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按照事先约好的，我找到了先我一步到达纽约的朋友柯林斯。柯林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亲密无间，我们读同样的书，但他比我有更充裕的时间去读书和钻研。在数学方面，他简直就是个天才，远远胜过我。住在波士顿时，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在跟他的聊天中度过的，那时他还是个滴酒不沾、勤勉正直的小伙子，当地不少牧师和绅士都对他十分看重，说他今后会有一番作为。然而，在我离开波士顿的那段时间，他竟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从他的表现和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情况看，他到纽约后也是天天喝得烂醉如泥，而且行为愈发的怪异。他甚至迷上了赌博，把钱输了个精光，以致我不得不替他承担住宿费用，以后他去费城和住在费城的所有费用也都成了我的负担，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当时，纽约的州长伯内特（伯内特主教的儿子）从船长那里听说有位年轻的乘客，有为数不少的书籍，便希望船长能带我去见一见他。于是，我去拜访了他，如果柯林斯没有喝得不省人事的话，我一定会带他同去。州长对我十分客气，并带我参观了他的藏书室，那儿可真大，我们还谈了关于书和作者方面的许多话题。这是第二个对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如此青睐的州长了，真令我荣幸万分。

接着我们继续向费城出发，路上我收到了维龙的还款。要是没有这笔及时到账的钱，我们可能就无法赶到费城了。柯林斯想应聘店铺会计的职位，但别人从他的呼吸或举止中都看出了他酗酒的恶习。因此，虽然有好几封推荐信的帮助，柯林斯依然没能求职成功。他只能继续和我一起吃住，一切费用由我支付。他知道我收到了一笔还款，便不断地向我借钱，每次都表示一找到工作就还钱。后来，他借走的钱越来越多。一想到维龙有一天会让我把这笔款汇走，到那时我该怎么办，这真令我发愁。

要命的是柯林斯仍然继续酗酒，为此，我们时有争吵，因为酒一下肚很容易大动肝火。有一次在特拉华，我们同几个年轻人轮流划船，轮到他时他却不肯划，说：“我要别人划船送我回家。”我说：“我们决不替你划。”他说:“要么划，要么就在水上过夜，随你的便。”其他人听了便妥协了说:“划就划吧，那又能怎样？”但我心里实在生气，坚决不划。他竟然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我不划就把我扔进河里，说着就跨过座板径直走向我。而我一把抱住他的腿，猛地一掀，使他四脚朝天跌入水中。他很会游泳，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担心他的安危。当他游到我们船边时，我们就逼问他到底肯不肯划船，然后又划几下使船从他身边滑过。他十分恼怒，就是固执地不肯划船，最后看他已经游得很疲惫了，我们便把他拉了上来，直到晚上，才把浑身湿得像落汤鸡的他送回去。这件事之后，我们总是吵架。这时，恰巧有一位西印度群岛的船长，受人委托要给一位巴巴多斯的绅士找一位家庭教师，柯林斯正合适，便带他去了那里。这样，我俩就此告别了，他保证在拿到第一笔报酬后就汇款偿还我的钱。可是，此后我再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随便动用维龙的钱是我人生早期所犯的大错之一，这件事证明父亲因为我太年轻而不允许我开业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过，威廉爵士看完我父亲的信后，却认为我父亲过于谨慎了。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很大，年长的人未必都谨慎，年轻的人也未必都轻率。最后，他说：“既然你父亲不帮助你，那么我来资助你，你把需要从英国购买的东西列一张清单给我，我帮你订货，等你有能力时再还我的钱。我一定要让这里有一间像样的印刷店，而我相信你能实现我的愿望。”他的言辞十分恳切，让我没有理由怀疑。我一直保守秘密，没有把在费城开业的事告诉任何人。假如当时有人知道州长要帮我开业，我想了解他的朋友一定会劝我不要轻易相信他。后来我才知道，州长总是轻率许诺而又从不兑现，这事很多人都知道。可是在当时那样一个状况下，我未曾请求，而他却主动提出帮助我，让我怎能相信这种慷慨是虚伪的呢？我甚至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于是，我把开一间小印刷店所需要的费用列出一张清单交给了州长，大约需要一百英镑。他见了十分高兴，问我如果亲自到英国去选购铅字和设备，是不是能保证东西都是最好的。他还说：“这么一来，你还可以在那里结识一些人，同书商和文具商建立联系。”我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这样他便决定要我乘坐“安妮丝号”去英国。“安妮丝号”每年只有一班航船，也是来往于伦敦和费城的唯一一艘船。那时，离“安妮丝号”航行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不得不继续在凯默尔那里工作，发愁被柯林斯借走的那些钱，每天担心约翰要来提钱怎么办。不过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几年内约翰都没跟我要那笔钱。

