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许先生于匹兹堡家中（许乐鹏摄）

二十多年前，由于年事渐高，行动不便，许倬云夫妇卖掉了带花园的独栋房子，搬到有物业管理的公寓居住。2015年，邻居家失火，殃及池鱼，连带整栋楼都需要整修。两位老人不得不搬到保险公司提供的临时中转公寓租住，直到2017年才搬回整修好的家。就是在这样的奔波客居中，许倬云完成了《许倬云说美国》的书稿。

1957年秋天，二十七岁的许倬云第一次踏上美国领土，到芝加哥大学深造，“盼望着理解这个人类第一次以崇高理想作为立国原则”的新大陆，能否落实人类的梦想。在超过一甲子的时间让他有机会近距离研读美国这本“大书”后，他却目击这个新的政体“病入膏肓”。许倬云不禁发问：“何以境况如此日渐败坏？”

一生沉醉于考古、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在年届九旬时著书剖析一个帝国的变迁，他心中惦念的，却仍是他一直依恋、在著作中不断追溯其历史荣光又对其近代命运悲戚莫名的故国。许倬云期望着以美国的现象与中国的处境互相对比，由此警惕，避凶趋吉。他真正要问的，还是“中国向何处去”。

这些年，他一直在用不同角度和方式反复讲着他想说的话。“我们中国过去一直要赶英超美，但是西方现代文明到了第三期，已是穷途末路了。”“一切都要重新构建。”“中国应该最有资格做这样的构建工作，但我们的本钱以前用光了，必须用全世界的文化资源来构建。”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评价许倬云：“他是极端爱中国的一个人。”十九岁起离开中国大陆，许倬云自认故国种种，他已没有发言的资格，只是塞马依风，越鸟栖南，总盼着“中国一天比一天更好”。

家国离乱

许倬云生于1930年，江苏无锡人，他和弟弟是双胞胎，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出生时他只有两斤七两重，因为肌肉发育不良，一直不能动，直到七岁才能坐在椅子上。八岁以前的记忆在许倬云心中已经模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跟随家人一路撤退逃难的颠沛流离，才是他真正有意识的心灵经验的开始。

许倬云的父亲许凤藻在海军任职，孙中山曾坐他指挥的军舰到上海勘察。湖北沙市[2]沦陷前，许凤藻在此任职，抗日战争时兼任货运稽查并负责筹办粮饷，上班时都背着枪支随时准备打仗。

许倬云记得，那时常有人到沙市投奔他们。有一回，一个姓廖的海军军官带着两个小兵在他家住了一周，天天给他讲故事。有天深夜，廖队长辞别，许凤藻身为将军却向廖队长行军礼。原来，当夜廖队长带着两个小兵乘小船，装了一船炸药划到日本军舰旁，进行自杀式袭击，连人带船一起炸掉了。

许先生的父亲许公凤藻及母亲章太夫人舜英

1936年，许倬云（后右二）

在沙市海关监督公署前留影

在逃难的路上，许倬云数次目睹轰炸后尸横遍野的“人间地狱”，上午还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下午已变成一堆残骸，日本军机对着路上、船上的难民俯冲扫射。不良于行的许倬云只能由家人背着、挑夫挑着，辗转流徙。某个深夜，挑着许倬云的一个挑夫突然倒地而亡，前面的队伍已经走出很远，另一个挑夫忙跑去追。深山野岭，年幼的许倬云独自坐在翻倒的滑竿和死去的挑夫旁，过了许久，才看到家人来寻他的火光。

那时留下的悲伤和恐怖太过稠密，几十年后还不能散去。1957年到美国读书时，许倬云在睡梦中听到“呜呜”而过的警车还会惊坐而起，恍惚中以为是“鬼子”的飞机又来了。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讲师陆远在2004年到2010年常伴于许倬云身边，许倬云曾对他讲起一段对自己童年影响极深的往事，那是他永远忘不了的一个清晨：只有八九岁的许倬云坐在门边的台阶上，一排排年轻的川军小兵从他面前经过，他们从沙市取道信阳，直奔台儿庄。母亲说：“不知道这些人还有多少能回来。”很快，许倬云就知晓了什么叫轰炸与流亡。

成年后，他专门去翻看了那段历史，川军派出的一个师，从士兵到师长在台儿庄全体阵亡。多年后，他回想起那一幕仍忍不住眼含泪光，那个画面切开了他的童年，他的心境从那时起不再是无忧无虑了。

