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终身教育思想的萌芽及其发展

广义而言，教育作为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和培养人的活动，与人的一生共始终。这一观念，自古有之。也就是说，终身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它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圣哲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及教育思想中。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经典中都有类似于终身教育及终身学习的思想。近代伟大的教育家夸美纽斯也对之进行了论述。[1]然而，古代及近代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思想都很零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人性的认识基础上，与现代的终身教育思想不可同日而语。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具有现代意味的终身教育思想萌发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当时并不具备终身教育思想赖以产生的客观条件，但作为一种理论，终身教育思想已深深地根植于欧美各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沃土中。

现有资料表明，英国成人教育家耶克斯利（B. A. Yeaxlee，1883—1967）是最早明确提出终身教育概念的人。

耶克斯利曾参与了1919年英国复兴部所属的成人教育委员会发布的《1919年成人教育报告》的撰写。该报告断言，成人教育是一种“永久的国民需要”，“应当是普遍的和终身的”。[2]因而，该报告被认为是最早具有终身教育思想的政府报告。

为了进一步阐述他的终身教育思想，耶克斯利于1926年出版了其终身教育的代表作——《终身教育》（Lifelong Education）。在该书中，耶克斯利认为，人只有一生不断地受教育，才能发展智力，获得精神自由，了解自己和他人，最后才可寻到皈依上帝的道路。他指出：“如果我们问，一个人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教育？唯一的正确答案是：其生命终止时才会完成。”[3]耶克斯利认为：“教育包括知识、经验和伙伴关系。正是因为如此，它永远不会结束，同时也不仅仅是开始于儿童和青少年时期。”[4]总之，在他看来，教育应该贯穿于人的一生。但是，耶克斯利阐述终身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的落脚点是出于宗教的需要。尽管在耶克斯利所处的时期，随着世俗化的发展，宗教作为教育的工具的职能逐渐丧失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耶克斯利仍然强调宗教作为教育工具的重要性，仍然坚持将宗教作为阐释生活意义的源泉，同时也作为他论述教育意义和目的时所常用的工具。

正是因为耶克斯利将终身教育思想与宗教联系起来，从而使他的终身教育思想的传播受到很大的限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他将终身教育的有关论述严格地限定在其狭小的范围内，其思想观念“仅仅像是个紧包着的花蕾，还没有绽放和成熟”。[5]在宗教早已失去其固有的优势和地位时，耶克斯利单单从宗教的角度论述终身教育，这当然不会引起当时及后来的人们的注意。然而，我们得承认，耶克斯利的终身教育的思想虽根植于宗教思想，但其视野已超越其时代教育实践之局限，在如今看来，仍是一个很大胆的构想。

杜威（J. Dewey）在其《民主主义与教育》等著作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终身教育的概念，但他的“生长论（growth）”与终身教育思想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甚至有学者认为，其生长论为终身教育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哲学范式。[6]

美国现代著名的成人教育家林德曼（E. Lindeman，1885—1953），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在《成人教育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dult Education，1926年）一书中，林德曼将成人教育的特性主要归纳为4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林德曼将教育设想为一个终身的过程。他认为，教育是生活的预备的观念，使学习过程陷入恶性循环。林德曼明确提出，教育即生活。所以，他认为，应该放弃那些将教育归属为青年时期的学习过程的所有僵化观念。在他看来：“整个生活就是学习，因而教育是没有止境的。”[7]可见，林德曼将杜威的思想贯穿于其教育理论之中，并在其中有机地融合了终身教育的有关思想，从而确立了其进步主义成人教育理论。

总之，从英国的《1919年成人教育报告》开始，经耶克斯利和杜威、林德曼等诸多教育家的积极探索和不断提倡，终身教育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

尽管终身教育思想早已产生，但是，它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形成一种重要的国际教育思潮，或者说，终身教育思想的真正确立还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朗格朗的著作《终身教育导论》（1970年）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1972年）是终身教育思想发展的里程碑。

二、终身教育思想确立的社会历史背景

终身教育思想的产生与现代社会人们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是分不开的。

自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学发现与大规模地应用这种发现之间的时间间距也在逐渐缩短，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出现了以电子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生物工程、海洋工程、激光技术和宇航空间技术等重大技术突破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其影响更是巨大。

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的发展，对当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产业结构的变化，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而第三产业呈上升趋势。产业结构的变化又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即就业于各部门中的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农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例降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逐渐上升。

第二，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人们的信息量大大增加。这一切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并不同程度地对人们的原有观念、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影响。同时，由于科技的进步，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工作时间缩短，而闲暇时间增多。这就使人们面临如何利用闲暇时间丰富、充实和完善自己的问题。

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人们对儿童和青少年具有学习的能力这一点毫不怀疑。但是，对成人的学习能力一直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通常都认为，随着年岁的增长，成人的学习能力降低。然而，随着科学的进步，生理学、脑科学和心理科学的综合研究表明，人在成年前期、中年期乃至老年期，智力仍然十分活跃。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智力模式。随着年龄的增长，改变的是人的智力模式，并不证明人的智力的衰退。因此，成人依然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年龄并非决定一个人能否学习的关键因素。同时，认知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发展进一步证明儿童早期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总之，科技的发展以及由其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使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第四，人口问题同样是个挑战。从1960年至1968年，世界人口从略少于30亿增加到差不多35亿。在8年内猛增了17%。在这8年内，世界学龄（从5岁至19岁）人口的总数，大约从9.55亿增加到11.5亿，增加了近20%。[8]然而，世界人口的发展并不平衡，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发生在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950年的66%上升至1975年的75%。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比发达地区的人口年轻，因此，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学龄人口总数的比例就比较大。比如，198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数的40%是在15岁以下，而发达国家只有23%的人口年龄在15岁以下。[9]虽然人口发展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的影响力是不同的，但其影响都不可低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学龄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已有的教育负担更加沉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表明，发展中国家1960年至1980年小学阶段在校生人数增加的50%被人口增长所抵消，即只有50%的教育发展是用来提高儿童的入学率。因此，为了适应人口增长的速度，为了提高入学率，发展中国家需要不断扩大教育才能使每年的入学率有所提高。同时，除了数量上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特别是提高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质量，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社会、学生发展的需要。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随着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人口出现了老龄化。比如，在欧洲，1975年，17.4%的人口在60岁以上，而到2025年，估计将有24.7%的人口在60岁以上。同一时期，北美60岁以上的人口将从14.6%上升至22.3%。[10]这些老龄人口对教育产生许多需求。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满足老龄人口进一步学习的愿望便成为许多发达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世界各国都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但仍不能满足人口迅速发展的需要。

第五，社会政治的变革也是教育的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自1945年以来，世界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但世界的各种政治力量仍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特别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争取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这些国家一旦取得独立，都开始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文化。在发达国家，战后的民主化运动也不断高涨。当时所有的国家都有两个信念，即政治信念和经济信念。所谓的政治信念是指一个民主的国家要克服由于过去的偏见和社会经济的不公正所产生的严重的不平等，而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大规模地发展教育，即将教育作为争取平等的一个重要阵地，而其中受教育的平等被看成社会平等政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世界许多国家主张扫除文盲，普及初等教育，增加全体青年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为成年人尤其是妇女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经济的信念强有力地支持政治信念。尤其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更使人们坚信，国家的发展来自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两者的进步又取决于教育的发展。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各国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总之，正如朗格朗所指出的，现代人面临的科技发展、人口增长、政治变革等诸多挑战使得教育处于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之中，而终身教育思想正是对这些挑战的最有力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