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1933）是苏联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文艺评论家和教育家。十月革命后，他被任命为苏俄和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时任长达12年（1917—1929），在建立苏联国民教育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卢那察尔斯基于1875年出生在波尔塔瓦城的一个开明的高级官吏家庭。家庭的激进思想倾向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17岁起，他参加基辅秘密学生团体举办的马克思主义自学小组，并在郊区的铁路工人和手工业者中间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895年加入俄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小组。同年，卢那察尔斯基进入瑞士苏黎世大学的自然科学哲学系学习，受到经验批判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他又与流亡在瑞士的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成员阿克雪里罗德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普列汉诺夫的指点下，卢那察尔斯基研究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在文艺史和艺术理论方面，他也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得到许多教益。1898年，卢那察尔斯基返回俄国，次年便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了大约6年时间。1904年5月，他流放期满回到基辅。同年10月，他根据列宁的建议前往日内瓦，协助列宁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前进报》和《无产者报》，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受到列宁的喜爱。卢那察尔斯基积极地参加了俄国1905年至1907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曾于1905年4月受列宁委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武装起义问题做报告，半年后回到彼得堡从事革命活动。革命失败后，他于1907年年初再度流亡国外，长达10年之久。

在1905年至190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到失败以后，卢那察尔斯基一度背离了列宁的政治思想路线，在政治上与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一起组成《前进报》集团，否认革命已转入低潮，否认党有必要改变斗争策略，反对利用国家杜马展开合法斗争，坚决要求把社会民主工党党团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来，因而被称为“召回派”；在思想上宣传“造神说”，主张创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宗教，并利用奥地利物理学家恩·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理·阿芬那留斯创立的经验批判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展开进攻，还在意大利的喀普里岛办了一所所谓的党校，受到列宁的坚决批判。列宁为批判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错误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发表）的论文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写于1908年2至10月，1909年5月出版）一书。

经过列宁深入细致的耐心教育和帮助，卢那察尔斯基于1912年完全脱离了《前进报》集团，成为布尔什维克创办的《真理报》的积极撰稿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批判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护国主义观点。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迅速回到俄国，参加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担任布尔什维克报纸《无产者》文学部主任，是《教育》杂志编辑部成员，并与克鲁普斯卡娅一起，为争取国民教育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

列宁对卢那察尔斯基的人品与才华非常赏识。即使在卢那察尔斯基参加《前进报》时期，列宁对他还是保有某种程度的“偏爱”，相信他会回心转意。列宁曾对高尔基说过，卢那察尔斯基比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的个人主义少，是“一个天赋异常丰厚的人，我对他‘有偏爱’……我很喜欢他，是个杰出的同志”[18]！十月革命胜利后，1917年11月9日（俄历10月26日）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列宁当即任命卢那察尔斯基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主管全国的文化教育工作。按列宁后来所写的《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一文的说法，卢那察尔斯基是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全党都“十分了解的”可以算是“专家”的两名工作人员之一。[19]