与同龄的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抗日战争期间在老家安徽潜山市闭门读书不同，年少的许倬云不得不直面那段家国离乱的岁月，饱受国难沧桑。也许与这段经历有关，许倬云与余英时等同时代学者相比，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多是遥远的同情与依恋，而较少苛责和批判。他总是从中国文化过往的辉煌中寻找传承，希望以此为今天的中国思索出路。

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中国思想史学者葛兆光看来，那个家国有难的时代，是许倬云年轻时代的记忆，这种记忆会伴随一生，这是许倬云那一代人家国情怀的来源之一。

那段“不知道下一站是哪里，不知道下一步境况如何”的日子，让许倬云看见每个个体的苦难，也看见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许倬云说，“看到人类的精神”。

在重庆吴家营的广场上，许倬云曾看到大批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兵，由于开刀没有麻药，大哭小叫。许倬云说：“叫我怎么能不恨日本人？”但他在五十岁后，逐渐“把偏狭的国族观念放在一边”，尽管并不容易，也不舒服，“要常常跟自己在脑子里打架”。他看到，狭义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个观念，在历史上都有可能是冲突的祸源。

现在，他只把人类和个人看作两个实在的东西，姓氏也罢，族群也罢，国家也罢，都变动不居。许倬云曾举例说，读古代史时看到荆轲、田横都壮烈无比，“今天看起来不是开玩笑吗”？吴王和越王打得昏天黑地，也是为了国族，“但是今天江苏跟浙江分得开吗”？

现在的他，珍惜每一个人的价值。

整个的突破

许倬云直到十六岁抗日战争胜利后，才正式进学校接受教育。在此之前，他没办法走崎岖的山路去上学，只能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许倬云说，那时的阅读“大半是自己瞎摸而来”。不过一到周末，父亲就会给他讲数学、讲历史。父亲许凤藻喜欢阅读《宋名臣奏议》，常常自己读着读着，就跟许倬云说：“这一段好，你听听……”许倬云得益于父亲这套英国式的全科教育，学得很杂，也使他发现自己对史地特别有兴趣。

1946年年初，许倬云进入无锡辅仁中学，考进去时，国文、史地、英文分数非常高。学校隔壁就是东林书院，只用一排矮松树隔开。许倬云记得，每当有学生不听话、不用功，老师就会把他拉到松树林边罚站，对着里面的东林祠堂说：“你对不对得起你祖宗？”

四十年后，他的学生葛岩在匹兹堡大学兼职教学助理，遇到美国学生问“你们中国人没有上帝，你们怎么忏悔？”的问题。许倬云笑着对他说：“你去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谁犯了错，他的爸爸就会揪着他的耳朵把他丢到祖宗牌位面前，大喝一声，‘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

许倬云家中就一直保留着一卷“祖宗轴子”，上面写了历代祖宗世系表，是当年赴美时哥哥抄给他的。每到春节，他一定把轴子供起来祭祖，他自小在美国长大的独子也会在“祖宗轴子”前三鞠躬。

许先生在台湾服父丧期间留影

1949年春天，许倬云跟随家人赴台，考取台湾大学。考试时，他的历史和中文考卷被阅卷教员推荐给校长傅斯年，在傅斯年的建议下，原本报考外文系的许倬云在念了一学期后转入历史系。当时的台大历史系，汇聚了李济、沈刚伯、严耕望等一批从大陆过去的名家。在名师指导下读完本科、硕士，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一年后，1957年，许倬云得益于胡适的帮助，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留学美国被他视为人生转折，是“整个的突破”。在芝大，他师从写出《中国的诞生》的美国第一代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 Creel， 1905—1994）。顾立雅给许倬云很大的自由，由着他“乱七八糟地选课”。20世纪中叶，正赶上美国汉学研究划时代地转向，汉学从传统东方学分支的地位中独立了出来，关注点从古代中国转向现代中国，研究方法也开始引入社会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论。

许倬云那时住在神学院宿舍里，舍友有犹太教教士、天主教神父、不同宗派的牧师，甚至还有一两位和尚，他们晚上常在大洗澡间边淋浴边讨论各种问题，“一抬杠就没完没了”。因此，许倬云对宗教理论特别有兴趣，选修了著名宗教史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宗教课程，又选了和宗教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学课程，还开始关注城市经济学。

