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西方有些“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认为，“再生产教育理论”为广泛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性质、职能及其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他们又指出，这种教育理论仍未能全面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真实情况。他们表示要向这种理论提出挑战，要超越这种理论。他们强调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时，应该把矛盾、冲突、抵制、斗争等概念作为重要的取向，应该揭示学校一方面再生产出符合社会统治利益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出与其相矛盾、冲突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从而提出一种所谓“抵制的（resistance）”教育理论。

“抵制理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吉鲁克斯（Henry Giroux）。他的著作：《意识形态、文化和学校教育过程》《新教育社会学中的再生产和抵制理论：批判分析》等在教育理论界有一定影响。

一、强调学校的相对独立性和复杂性

持“抵制理论”的教育学者认为，学校是相对独立的社会机构，它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甚为复杂。

第一，学校既作为劳动力再生产机构而与经济结构发生密切关系，并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约，但它又是进行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因而又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控制之外，并不只是接受经济集团的直接控制。

第二，在学校教育中，无疑是以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影响为主导，但由于学校是由学生和教师以及各种课程知识、意识形态、课堂社会关系、组织风格等多种要素所构成，因此学校又可能对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有选择地支持或进行抵制。

第三，学校既是在社会所规定和允许的“界限”内从事活动，不管这些“界限”是经济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但它又可能与这些“界限”存在矛盾，甚至部分地影响、突破或改变这些“界限”。

第四，学校不是单一性的机构，而是多元化的文化教育场所，各种文化教育思想会有意无意地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教育思想。

上述情况，在西方社会是相当普遍存在的。比如，有些学校强烈地主张实施“自由教育”“通才教育”，这就和统治社会或专业部门要求培养专业化的、更适合于劳动市场需要的专门人才或劳动者的教育思想和有关政策相矛盾。又如，尽管学校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已远远超出了可以雇佣他们的经济容量，出现毕业生“失业”或所谓“教育过剩”的现象，但为了满足人们的教育民主化要求，为不同阶级出身的人提供接受教育和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仍需发展和完善学校教育。这在许多西方国家也是一种尖锐矛盾。

总之，在持“抵制”理论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看来，学校不只是统治文化或主流文化独占的场所，也是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或反主流文化，以及各种阶级或阶层的意识形态进行较量、争斗的场所。而且学校还可能为产生各种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设置“机能障碍”的矛盾和冲突提供“震源”。因此，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学校内外关系的复杂性。

二、学校具有“抵制”功能

一些持“抵制”理论的教育学者指出，“再生产”理论奉行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功能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抹杀了人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动精神和能动作用。基于这种观点的“再生产教育理论”的严重缺陷，就是过分强调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对学校教育的决定作用，而忽视教育系统中的教师、学生和其他人员的能动作用和主动精神。例如，吉鲁克斯说，按照“再生产教育理论”，学校“经常被看成为工厂或监狱，教师和学生则被视为只像是按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和社会惯例行事的士卒和脚夫（pawns and bearers）”。[34]因此，“再生产教育理论”也就看不到学校内部存在的矛盾和斗争，看不到学校具有的“抵制”因素和“抵制”功能。

持“抵制”理论的教育学者认为，社会文化是由统治阶级文化和下层阶级与集团的文化共同构成的，社会文化不是单一的。而且，下层阶级和集团的文化并不完全被动地赞同和服从统治阶级的文化，它们也具有能动的力量和自我制造与再生的品格。下层阶级和集团的文化既是整个社会文化再生产的产物，其中一部分也是“自我生产”的结果。对统治阶级文化来说，下层阶级和集团的文化既是再生的，又是抵制的。

社会文化的这种现象必定反映到学校里来。正如吉鲁克斯所说：

“抵制理论最重要的假设之一是，劳工阶级学生不全然是顺从于教导他们准备从事异化劳动生活的权威主义的教师和学校，而成为资本的副产品。相反，学校不仅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矛盾和争夺的场所，而且也是各种团体的、有见识的学生进行抵制活动的场所。”[35]

吉鲁克斯还说：“学校经常发现它们自己与统治社会的需求不一致。”[36]英国的教育社会学学者萨勒普也说过：“学校不仅再生产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也再生产抵制的方式。许多学生针对学校的公开目标发展一种特有的抵制。”[37]所以，在“抵制”理论教育学者看来，断言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乃是毫无根据的。

三、学校的“抵制”文化的特点

有些“抵制”理论教育学者还具体调查研究了学校的所谓“抵制”文化，或称“反学校文化（anti-school cultures）”。例如，英国教育学者威利斯（Paul Willis）认为，“反学校文化”是劳工阶级文化的一个层面，是某些基本的劳工阶级的态度与价值的一种表现。出身于劳工阶级家庭的学生，深受下层阶级的所谓“工厂—地板（shop-floor）”，即劳方文化的影响。他们的文化背景教他们准备进入工厂劳动，但同时也往往使他们以某种方式抵制或反对学校中的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如对脑力劳动高于体力劳动的观念的拒斥。

“抵制”文化最基本、最明显的表现，是坚定、广泛且个人化地反对“权威”。许多学生认为教师的权威是专断的。他们对学校的“权力主义”经常提出挑战，对于知识和资格常表现出一种轻蔑的态度，对传统的“规则”和由上面强压下来的令人不满的东西持抵制的态度。但他们对学校中的主流文化或“权威”的挑战或抵制，并不一定都是出于高度自觉的反社会行为。当他们离开学校而进入一定的社会职业结构，他们原先的那种“抵制”精神也就随之消失。

然而尽管如此，持“抵制”理论的教育学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反学校文化”和学生抵制行动，也不能只从学校内部的矛盾和差异去说明。正如吉鲁克斯指出的：从表面上看，学生反对或抵制的是学校的规章制度，但其根源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种族、性别歧视等不平等的“意识形态霸权（ideological hege-mong）”上。因此，从实质上看，学生的抵制行动是对维护不平等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抗，具有“解放”的积极因素。

从以上所述可见，“抵制”教育理论在考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特别是对下层阶级和集团的文化在学校的影响以及出身于这种文化背景下的学生在学校的行为表现的探讨，对学校中统治阶级的文化和下层阶级的文化之间的矛盾的教育学意义的探讨，都具有重要启示。吉鲁克斯曾宣称：“‘抵制’理论在着重分析学校与广阔的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是一个有价值的理论的和思想的建造。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了解下层集团经受教育失败的复杂途径，为指出新的思维方式和再建批判教育学的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38]此外，“抵制”教育理论还将学生抵制或对抗性行为的分析从教育心理学倾向转向于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的分析。

然而，也有些教育学者指出，“抵制”教育理论对学校里的意识形态如何深入学生的人格的问题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学校文化”或学生的抵制行动的社会根源及其社会意义也未做出全面和深刻的论述，对如何促进抵制和引导抵制的问题更缺乏深入的研究。至于把校内学生的一般违纪或行为失检都同政治性的抵制行动混为一谈，显然更为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