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至二十章

这一届的教导队，和我来自同一座城市的学员有二十多人，可从市区来的就我和苏强、肖毅三人。他们俩和我一样，也是报务班的学员。肖毅的训练成绩和我不相上下，而苏强不知是怎么回事，每次的考核成绩，都是勉强及格。像苏强这样的情况，全班还有好几个，教员在为他们做原因分析时说，是他们的书写速度跟不上和信号概念不强造成的。从开学起，我和苏强一直相处的很好，我们都喜欢打蓝球，常在一起玩，星期天的中午，也经常在一起解决饥饿问题，在训练上我没少帮他，他也蛮努力，可不知为什么，总是没什么效果。

在教导队开学后的第三个月，春暖花开了，龙虎山重新披上了绿色，我们的训练也进入了关键时期。每天早晨，别的人还睡着，我就起来了，反复地背电码，默记城市代码。中午也很少休息，练习抄报。我那时会经常牙疼，也不到卫生队看，忍着，疼狠了就含口凉水，总是怕耽误时间，会影响了训练成绩。可就是这个时候，总队领导却抓了我们一个大公差。让我们各个教导队，每天都抽出二个小时，带人到总队挖游泳池。总队领导在开工动员时说：这是为了进一步增添部队文化娱乐生活的内容，也是用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号召。这欠下的两个小时的训练课程，就只能在每天的晚上补回来。我们整整挖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把摊派给我们的土方任务完成了。那活儿就跟农村搞水利挑河工一样，非常累人，才开春的天，可不用一会儿功夫，里面的衣服就全湿了。可所有的学员都像上足了劲的发条，一个个争先恐后，从头到尾也没人喊累。

在教导队那么长时间，我不怕训练苦，不怕公差勤务累，样样都走在前面。可说实在话，那会儿也有我怕的，就是夜里那两小时的岗。要说当兵的站岗，应该是每个军人的基本功，可我到教导队之前没有站过岗。新兵连集训时不用我们站岗，那儿有专职的军部警卫连。可教导队的情况不同了，这儿是深山，还没个院子，更没有专职站岗的。白天上课不要求站岗，可晚上六点到第二天早上的六点，必须要有人站岗，二小时一班，全体学员轮着来。在夜里，整个教导队只有队部的走廊有一盏灯，营区的四周都是漆黑一片。队部走廊的墙上有一个挂钟，可在深夜，那不停的嘀嗒声，听了真让人心里直发毛。我们站岗要求是流动岗，要不停地查看营区，看前后左右有没有情况。可那个时候，只要轮到我上岗，几乎都是紧背着枪，在连部的走廊前来回地走来走去，不时地盯着那挂钟，恨不得它能走的快些。新兵怕站岗，这话说的真是一点没错！

当时光老人的脚步陪伴着我们艰辛地走到这年的九月底，眼看着国庆节就要到来时，我和战友们已经用八个月的时间全部完成了大纲上十个月的训练计划。赵队长和李指导员在向总队领导和军区业务部门请示报告后，安排我们进行十天的巩固训练，每天的早上填一张八点天气图，下午填一张十四点天气图，填结束了就交换校对，统计成绩。赵队长并且说了，将把这二十张图的平均成绩，作为我们总的学习和训练成绩，通报给我们各自的单位。所有的学员虽然早已是回心似箭，可听赵队长的这么一说，全都不敢再有一点松懈和马虎，又都全身心地投入了这最后的冲刺拼搏。

过完国庆节，教导队进行了大纲里的最后一项，举行结业典礼。赵队长在典礼上做总结讲话，李指导员宣读受到表彰的优秀学员名单，我和张银喜、施土水都名列其中。

在教导队学习和训练的日子里，要说我和张银喜、施土水，其实都是先进人物，都是队领导们经常表扬的对象。我的训练成绩那是有目共睹的，自始至终都是名列前茅，赵队长只要讲话，准保要表扬我。而李指导员在开会时，总会表扬张银喜，还反复地强调，要求我们全体学员向他学习。这张银喜也真是不简单，自教导队开学，他每天晚上熄灯后，都坚持在被窝里开着手电筒学两段毛选。我们全队的学员为了学习他，就都跑到总队的军人服务社买手电筒，都在熄灯后在被窝里学两篇毛选后再睡觉。施土水则是陈副队长经常表扬的对象，那菜地劳动和做好人好事，施土水是全队最棒的。

教导队的艰苦而且紧张的学习和训练生活终于结束了。在鹰潭火车站，当赵队长和李指导员把我们分别送上返回的列车，并一一地和我们握手道别时，我看得出来，所有的战友，他们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除了恋恋不舍，就是发自内心的深切感谢。

在这一届的学员中，我被评为训练标兵，张银喜是学毛选标兵，而施土水是做好人好事的标兵。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和张银喜、施土水三人，都没有辜负处长临行前“要全力争第一”的要求。