在这个过程中，许倬云发现一些观念深藏在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明的潜意识里，这促使他开始以更宽远的尺度衡量文明的发展，逐渐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

那些看似“杂乱”的选课给许倬云的博士学位论文（后出版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譬如他发现中古欧洲城市的出现与春秋晚期的城市出现完全合拍。在论文中，他将《左传》中的两千多个人物排出一百多个家族谱系，根据这些人物的家世与社会背景，测量各时代社会变动的方向与幅度，做了一项系统性的分析。

20世纪60年代，许先生在芝加哥大学留影

许倬云将自己的学术思考形容为四面四角立体型，即文化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每个系统本身又可分为几个层次，且都是动态的。在这种立体治学体系中，文化是有生命的生物体。在当年，学术界还没有明确的系统论。

1965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以“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为名出版了许倬云的论文，并拿这本书当作亚洲研究丛书的第一本。这使许倬云很快在国际学界获得了一定发言权。费正清1967年写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的一封信中说：“顾立雅手上有个学生，是你们史语所来的人。”“他写的这本书已经是小经典了。”

2006年，大陆出版了许倬云论文中译版《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葛兆光回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已经听说过这本书，《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晚一些出版的《西周史》，“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中很有影响”。

不只学问长进，许倬云还在留学期间参加了当时波及全美的黑人民权运动，目睹了芝加哥选举的舞弊，得以深入观察美国。

“我本以为美国民主制度下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却在民主自由的背后看到那么多的丑陋东西。”许倬云说，“那五年我从青年人一步跨到成年人。”

带来新观念的老师

1962年，许倬云三十二岁，博士毕业。他对“三十而立”有自己的理解，“立”不是建功立业，而是“自立，不跟着人走”。他要在“读书以外，做人，处事，关心社会，关心世界，找自己的路”。尽管美国有五份工作找他，他还是回到我国台湾，接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台湾大学的合聘。

1964年，台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陈永发被上古史课吸引，因为授课老师许倬云的课堂让人“耳目一新”。他不但中外古今涉猎极广博，常从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角度讲课，而且课堂非常开放，指引学生去看大量资料，喜欢有人提出不同观点，甚至从校外找不同的学者来给学生讲述当前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心得。

如今，已经成为“中研院”院士的陈永发回忆起五十多年前的那段记忆还非常感慨。“那个时代的老师视野普遍都很窄，上课讲一讲，听完了就考试。”很多历史系学生都很迷茫，不知道历史学用来干什么，许倬云对本科生都会花力气指导，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给学生启发性，给我们开眼界，让我们对历史有不同的理解，告诉我们做学问的途径”。

1964年，才担任副教授两年的许倬云就升为教授，并很快接任台大历史系主任。同年，他还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许倬云出任系主任后的第一桩事，就是把当时由于政治原因被“教育部”派到台大历史系的“立法委员”等人的兼课取消，一年后干脆对这些人停聘。这在当时是没人敢碰的“马蜂窝”，但许倬云非常反感当时国民党对中国近代史的“粗糙”解释，坚持学术上的自由，拒绝政治干预。

对那些主张自由主义又有骨气的学者，许倬云内心都很敬重。当年台大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殷海光家门口有个馄饨摊子，是为了暗中监视他的掩护，别人都不敢上门，许倬云照样登门拜访。殷海光在台大申请演讲总不被批准，有一次许倬云就去申请，演讲时他和殷海光一起上台，说：“今天我不想讲了，请殷先生代讲。”

“中研院”院长王世杰也是块硬骨头，按当年的体制，“中研院”直属于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有许多公务要向上汇报。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王世杰不能接受，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撕掉，他就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许倬云回忆。后来，遇到公务上的事，王世杰就派许倬云去，借此机缘，许倬云得以颇早就与蒋经国等政坛高层有了往来。

许倬云和蒋经国熟悉之后，两人的谈话常不限于公事，美国社会、工会力量、民主制度、自由的意义，都是他们谈论的话题。许倬云一直记得蒋经国谈话时，“两眼直盯住你看”，不插嘴，问：“然后呢？”“还有呢？”一层层追问下去。许倬云常常对他说，思想管制不得，永远管制不得，就是秦始皇想管思想也失败。

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任系主任时的许先生

支持自由主义又大力改革台大历史系系务，许倬云得罪了不少人。回台之初，他还和老友胡佛等人创办了独立经营的刊物《思与言》，介绍新知，希望通过学术讨论，理性地为台湾找到出路，这更成了他的罪状，使他越来越多地受到打压。

