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后半期，在英国首先爆发了以蒸汽动力的普遍推广与应用、机器大生产和工厂制度的确立为主要标志的工业革命。这次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经济变革与法国大革命一起促成了被后人称为“双元革命”的新时代的来临，并促使整个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其对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单纯用手工操作工具和简单、机械的传统生产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以蒸汽为动力的机械在各主要的工业生产部门中的普遍使用。

工业革命之所以成为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事件，主要不是在于它在生产设备和商品领域所发挥的影响，而在于“它通过物质东西的媒介，即人类的需要、筹划和活动等具体表现，便对人发生了影响。它已用自己的标记把近代社会——首先在英国，其后在一切文明国家——烙上了印记”[1]。工业革命首先导致人口的增加。据英国学者里克曼的统计数字，16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可能有500万居民，1650年左右有550万，1700年有600万，1750年有650万。150年间大致增加了150万人，而在此后的50年间，即从1750年至1801年人口则增加了250万。[2]除对人口产生影响之外，工业革命促使曼彻斯特、利兹、哈立法克斯等一批工业城市出现，人口分布表现出集中的趋势。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出现可以视为由工业革命对社会关系所促成的最具影响力的变化。“大工业制度所特有的东西就是资本用于商品生产以及资本在这种生产过程中的形成本身：这就是资本家阶级的存在，资本家阶级本质上就是工业上的一个阶级。”[3]从此以后，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与斗争便成为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前进与发展的主要动因。

英国工业革命对英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工业革命的结果，可以归结为三个比例的变化，即工农业比例、手工业和大工业比例以及城乡比例。其中工业压倒农业，农业国成为工业国是最深、最根本的变化。”[4]而这一系列的变化总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中表现出来。机器大生产对从业者提出了一定的文化及技术要求。“做某些工作，几乎包括工业中的一切工作在内，都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因此，即使为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也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工人能保持这种水平。”[5]恩格斯认为：“由于现代英国工业很复杂，工人在需要和文化方面的平均水平很难确定，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不同种类的工人的平均水平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规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6]为适应这一社会现实要求，包括斯密在内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提出，英国政府应该承担起发展国民教育的职责；主张以社会公共教育取代英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当然，英国在确立现代国民教育体制的时候，也有人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提出异议。如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代言人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即对国家实施国民教育持反对态度。贝尔—兰卡斯特的导生制教学则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当国家尚未真正意识到国民教育的意义之前的慈善性教育的探索与行动。以1798年的《人口原理》一书的发表而成名的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则对基于工业革命所导致的英国人口增长问题表示了强烈的关注，主张以教育作为解决社会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