卢那察尔斯基深知俄国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他也十分了解工农大众对教育和获得知识的渴望与向往。在1917年11月11日（俄历10月28日）发表的《教育人民委员关于国民教育的宣言》中，卢那察尔斯基指出，“在一个充斥着文盲和愚昧无知的国家里，凡是在教育方面真正民主的政府，都应该把反对这种愚昧的斗争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应当采取各种措施，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使居民普遍识字，并大力支持工农群众的文化教育运动；要建立符合现代教育学要求的学校网，普及义务教育；要设立一系列师范专科学校和师范学校，尽快地培养出一支庞大的人民教师队伍，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的待遇。[20]卢那察尔斯基还明确指出，必须使国民教育民主化和世俗化。他特别强调，对一个十分贫困的国家来说，要完成真正民主地组织教育的任务是特别困难的，但鉴于掌握知识乃是改善劳动人民的境遇并使他们的精神得到发展的最强大的武器，“尽管国家的预算的其他项目也许必须削减，但是用于国民教育的预算仍应是高的”。[21]卢那察尔斯基最后表示：“我们深信，劳动人民和诚实的教育界知识分子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必将使国家摆脱难以忍受的危机，并且将通过完善的人民政权，把我国引向社会主义和各民族兄弟般团结的王国。”[22]同年11月12日和15日，卢那察尔斯基还发表了《告学生书》和《告教师书》，号召师生认清形势，坚决支持工农群众建立新生活与新的、民主的学校的斗争。可以看出，卢那察尔斯基在这些文告中表述的教育方针政策，与列宁在教育方面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这些文告在革命初期对争取师生和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新政权和创建新的教育体制的斗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正如大家了解的那样，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新教育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其间既要反对来自右面的反对改革旧教育的一切活动，又要排除来自“左”面的干扰。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排除“左”的干扰是更为困难的。十月革命初期，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就是以“左”的面貌出现的反对派。他们对抗党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主张“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享有完全的“自主权”；全盘否定文化教育遗产；反对吸收知识分子参加苏维埃的文化教育建设，主张离开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由少数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专家来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卢那察尔斯基虽然在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享有自治权的问题上犯有错误，受到列宁的批评，但是在其他问题上他是与无产阶级文化派做了坚决斗争的。1918年6月，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头面人物列别杰夫·波良斯基（当时他还是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在第一次全俄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题为《关于未来学校公社》的报告，他主张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劳动的组织者和新社会的组织者”。按照他的观点，所谓劳动的组织者和新社会的组织者根本不要学习文化。因此，他认为“教育的主要方法应该是劳动、交际、创造和娱乐”。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断然否定新旧教育之间的任何联系，甚至主张完全抛弃“课桌、分科教学、根据课本给予作业”，公然主张“去掉一切包含在班级教学概念中的东西”，“废除学校这个概念”。[23]在1918年制定《统一劳动学校规程》的过程中，以学校改革处处长列别申斯基（П. Н. Лепешинский）为代表的一派（所谓的“莫斯科派”）主张以“生产劳动为学校生活的基础”，取消教学大纲、班级授课制和假期，使学校成为“劳动公社”。卢那察尔斯基不赞成这一派的意见，认为这种意见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情绪，对学校作为文化教育机关所特有的任务认识不足，指出不能“因为公社而忘记了学校”，社会主义文化也不能同资产阶级文化一刀两断。他坚持学校应以教育和教学活动为主，反对把学校办成以生产劳动为主的“学校公社”。他在把知识分子团结到共产党周围为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服务方面，在保卫俄国文学艺术遗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列宁的肯定。20世纪20年代后期，卢那察尔斯基对舒里金（В. Н. Шульгин）等人宣传的“学校消亡论”也给予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否定学校的作用是一种极有害的倾向，是违反党纲和列宁指示的。[24]由此可见，卢那察尔斯基在主持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期间虽犯有一些错误，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力图按照俄共（布）中央的政策和列宁的指示精神办事的。在改造旧学校和创建社会主义教育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方面，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卢那察尔斯基在国外也以其博学和多才多艺享有很高的声誉。

1930年，卢那察尔斯基被推举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科学院主席团的成员。从1927年起，他开始接受政府委托从事一些外交活动。1933年年底，他被任命为苏联驻西班牙的全权代表，但在赴任途中因病逝世。

在1918年至1933年，卢那察尔斯基还担任《国民教育》《人民教师》《文学》等大约20种定期刊物的责任编辑或编委会成员。从1929年9月起，他被任命为苏联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的学术委员会主席。卢那察尔斯基在教育方面的论文和演说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辑成《卢那察尔斯基论国民教育》（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о нароном образовании）出版，1976年又出版了《卢那察尔斯基论教育与教养》（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о восnитaнии и образoвaнии）一书。

二、论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卢那察尔斯基在其论文和演说中反复论述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问题，十分强**育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作用。1918年4月26日他在全俄第一次教育代表大会的演说中就指出，人民是按三条战线为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而进行斗争的。他所说的三条战线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战线。按照他的意见，人民政权，即真正的大多数人的政权，只有在具备了三个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这三个条件就是：拥有统治权（在国家消亡之前）、经济权和教育权（把知识传授给每一个人，使广大群众有最低限度的觉悟）。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只有在掌握了生产资料和知识之后，才能成为“获得了完整的人民政权的胜利者”，二者缺一不可，无论缺少其中的哪个条件，其政权都是不充分的。[25]他指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就连稍微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也是这样认识的。例如，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就曾明确地说过，如果人民不掌握足够充分的知识，民主就不可能是自由的；18世纪法国革命的历史也说明了，没有知识就谈不上政权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卢那察尔斯基说：“政权可能马上夺取：政权通常是通过革命易手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与它的政权形式之间的矛盾是逐渐成熟的。……新的阶级将通过革命的道路去夺取政权。因此在组织政权的过程要研究学校的问题。”[26]