多年后回想起来，许倬云坦言，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气氛令人窒息，三十二岁到四十岁生活在台湾，日子外面风光，其实并不好过。他的母亲常常不放心，觉得他在外面会不会一下子失踪。1969年，许倬云收到匹兹堡大学的邀请，决心再次赴美。

人虽然去了美国，但随着蒋经国时代的到来，许倬云仍然在参与整个台湾的民主化进程。1972年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每年夏天召开“台湾建设会议”都会邀请许倬云参加，他们也有过多次单独的深谈。

20世纪70年代，陈永发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他几次拜访许倬云都感到其对当时台湾政治走向的关心。“他很反对国民党当时的威权政治，他透过他能接触到的高层管道，谏言了很多。”陈永发说，“不过，他晚年看到台湾的现状也是很失望的，因为很多东西跟他设想的并不一样。”

在2013年出版的《许倬云说历史：台湾四百年》中，许倬云“恨铁不成钢”地批评了台湾发展过程中的缺陷，并将这些缺陷陈述出来，“提供给大陆作为发展的参考”。他对大陆读者说，希望“能够以同情之心、以彼此谅解之心来理解台湾”。

精神的健美

尽管在台湾的几年气氛比较压抑，但许倬云在这期间有了意外收获。1970年，再次来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任访问教授（1972年转为长聘教授）时，他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带着结婚一年的妻子孙曼丽和八个月大的孩子。

许先生夫妇与母亲及幼子许乐鹏留影，摄于20世纪70年代初

刚结束博士学业回台湾时，嫂嫂们担心他的残疾，曾劝他：“老七（许倬云排行第七），去乡下随便找一个女人回来，可以生孩子、管家就行。”许倬云不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那样就行了？”许倬云心中一直存着一道界限，要找到那个能识人于牝牡骊黄之外的女孩子，“能看得见另一边的我，不是外面的我”，不是这样的人跨不过他心中的界限。

孙曼丽是陈永发的大学同班同学，也曾是许倬云的学生。不过在学校时他们并无过多交往，直到孙曼丽毕业两年后，因为工作的事情两人有些书信往来，才发现“凡事都谈得拢”。

与许倬云夫妇熟识的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行政人员马敬说，他们夫妇一直相濡以沫。认识他们十几年，从未见他们有过争执——“每次许先生外出，师母都送到门口，还要亲昵地摸摸他的头。”

许倬云先生全家福

对残疾，许倬云的态度一直坦然，并不因此自卑自弃或是有所忌讳，有时还会自嘲。他在芝大读书时，要上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课得去三楼，他在书中提到这段往事：“爬上去很辛苦，得用屁股坐在楼梯上，一阶一阶往上爬，到了三楼，楼梯都让我擦得干干净净了！”

在匹兹堡大学留下任教后，和自己当年的导师一样，他也给了学生很大的自由度。“从精神上来看他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人，学问好，文笔好，对人还非常诚恳，没有任何偏见，哪怕你是一个不起眼的学生，他也能和你很平等地交谈。”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1982年，她和王小波赴美攻读硕、博学位，他们都是许倬云的学生。

有一段时间，王小波上许倬云一对一的“个别指导学习”课程。由于心脏不好，王小波“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许倬云身体残疾也坐不直。师生二人“东倒西歪”，倒也自由自在。许倬云对王小波无所设限，允许他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

1987年，葛岩也成为许倬云的学生，下课后还常去许倬云家里做客。每年春节，他都和几个中国同学聚到许倬云家里包饺子。遇到中国学者访美与许倬云一起吃饭，许倬云总要找葛岩相陪。有一次，葛岩到了餐厅门口才知道要求正装，但那时候他刚到美国不久，既没有车也没有西服。许倬云让孙曼丽赶紧开车带葛岩去找人借衣服，在楼下等他换好了正装，又开车把他带回餐厅。

“那个时候懵懵懂懂，现在自己也带学生，才体会到老师的用心，为我了解前辈学者、开阔眼界创造机会。”如今已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的葛岩感慨道。

葛岩记忆中，导师有很多令他感怀的大小事。小到为在南京萍水相逢的一个裁缝专门从美国带去拆线器；大到将岗位让给暂时无法回国的大陆访美学者，为解决别人的困境自己做出牺牲。许倬云也从不支使学生，哪怕是查阅资料这种小事，都不会请学生代劳。