列车拉响了汽笛，再见了龙虎山，再见了所有气象教导队的战友们，再见了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列车在加速。我和张银喜、施土水都紧盯着车窗外那渐渐远去的龙虎山的山影。

第十九章返回（一）

还是于班长到火车站接的我们。时隔八个月，我们三个走时还一窍不通的新兵，学成回来了。我们又回到了这座城市，又回到了军部大院，而且都已经比较好的掌握了本职工作的业务技能。我还清楚的记得，在我刚到测报组时，在新兵连集训期间，于班长有好几次拿着耳机，让我听那耳机里面的声音，当时我什么也分辩不清，感觉像小鸟在叫，感觉好似有无数的蜂子在争鸣。而现如今，我不仅能把那鸟叫蜂鸣的声音分辩的清清楚楚，还能做到整张天气图填写出来，都很少出现差错。

回到组里后，我只经过两次跟班，郭组长就让我单独值班了，张银喜和施土水多跟了几个班后，也先后被郭组长同意单独值班。在张银喜单独值班后，郭组长宣布，让我和张银喜算一个班，于班长、李丽、郝庆秀她们六个老报务员算一个班，进行两班倒。郭组长说：这样做并不是欺侮新同志，而是为了给新同志更多的机会，好尽快地熟悉工作，提高自己。那一段的日子，我和张银喜除了值班就是睡觉了，可结果呢，也正像郭组长说的，我的业务能力又有了很明显的提高。无论是工作中的图面质量，还是平时的训练考核，我的成绩都超过了组里所有的老同志。

气象处在指挥所的工作室，每个班都要有六个人值，两个报务员，两个观测员，两个预报员。我由于值的班多，很快就和测报组的老同志、预报组的预报员相处的很熟了。预报员都是干部，预报员的工作就是根据报务员填出的天气图和观测员收集到的当日气象实况，进行缜密分析后做出判断，向指挥员提供当天天气和未来天气的趋势，保障飞行任务的完成。可能是我填的图质量比其他人好，图面也很清晰，预报员们都喜欢和我上对班。

在我当兵的那个年代，刚到部队的新兵，都会积极要求进步，都会主动地和自己周围的同志搞好团结关系。我那时也一样，和身边战友的关系相处的都很好。处的最好的，还是于班长，他一直都很关照我。李丽、郝庆秀，还有刚熟悉的女预报员陈敏、肖红，她们的年龄都和我差不多大，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我们比较能谈到一起，又有共同的爱好，我和她们相处得也很好。可从感觉上，李丽、陈敏和我要更加默切些，更近一些。可毕竟这是在部队，加上我才当兵，还不满一年，心理上确实不敢和她们走的太近，只是保持工作上的关系，把许多的话留在了心里。

刚熟悉的陈敏她是广州人，肖红来自山西，她们俩的年龄和我一样大，可她们俩都早我三年就到了部队，还都已经被提拔，当了干部，当了预报员。据于班长的介绍，陈敏的父亲是广州军区副参谋长，肖红的父亲是山西省军区副司令。我是又有点看明白了，这气象处啊，就是个干部子女扎堆的地方。

陈敏和肖红在预报组的状况，跟我和张银喜在测报组的状况一样，她们俩也是新学的预报，是预报组的新预报员。可同样的年龄，同样是一个新字，这之间的差别太大了。我和张银喜是新报务员、新兵，人家也是新，可人家是新预报员、新干部。十八岁的女军官，多稀罕，多神气。现在想想，这么年轻的女预报员，也只是在那个年代才会有，要放到现在，哪怕是地方的气象部门，那也是决无可能的。

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在这一年的年底，测报组又分来两名新兵，军部大院的复转工作也正式开始了，测报组有两位老兵确定复员，气象处的刘副处长和一名预报员被确定转业。我那时是一名入伍才满一年的新兵，对部队的认识还很浮浅。可在欢送会上，看着哭出声的老兵，看着话未讲泪先流的刘副处长，我的心被触动了，我开始理解他们。他们已把军营看作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是真的舍不得离开部队，舍不得离开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他们对部队有着无以比拟和常人难以想像的深厚感情。不过，在当时，还能给他们带来些许安慰的，是那个年代。那是个崇尚军人的年代，军人到地方后工作安排的都很好，就是农村入伍的战士，复员后也能有机会安排工作，转业干部的岗位基本上都是高配的。处长在欢送会上说，刘副处长到地方的工作已经联系好，刘副处长被安排在江西省气象局任副局长。一个部队的副团，到地方上安排了副厅的岗位，这在现在是想也想不到的，就是十年前，在我转业的那会儿，部队的副团也要任满了四年，到地方才能给个副科的位置。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在第二年的春夏之交，总部命令我们空h军调防了，我们离开了那座本来就应该是所学校的大院，登上了向南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