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俱来的伤残，这是我的灾祸，也是我的福气。我一辈子不能做俊男，所以一辈子不能有美女。十三四岁时，兄弟姐妹们都去上学，住在学校里。当年他们的学校都流亡在几百里、几千里之外，只有我独居在重庆南山，除了松树就是白鸽，女孩子对我来说，眼不见，心不动，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现在年纪大了再回想起来，我对女性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姐妹、堂姐妹、表姐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在我脑子里，女孩子从来没有什么神秘的，也无所谓可爱或可怕。在我眼中，她们都只是个人而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无锡念书那两年半，我忙得发昏，因为我必须从零开始，夜以继日地用功，直到成绩名列前茅。说实话，如果我跟平常人一样健全，在正常学制里，不见得能激发出这样的学业兴趣与动机。当时男女之防相当严格，教室里的座位，男生坐六排，女生坐两排。由于我免上体育课，当大家去上体育课时，教室里空****的，只剩我一人。男同学们有时会托我传书递简，要我拿信放在某个女生的抽屉里，等于是邮差，现在想来我觉得很好笑。

我也跟其他男女同学一起合办板报、写文章，那时候同学之中已经有人搞学生运动，江南学联的领导学校就是辅仁中学。在那种政治气氛下，儿女之情暂时摆到一边，所以也没怎么样，我还觉得班上的女同学仿佛都是我的表姐妹、堂姐妹呢！对我而言，每个人都只是个体，没有叫我特别动心的，而且班上男生和女生的人数比例是5︰2，每个女生都有我的朋友追求，在道义上我也不能再有什么行动，这是“江湖义气”。我们在战争中、在逃难中长大的人，江湖义气摆第一。

在台湾大学时，我也未尝没有相当谈得来的异性朋友，只是缘分止于友谊。

在芝加哥读书时，大家开同乐会，我的工作常是在舞会门口收门票。俊男美女虽多，但我不沾惹这些事。不过也有女同学觉得我为人直爽，跟我谈话有一定的趣味，我天南地北什么都可以聊。而且我对文学的兴趣很高，她们认为我是个很好的谈话对象，连外国的女孩子也愿意跟我聊聊天。我很理解这种情形，甚至不把她们当女生，只是一些可以谈话的好朋友。我开刀住在医院期间，有个中国女孩子在里面做事情，经常来找我，蛮照顾我的，别人误以为她是我的女朋友。后来连我也没有把握，她对我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开自己，我在心里筑了一道墙，过滤外来的东西，使我不会盲目。这道墙是我天然的残缺，有其他动机的人，自然会被这道墙过滤掉。我心里一直存着界限：必定要有一个女孩子，能识人于牝牡骊黄之外，就像伯乐识马，她得看见另一面的我，不是外面的我，而我也看得见这个人，如果有这种心理上的自然条件，我会打开心门的。

所以，欣赏我的性格以外的人是不会进来的，因为她不会欣赏我。俊男美女很容易搭在一起，但那中间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我有这个天然的过滤器，比较不会犯错，直到遇见我的太太孙曼丽。

曼丽是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的同班同学，他们班上有好几个女同学，我对身边女生的高矮胖瘦常常搞不清楚。我除了注重他们的课业，常常盘问功课之外，其他事就不太管了。他们交报告的时候，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好像有点怕我；后来我当了系主任，很多学生不敢到主任办公室来。老实讲，我对他们班上的同学一点都不熟悉，只是从考卷和他们写的文章，交叉配合，判断这个学生的程度如何。因此，曼丽在学校读书时，我并没有追求她，直到她毕业两年后我们才开始交往。

当时我对学生们找工作的事是很愿意帮忙的，被我推荐的人很多。曼丽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台湾“中央图书馆”（现台北“中央图书馆”）。那时候“中央图书馆”馆长是蒋慰堂先生，他是我的长辈，跟我私交很好。我是江南人，他觉得跟我聊天蛮有意思的，戏剧、文学……杂七杂八的什么都聊，无形之中就成为忘年之交。蒋先生是徐志摩的表弟，大家都不晓得他童心的部分，他还会唱昆曲。当时他手上有个元明史的计划，他问我：“你有没有学生可以帮忙，担任我的助手？”恰好当时曼丽问我有没有工作可以帮她推荐，我就把她推荐给慰老。她从那个时候开始到图书馆工作，后来又到圣心书院教书。