1992年，许倬云拿给葛岩一本书，是王小波寄来的成名作《黄金时代》。这本获得第十三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书，便是由许倬云推荐给《联合报》的。正是因为这次获奖，王小波才真正下决心辞职做全职作家。后来，王小波对刘心武说，尽管导师身有残疾，但导师精神上的健美给予了他宝贵的滋养。

一直被许倬云视为“守护神”的孙曼丽在一次闲谈中也对马敬说过：“外人以为你们许老师什么事都要依靠我，他们不知道，我要是没了他才真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我精神上的力量。”

重庆南山一盏油灯旁，许凤藻常常给无法进学堂的幼子读欧阳修的《泷冈阡表》，“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也总讲“苟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许倬云明白，这是父亲让他了解何为仁者的用心，他用一生去践行、追寻着父亲教他的这个“仁”字，期望有一日“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跨学科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许倬云从匹兹堡大学荣休，当时正赶上与许倬云私交甚笃的台湾新闻界泰斗、《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捐资成立“华英文化教育基金会”，奖助母校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学子。余纪忠盛邀许倬云担任董事，借此，许倬云得以与大陆高校有了较多来往。

在一直未被系科僵硬界限框住的许倬云眼中，当时大陆的学科间隔之严格以及师徒一对一相承的传统，使得学科很难有进展。科技还好，人文社会科学只能闭门造车。

许倬云与费孝通（左）、金耀基（右）于香港合影

1992—1998年，许倬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通识跨学科课程，名称叫作“宇宙与人生”，动员了许多人和他一起讲，连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都跨过去了。

许倬云着急现在的教育把很多年轻人圈在一个学科当中，没有机缘打破，陷入重围。“求知的经验，其实可以比求得的知识更有意义。”许倬云说。

2002年余纪忠去世前，专门委托许倬云：“南大是我的母校，如果他们有什么事，希望你帮一帮他们。”许倬云一直未敢忘记老友嘱托。2005年，许倬云在南京大学筹划创建了中国高校首家“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简称“高研院”），推动中国高校开展跨学科研究。彼时，欧美国家在此领域已经先行了很多年，斯坦福大学1980年就成立了多学科人文中心，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所成立于1973年。

1993年，许先生于罗马博物馆留影

1993年，许先生于西安博物院留影

南大创办了“高研院”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有足够资源的高校纷纷开始跟进，“高研院”逐渐成为中国人文社科高等教育制度里的一环。

从那时起，许倬云每年都有几个月在南京忙碌，除了参加会议、做学术讲演，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与每个院系在“高研院”的驻院学者长谈，为他们的研究做指导，帮助他们按课题整合成不同队伍。原本南京大学要聘许倬云做院长，许倬云说：“我不做你们的官，只尽心意，也不拿任何报酬。”仅要求南大提供住宿和每天接送的车辆。

除了几位驻院的学者，众多南大各系科的教师也慕名而来，希望和许倬云探讨问题，只要时间能排开，他统统都接待，有时和一个人谈，有时和五个、八个、十来个人一起谈。

许倬云在南大的那几年，陆远一直陪在他身旁。陆远说：“大家对他的学术根基之深广都非常敬佩，无论哪个院系哪个专业的学者，他都能谈。”

常在南京的那段时间，许倬云又寻回了儿时记忆中的生活，听昆曲，吃小笼包，和许氏宗亲及辅仁中学故友相聚。他回到阔别半个多世纪的故乡，尽管他还能说一口标准的无锡话，小时候居住过的那个承载上百口人的大宅“既翕堂”和门前的弄堂却已消失，如今已是无锡市检察院的大楼。仅在东林书院，他又见到了自明朝起就立在家门口的“抱鼓石”。“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许倬云感慨：“先人遗宅，从此只能在记忆之中而已。”

2013年，许倬云动了脊柱手术，身体状况使他不能再长途跋涉回国。在他手术后不久，南大几位学者赴美交流访问时专程去看望他。他含泪哽咽着说：“我今年八十三岁了，余用很少，不能再飞行了，不能回去与大家共事了。”但如果“派人过来或送年轻人来，我拼着老命教他”。

为常民写作

许倬云一生都在思考，少时无法像别人一样去外面玩耍，他只能在室内看书思考。青年时在美国动五次足部矫正手术，手术后不能去上课，就在病**思考。他认为经历这些痛苦值得，不仅磨炼他的性情，也逼着他去想大问题。