这中间，我想我遗漏了一件事。在我第一次离家出走到费城的旅途中，曾因为没有风而无法航行，船只能停泊在布拉克岛附近。当时船上的人都去捉鳕鱼，抓上来很多。我向来是坚持素食主义的，在那种情况下，我更想起了特恩的告诫：捉任何鱼都是无缘无故的谋杀，因为它们从来不会也不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我们没有理由杀害它们。听起来十分有道理，但我本来就爱吃鱼，当一盘热气腾腾的炸鱼端上来时，对我来说实在太诱人了。我着实做了一会儿挣扎，最后想起在杀鱼时，从大鱼肚子中剖出一条小鱼来，我便想：“既然你们之间都互相吞食，为什么我不能吃你呢？”于是我畅快淋漓地吃了顿炸鳕鱼，之后还继续吃鱼，偶尔吃一点儿素食。理智的动物总是有道理的，因为不论他想干什么，总能找出或制造出理由来。

一直以来，我和凯默尔都相处得很好，意见也比较一致，因为他从来不知道我打算开业的计划。他还像以前一样对信仰**奔放，迷恋辩论，因此我们常常争辩不休。我惯用苏格拉底的辩论法，常常用看似离我们的辩题很远的问题引他入圈套，然后逐渐地套回到我的论点上来，使他陷入各种困难和自我矛盾的窘境。最后，他谨慎得能令人发笑，连最普通的常识问题都无法作答了，而是先问：“你究竟想说什么？”不过，我的辩才却因此获得了他很高的评价，他甚至十分严肃认真地向我提议，帮他创立一个新的教派，他负责布道，而我负责驳斥一切反对者。于是他向我解释他的教义，我发现其中有一些东西是我所不能认同的，除非加入我的一些意见，用我的观点来解读。

凯默尔蓄了长胡子，就因为摩西法典曾说：“不能损坏胡子，即使是胡须的边缘。”他也以星期日为安息日，这两条对他而言是不可更改的。但我却不喜欢，不过假如他能将食素加入到教义中，我也可以接受这两条。对此，他却说：“我担心我的身体会吃不消。”于是我向他保证，食素对身体不但不会有任何影响，反而会有益健康。他可是个酷爱美食的人，我想想他今后半饥半饱的样子就觉得好笑。他同意试一试，要我陪他一起食素，之后我们一起坚持了三个月。其间，我们的食物都是由一位邻居大嫂做好送来的，她按照我列出的四十种菜的单子每天为我们准备不同花样的蔬菜，没有鸡鸭鱼肉。这种不同寻常的做法倒是符合我当时的情况，因为它很省钱，每周的花费不超过十八便士。此后，我便常常从普通食物一下子过渡到四旬斋戒，然后再从四旬斋戒变回来，丝毫没有不便之处。有人曾劝我说改变饮食习惯要循序渐进，我却觉得毫无道理。我十分愉快和享受吃素食，不过凯默尔却苦不堪言，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他太渴望美食佳肴了，于是订了一份烤猪肉，并邀请我和另外两个女友一同进餐，结果菜上得太早了，他实在经不住美食的**，在我们到来之前就把猪肉吃了个精光。

这段时间，我爱上了里德小姐并多次向她求爱。我对她极为尊重和爱慕，相信她对我也是如此。不过因为我将有一次长途旅行，我们又还太年轻，才十八岁多一点儿，她母亲认为我们目前还是不要操之过急为好，至于结婚，应该至少等我回来开业之后进行。或许她认为我的开业计划根本不会像想象中那么稳妥。