首先，处于愚昧无知状态的人民大众是不可能真正掌握政权的。卢那察尔斯基清醒地认识到，对全体人民进行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就把卢那察尔斯基召去，任命他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要求他去“摧毁俄国的愚昧落后”。卢那察尔斯基作为教育人民委员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把它看作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他说：“当人民中的大多数还是文盲时，就不可能指望他们能真正懂得管理自己的事情，中央也不可能与文盲保持接触。我们似乎要通过翻译才能与他们联系。我们每个人都认识到，愚昧无知就像一堵厚厚的墙，把共产党的工作人员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只要我们不在这堵墙上打开缺口，在真正人民政权的道路上我们就寸步难行。”[27]卢那察尔斯基清醒地认识到，国民教育领域中最基本的工作，是要进行普遍的扫盲教育，是要搞好初级小学，搞好四年制的小学。他说，如果文盲源源不断地从学龄初期的儿童中产生，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被认为是充分文明的国家。因此，学校必须能够吸纳所有的学龄人口。他认为，关于扫除文盲的法令，是苏维埃政府的最伟大的法令之一；党、政、工会和经济等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必须重视扫盲工作；要让工人农民识字，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知识以及政治觉悟；支援农村就是要进行扫盲工作，否则农村将永远是野蛮的。

其次，卢那察尔斯基认为，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要与教育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国民教育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国民教育与国民经济是密不可分的。经济发展得越快，国家能拨给学校的经费就越多；教育发展了，就能为生产部门提供更多的优秀的熟练劳动力。因此，经济与教育是相互支援的。卢那察尔斯基强调，国家的技术水平不仅仅归结为机械化程度，也不仅仅归结为它的能源。国家的技术水平还取决于本国人民的大脑、精神和双手。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会发现，苏联当时的尴尬状况是没有足够数量的合适人选去操作机器，既没有不同熟练程度的工人，也没有各个专业的不同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去满足全国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工业化和机械化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既需要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人员，也需要从事商贸和卫生保健等工作的人员。所有各行各业的人员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工农业领域中蓬勃发展的高水平的大机器生产相适应。由此可见，经济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1925年，苏联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度过了革命后最困难的时期，苏维埃政府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在工业化的口号下应该从另外的角度去认识下面这个论点并赋予它新的意义。这个论点就是：广大人民群众通过革命获得了受国民教育的权利，无论就政治意义还是就经济意义而言，国民教育的发展现在是革命进一步取得成绩的基础。因为工业化不是一个含义狭窄的口号。“工业化不仅仅是发展城市工业，工业化还有计划地包含着农业的发展，工业化还有计划地、不可分割地包含着国民教育的提升。对我国来说，工业化首先意味着把我国的经济提高到更高的技术水平上。谁不明白，这种提高不仅需要大量的机器，而且需要大量的操作机器的人？谁不清楚，如果我们明天拥有了德国所拥有的机器设备，但是我们却达不到它的国民教育水平，这种状况将使我们获得较少的利益？”[28]可见，卢那察尔斯基明确地把教育与经济、与国家的工业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的文化发展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促使国家繁荣昌盛的动力的观点是错误的，脱离实际地认为某种程度上纯粹的经济发展最终会使国家获得财富的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既不存在这样的纯粹的文化发展，也不存在这样的纯粹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必然是全民族知识、技能的提高，是处于所有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反之，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所以，卢那察尔斯基认为，经济与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国民教育的发展计划完全有必要有机地纳入我国的工业化计划中”[29]。

因此，卢那察尔斯基指出，教育人民委员部同样也是经济人民委员会，它也从事着经济事业。他指出，在苏联的基本建设战线上存在着大量严重问题，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速度严重脱节。当时，苏联某些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认为，只要把更多的钱投入经济建设中，就能迅速地把国家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他们也就登上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初几级台阶。卢那察尔斯基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一个建筑师打算建造一座十多层高的大楼，他就得考虑，他的大楼将建造在怎样的地基上。我确信，我国的文化基础不能承载这样的建筑物，在这样简陋的地基上整个建筑物、整个大楼将化为废墟；我们的工人、技术员、工程师的劳动的专业技术水平，我们制订经济计划、进行经济监督的水平，我们的党、政、工会各条战线的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纯经济战线的工作人员的水平，都不具备承载这样的建筑物所需的品质”。卢那察尔斯基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少花点钱到建设上去”，而是希望“从这几十亿卢布中能多拨出一点钱来用于为建造高楼大厦牢固地打好地基”。[30]