荣休后，许倬云终于有时间把他一直思考的大问题形诸文字。海外生活多年，许倬云总听到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就是优秀，你看学校里成绩最好的都是中国人。”“一些思想史好是好，但论的都是天大地大的问题，老百姓看不懂。”有一次他去餐馆吃饭，老板问他，中国菜这样那样的烹饪方法，是从哪里开始的？许倬云一想：“哎，中国通史上还真没交代。”

就这么琢磨着，许倬云决定为常民写作。写老百姓读得懂的书，写日常生活的“零零碎碎”，写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而是在历史上不吝啬“给出去”，也不惭愧“拿进来”的大大方方、磊磊落落的状态中，慢慢长大的。

2006年，《万古江河》出版，与他之前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等上古史研究专著不同，许倬云第一次下笔撰写大历史。尽管展现的是大历史，但书中没有武力，不讲开疆辟土，只讲文化圈的扩大，讲国家下面的广土众民，关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思想信仰，而不像传统史书将更多笔墨放在帝王将相身上。他努力将中国历史和文化这样的大问题，讲得通俗易懂。

许倬云说：“为生民立命，就是为世界帮忙，这是儒家的本分。我将《万古江河》写得很浅，就是为了这目标。”

《万古江河》出版当年就卖出了二十万册，次年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19年，《万古江河》随录取通知书一起，被清华大学校长寄给了每一个考取清华大学的新生。

2010年和2015年，许倬云又出版了《我者与他者》和《说中国》，同样是大历史著作，前者讨论历史与文化中的对外关系，后者论及历史与文化中“中国”的变动。

学者葛兆光最喜爱这三本书。他认为这才是大学者放下身段，为一般读者写的历史书。“大历史要有大判断，非博览硕学之士，不能下大断语。在许先生这种大历史著作中感受最深的，就是那种‘截断众流’的大判断。如今，历史知识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歪曲、遮蔽和改写，特别需要真正专业的学者，用不是‘戏说’或‘歪批’的方法，来给大众普及和清理。”葛兆光说。

研究和思考，对于许倬云已经成为习惯。2013年动大手术的前一夜，他还在思考如何合并儒家的董仲舒与《西铭》、佛家华严宗的圆融观照与新教、丹麦宗教心理学家克尔凯郭尔，以及法国哲学家德日进与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的思想，合并众家，找出原点。他认为这个原点是宇宙的原点，这里有存在（being），没有神。无法动笔记录，他就用小录音机录音。

陆远对一个场景印象深刻。和许多名人一样，许倬云也有不少“不得不去”的饭局、会议、应酬。这种场合，他常常会用一只手搭在拐杖上，下巴往手上一靠，闭上双眼做打盹儿状。进入晚年后，许倬云的两道眉毛越长越长，向下耷拉，每次靠在拐杖上假寐，用陆远的话说，“那样子好像一尊佛一样，宝相庄严”。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打盹儿，只是进入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去思考萦绕在内心的问题。这时要是谁提起他感兴趣的话题，他马上就可以睁开眼，接着话茬儿聊下去。

也许是时刻都保有思考习惯的原因，许倬云几乎是最高产的历史学家。在两岸出版的专著超过四十本，合著超过二十本，最近十年在他八十岁后出版的新作高达八本。

曾有人问许倬云：“著书立说的乐趣何在？”许倬云回答：“在它的过程。有些人喜欢下棋，有些人喜欢打麻将，都是过程。我喜欢研究工作的过程。”

既然是过程，就只是到现在为止暂时得来的结论，这个结论还可以往前推，还可以改变，还可以修正。他在年近六十时曾说，尽管年龄在中国旧日观念里可以算老头子了，但并不认为自己的性格和思想已经定型，还继续有成长的机会和需要。

今年，他已九十岁，认为自己还是没有定型，随时准备有新问题来的时候用新的思考方式去处理，也不会只用同一种思考方式去处理过去一直面临的问题，而是尝试新角度，每天学习新东西，每天对过去的思考方式有质疑之处。许倬云说：“这已养成习惯，我们做学术研究的人，永远不会认为自己到了终点站，前面永远有更长的路、更远的空间、更复杂的问题等着让我去处理。”

2021年，许先生在匹兹堡家中（陈荣辉摄）

[1]　本文作者为李静，首发于2020年第28期（8月3日）、总第958期《中国新闻周刊》。

[2]　今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后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