没有因此而互生敌意，我们经常会面，他是个有知识、有见地的人，言谈风趣，令人愉悦。从他嘴里，我才得知我的老朋友詹姆士·拉尔夫还活着，他成了英国公认的最好的政论家之一，还曾受委托处理过弗里德里克王子和国王之间的纠纷，为此收获了年薪三百镑的俸禄。但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名望实在不值一提，波普在《丹西亚德》中对他的诗大加嘲弄，不过他的散文的确不比任何人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