经过一阵子的交往后，我们觉得彼此都很相契，就决定结婚。我们的婚礼就由李德心一手操办，1969年2月9日，农历年前七天，我们在台北怀恩堂结婚，由周联华牧师主持。沈刚伯先生跟李济先生是我们的证婚人，沈先生还亲自挥毫写了长歌《丹凤吟》祝贺。当时，我母亲非常高兴。

这是上天赐给我的福分，让我终于遇到不在乎牝牡骊黄的伴侣。那时候我四面八方受人打击，又遭到情治人员的围剿，她隐约知道，但不清楚具体细节，我也不吓唬她，确实辛苦了她。1970年，我们到了美国，那一年她才二十七八岁，抱着一个八个月大的娃娃，拎着两个箱子。原本我只打算到匹兹堡担任客座教授，没想到一待就是三十多年。

1969年，许倬云先生与太太孙曼丽在台北怀恩堂举行婚礼

我常说上帝是非常好的设计者，但却是非常蹩脚的品管员，所以我的缺陷非常严重。不过，上帝对有缺点的产品都有产后服务，会派个守护神补救。我的前半生是母亲护持，后半段就是曼丽了。她们是隐身的天使，我非常感激。这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我必须交代。为了照顾我，曼丽确实比一般的太太更辛苦，这是我感愧终身的！好在我们相契甚深，其他都不在乎了，一辈子走来，感到生命充实丰富。如果我们可以选择，下辈子还是愿意再结为夫妻。

我们的独子许乐鹏是我在台湾“中研院”（全称为“中央研究院”）服务时出生的。乐鹏小的时候，他每晚上床前我都会给他讲个故事，隔天早上他起床，见了我就说：“爸爸，我睡觉了你在工作，我起来了你还在工作，你晚上没睡觉。”我说：“我只是睡得比你晚，起得比你早。”我们家的私人情感是很好的，这是上帝所赐，我非常珍惜。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时的许先生

乐鹏在芝加哥大学读完了学士和硕士。芝加哥大学的人文学科不分科系，就是“一般人文”（humanity general），他这是学我的样，我在芝加哥大学也是读“一般人文”。我刚进去时是在东方研究所读书，该所和历史系不分家。我毕业时，他们说无法把我归类，就把我归到“一般人文”。

芝加哥大学的历史系很奇怪，一半归“一般人文”管，一半归“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管，随你挑，老师和学生觉得自己属于哪一边就归哪一边，所以乐鹏念的也是“一般人文”。他当过四年的记者，后来觉得不足，又回去念书，读的是纽约大学的人类学。纽约大学是后现代的大本营，他最近还去英国做研究。但他不愿意进入学术界。他说：“我不是一个做分析的人，我要做有创造力的人，我要形塑、创造一个东西，我不做分析。”

我们也希望他过的是一种宁静、情感满足、精神生活充足的日子，他要做到这一点，我想绝对没有问题。他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除了必要时穿袍戴帽之外，别的场合他还是平常故我，因为他不愿宣扬。这个孩子是我跟曼丽两人亲手带大的，等于是我们自己形塑成的人物，也是我们自己性格的表现。我举个例子，美国人习惯高中毕业时办场舞会，每个学生到公司打工、在麦当劳做小窗口服务员赚钱，千方百计筹措自己的费用，包括雇汽车、租一套晚礼服、护送女孩子参加舞会。美国高中生从高一就开始存钱准备这件事。当时和乐鹏一起来我们家玩的漂亮女孩子多得很，但是后来他带去参加毕业舞会的女孩子，却是一个从来不曾在一起玩的女孩子，他说：“没人约她，我约她！”结果，那个女孩子的爸爸到我们家来时还手足无措。