当时的人们通常把军事看成第一条战线，把经济和教育分别看成第二条战线和第三条战线。这是因为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它“与全世界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是十分尖锐的，不得不用武器通过直接的、公开的战争去保卫它”；人民也不能继续生活在1918年至1919年这样的极度贫困之中，“继续这样的贫困无异于扼杀革命”[31]，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足够的力量去抵御资产阶级的进攻，才能保证军队有饭吃，有衣服和鞋袜，有足够的武器装备。但是绝不能由此错误地认为，第一是国防，第二是经济，第三才是教育。卢那察尔斯基明确地指出：“没有教育难道能进行战争吗？当然不能。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样在经济建设中，教育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32]这种作用表现为在军队中开展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教育工作使昨天的逃兵、昨天的不明事理的农民小伙子，变成了在国内战争的所有各条战线上夺取了胜利的红军战士。军队离开了有高度觉悟和文化水平的军人，离开了先进的技术装备，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每个教师，不论他在政治教育机关工作还是在教小学生，在这个意义上说，他都是在完成巨大的国防工作，他与我们的红军战士和军事机关一起共同为同一个事业服务”[33]。在经济战线上，教育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输送合格的劳动者，培养专家和学者。因此，卢那察尔斯基认为：“第三条战线与第一、第二条战线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无论是国防还是国家的管理，也无论是经济的发展，如不迅速开展第三条战线上的工作则都是不可思议的。”[34]第三条战线实际上既是第一条战线也是第二条战线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经济的发展，第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将会加入第三条战线，从而最大限度地发展人们的各种才能。

在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苏联的国民教育事业发展很快。1925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有学校62300所，1926年有67800所，1927年有70000所。学生的人数增加得更快，在这3年中，各年分别为485万、531万、565万人。国家的任务是要继续发展和巩固现有的学校网，从而达到在1933年至1934年将所有的学龄人口吸纳进学校网中去的目标。完成这项任务需要花费14亿卢布。但当时的苏联由于连年的战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教育经费捉襟见肘。卢那察尔斯基不无忧虑地指出，虽然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但生均经费只有54卢布，比沙皇俄国时期还少20卢布。他大声疾呼：“如果延缓增长对第三条战线的拨款，哪怕只延缓一分钟，也是一种耻辱。”[35]教育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教育也需要经济的支援，需要国家的投资。他强烈要求改变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整个国家预算中的份额还不到3%的状况，并深信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国民教育的经费会越来越多，反过来，国民教育也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三、论苏维埃学校的建设

卢那察尔斯基从就任教育人民委员之日起就十分重视苏维埃学校的建设，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革旧学校。他尖锐地批判旧学校。是一种政治学校，被明显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精神的或地主资产阶级精神的文化和政治烙印。他认为，旧学校的教育是与伪教育掺和在一起的，充斥了大量无用的甚至有害的知识，像神学这样的学科根本就是大毒草。而且旧学校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所具有的两面性。在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中，智慧遭到毒害，科学被扭曲，而初等学校的任务既是教识字，同时又使人继续陷于奴隶的蒙昧之中。因此，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无论如何应从根本上改造”旧学校 [36]，建设苏维埃的新学校。但卢那察尔斯基并不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旧学校的改造和向西方学习。他认为，旧学校中也有一些进步教师，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因此“无论如何不能消灭学校机关。实际上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学校关闭一段时期，简单地遣散教师并开设新的学校”[37]。对外国资产阶级的学校，应认真考察，吸收其有益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忘记了资产阶级或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忘记了这些成就在美国资产阶级手中所造成的巨大威力（在其他国家中威力较小些），那就太愚蠢了。我们当然需要向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习，因为我们在技术方面，以及与这些技术相联系的浩瀚的知识方面，我们的水平要低得多”[38]。可见，在对待旧社会的遗产的认识上，卢那察尔斯基比当时在苏联流行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要正确得多。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由于受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卢那察尔斯基也犯过错误。例如，他曾反对采用经过生活检验和有科学根据的按学科编制的教学大纲和班级授课制度，宣传并实行“综合教学大纲”和“设计教学法”，给苏维埃学校工作造成了损失。