这段时间我交往的朋友主要是查尔斯·奥斯伯恩、约瑟夫·华生和詹姆士·拉尔夫，他们都热爱读书。前面两人是有名的公证人查尔斯·布洛格顿的秘书；另外一个人是商店店员。华生是个年轻而虔诚的宗教教徒，为人诚实正直，另外两个人则对宗教信仰不屑一顾，尤其是拉尔夫，他和柯林斯一样，曾受过我的责备，不过他们也都让我吃了不少苦头。奥斯伯恩聪明、正直、直率，对朋友真诚热情，但总是对文学持批评态度。拉尔夫头脑灵活、彬彬有礼、善于雄辩，我甚至觉得从来没见过如此善于辞令的人。他们都热爱诗歌，并尝试写诗。我们四个人经常愉快地在舒伊奇尔附近的森林散步，轮番朗读和评论作品。

拉尔夫十分喜欢写诗，认为自己将来在这方面一定会名利双收。他还断言，即使最有名的诗人在写诗的初期也会像他一样有瑕疵。奥斯伯恩则劝他放弃这个想法，因为他在这方面实在没有才华，还建议他安分守己地做自己的本行即可，不要涉足其他。奥斯伯恩说，在商业方面，虽然拉尔夫还没什么资本，但他可以通过勤奋守信，先受雇成为一名代理商，再慢慢自己开店。我也赞成写诗不过是自娱自乐，最多只能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不可异想天开。

有人提议，当我们下次见面时，各自拿出一篇自己所写的诗来，互相观摩、批评和改正，从而提高自己在语言和表达方面的能力。这也就是我们的目的，因此我们不讲究创作新诗，而是改写圣诗第十八篇，描写神的降临。当我们的聚会时间越来越近时，拉尔夫首先找到我，说他已经写好了。而我告诉他，由于实在太忙了，也没什么兴趣，所以还没写出来。接着，他给我看他写的诗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大加赞赏说写得十分出色。他说：“可奥斯伯恩出于嫉妒，从来不肯承认我的诗有一点点优势，总是百般挑剔和攻击。他不嫉妒你，你大可以拿这首诗去朗读，就说是你自己写的，而我则借口说没时间，什么也没写。到时候我看看他究竟怎么说。”我表示同意，立即誊抄了一遍。

聚会时，华生朗读了他的诗，有些地方比较出色，却漏洞百出。奥斯伯恩朗读了他的诗，比华生的要好很多。拉尔夫对他们做出了公正的评判，既指出缺点又表彰了妙处，但他说自己什么也没写。我当时很迟疑，就像能免交试卷一样，找种种借口推脱，但大家不同意，我必须拿出作品。于是我就把拉尔夫写的诗念了一遍，华生和奥斯伯恩立刻认了输，开始赞扬我的诗。拉尔夫则提出一点点批评意见和需要修改的地方，而我却竭力为“我的诗”辩护。奥斯伯恩反对拉尔夫的意见，并抨击他评诗的能力比作诗的也强不到哪儿去，最终拉尔夫停止了争辩。当他们两个人一起回去后，奥斯伯恩开始极力赞扬我的诗，并表示刚才之所以极力克制自己而没有大力称赞我，是怕我认为他是在奉承我。他说：“有谁想到，富兰克林能写出这样出色的诗，热情、生动、有力，甚至超过了原作。他日常谈话踌躇不定、词不达意，但上帝，他怎么能写得这么好！”不过在下次聚会时，拉尔夫揭穿了我们之间的小把戏，而奥斯伯恩也受到了大家的奚落。

这件事让拉尔夫更加坚定要成为诗人的决心，而我则劝他不要白费力气，不过他哪里肯听，仍然乱写文章，直到波普说服了他。但他成了一位优秀的散文家，这是后话了。由于以后我再没机会提到另外两个人，在此就把他们的情况做一个交代：华生几年后在我的怀抱中去世，这让我悲痛万分，要知道他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个；奥斯伯恩到了西印度群岛，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赚了不少钱，但英年早逝。我同他曾达成协议：谁先死的话，一定想方设法把另一个世界的情况告诉未亡者，但他没有履行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