我们对乐鹏是双语教育，他在外面讲英文，回到家里讲中文。小时候我们教他讲话，动物园、zoo，老虎、tiger，两个名词一起用，这部分词汇他够用，因为他已经习惯双语背景，所以说中文没什么问题，心里也没有感到种族问题带来的压力。他在美国上的小学是匹兹堡大学附属小学，本来就有各式各样的人。他自己对阅读中文也很用功，九岁回台湾时，曾一本正经地在当地的“金华小学”注册，当二年级的旁听生。那时候他就非常喜欢漫画，直到今天漫画还是他的嗜好。他也可以写中文，到餐厅还可以点个菜，看中文报纸也没问题，这都是他自己一路摸索出来的。他的英文写作也很好。

高中时，乐鹏也是优秀生。他的同学群体很国际化，有犹太小孩、中国小孩，在美国的优秀生里，有外国背景的比当地背景的人多。乐鹏对家里的亲戚朋友都很有礼貌，中国人平常在家里怎么做，他就一定怎么做。每到过年的时候，他一定回来。我们家有一卷“祖宗轴子”，那是我们离开故乡时，先父知道可能回不去了，在轴子上写了历代祖宗的世系表，裱得精细，到台湾后就一直挂在家里。我和弟弟去美国时，我哥哥请人抄了两份，一份给我，一份给弟弟。过年时，我一定把轴子供起来祭祖。后来我们供“祖宗轴子”时，乐鹏便负责摆祭品，供上祭品之前他会先鞠个躬，上好了再鞠个躬，卸下“祖宗轴子”时，也先鞠个躬。这些我们都没有教过他，但是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他太太Thalia Gray是波兰、爱尔兰、苏格兰混血的美国人。有一年，她来我们家过年——那时候他们还没结婚——我回头一看，怎么这个女孩子也跟着我们一起向祖宗鞠躬？显然是受了乐鹏的影响。

我们都蛮喜欢这个洋媳妇，乐鹏在英国当记者时，她也在英国做事，担任杂志社的写稿员，替医学研究人员写研究报告。

他们居然想到用中国的针灸帮助怀孕。2006年3月，他们迎来一名男娃娃，我为他取名“归仁”，媳妇姓Gray，所以“归”字是他母亲的姓，不是我们家的辈分，我们应该公公道道，把父亲的姓拿上去，母亲的姓也要拿上去。但是中间有个“归”字，下面的字就很难取了，结果归去归来，归“仁”最好，就取名“归仁”了。

退休之后，我除了忙一些公家的事之外，身体还发生了一点小问题。2006年，万芳医院买了一部新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邀请我和曼丽，以及我姐姐做了免费检查。结果这一查麻烦大了，我的心脏冠状动脉高度钙化，意思是我的冠状动脉随时会爆裂。

从理论上来说，人的器官都会钙化，皮肤也会钙化。后来我想起来，先母七十岁的时候也有这个毛病，心脏瓣膜硬化，不能闭合，可能会造成血液倒流。她还有心肌肥大，情况相当不好，但她还是活到了九十四岁。不过，有这些症状的人，情绪不能有太大的波动。喜怒哀乐太激烈，心脏血液就流得快，血液在硬化的血管里流得快，很容易造成血管破裂。这东西一崩，人就拉倒了。所以我交代曼丽，只要我的血管一崩，不要让我当植物人，该走就走。

我今年（2009年）即将八十岁，我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我写了《万古江河》之后，又写了一本小书，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我”与“他”、“主”与“从”。此外，我还做一些阅读，写一些短文。儿子一家也在匹兹堡，住处离我们不远，每周孙子来我们家两三次，由祖母照顾。这个孩子性格好，祖孙三人共处，其乐融融。

匹兹堡的中国友人，来自台湾、大陆、香港，大约二十人，每两三周聚会一次，听我讲历史，目前正在讲近代史。这种谈话会逼得我非先厘清头绪不可，对我极有帮助。

我自己反省，八十之年，够用是富，不求是贵，少病是寿，淡泊是福，知足是乐，有这种生活，夫复何求！当然，残疾带给我的疼痛，到老更甚，全靠内服外敷止痛，曼丽照顾我比以前更辛苦了。我自问生死之间，看得很淡，唯有辛苦了曼丽一辈子，怎忍舍她而去？如果真有来世，我还盼重续今生之缘，但是该由我照顾她了。来世的职业呢？也许还是学历史，可以冷眼热心地看世事。

（本文为2009年许倬云先生接受台湾“中研院”的访谈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