苏维埃的新学校应该是怎样的呢？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新学校“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传授过去所获得的所有知识，不言而喻，重点要放在传授新文化、新科学（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上面，放在传授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上面；另一方面，切断旧思想入侵到儿童中去的道路，不让我们在旧社会时与之斗争的一切东西有可能沾染我们的儿童”[39]。在他看来，新学校既能使学生掌握人类获得的全部知识，又能训练学生去建设和保卫国家，培养忠于社会主义的人。

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新学校与旧学校最大的不同就是新学校是“统一的劳动学校”，即新学校应充分体现“统一”和“劳动”两个原则。统一的学校指的是：全国的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构成相互衔接的阶梯；所有的人，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不分阶级出身，都有同等的入学权利和读完学校的所有阶段的权利。这就是说，学校对所有的人都是统一的。学生能否升入高一级学校，与其出身和家长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无关，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才能。“在每一个儿童享受受教育的权利和所受教育的水平的意义上，学校对所有的居民都应该是同等的。”[40]劳动学校指的是：把劳动列入学校的课程中，所有的学生都要从事各种形式的劳动，引导学生积极地、灵活地、创造性地认识世界。卢那察尔斯基指出，在统一的劳动学校中的劳动“使学生的思想和身体习惯于工业的思维和行动。此外，在这种学校中劳动还通常被看成获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41]。他认为，体现马克思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的劳动学校是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只有体现了“统一”和“劳动”原则的普通教育学校，才能为国家培养出不同层次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在正确认识和建设统一劳动学校的问题上，卢那察尔斯基注意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观点和做法，积极支持并倡导新形式的学校。

卢那察尔斯基反复强调，“统一”与“划一”不是同义词，千万不可把二者混为一谈，不可把统一学校看成千篇一律的学校。他说：“统一丝毫不表明学校不必适应其所处地区的特殊条件。在各种不同的教育实验中，在具有一定天赋的儿童的侧重面方面，学校是各式各样的，这样的学校甚至允许儿童发展的个别化。一所学校内部的、当地学校体系内部的、全国范围内的学校内部的所有这些多样化的形式，不仅是允许的，而且被认为是非常有益的。”[42]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苏联出现了各级各类学校，其中既有各种类型的普通教育学校，也有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学校和高等学校，学校的发展呈现出生动活泼、灵活多样的局面。

当时有一种错误的做法是片面强调所有的人有同等的入学和升学的权利，在高校招生中借口增加工农出身学生的比例而放弃或降低对其文化知识的要求。卢那察尔斯基对此提出了批评，指出这样做无异于狐狸邀请鹳吃盘子中的食物。他强调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工业化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斗争的成败，高等学校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输送学有专长和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专家。为了纠正这种偏向，卢那察尔斯基积极支持开办工人系（或译工农速成中学），加快工农青年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以符合高等学校的入学要求的步伐，他把它形象地比喻为“一种靠在高等学校窗口上的消防梯”。

卢那察尔斯基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新型的学校是很支持的。比如，他认为中等技术学校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很重要的学校，其使命是培养具有中等专门技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因为“我们不仅需要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在我们国家的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各个领域中还需要一大批中级工作人员”[43]。又如，他认为工厂艺徒学校是培养未来的熟练工人的主要学校，是马克思所主张办的那种学校，“这种学校是真正进行与普通教育和体育紧密结合的个别的劳动教育的学校”[44]；他认为农民青年学校是“我们的国民教育所取得的最有意义的成就之一”[45]，是培养有农艺知识的有文化的农民的主要学校。

卢那察尔斯基还十分重视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在苏维埃学校中的作用，认为正确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的活动是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途径，是共产主义教育的直接的、广泛的和正确的方法。然而，他又指出，不能用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来取代学校。

四、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的教育

卢那察尔斯基明确提出了要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思想，提出苏维埃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和谐发展的人，即一方面发展（和满足）他的需求，另一方面发展他的一切才能，并且力求使这些需求和才能不相互干扰，而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如同在制造机器时我们关心的是使机器的各个零件不相互妨碍，使机器发挥最大的效能”[46]。

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中，卢那察尔斯基强调了德育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培养的人“是我们时代的集体主义者，他们更多关心的是社会生活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新型的公民应满腔热情地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关系，全神贯注于这种关系，热爱它们，从中看到自己生活的目的和内容”[47]。他认为，苏维埃学校的首要使命就是使年青一代具有共产主义道德、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周围的事物和现象、理解历史和人自身的发展、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社会的发展趋势。他要求学校培养儿童的集体主义精神，要让孩子学会尊重人，善于使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尤其要服从整个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但这绝不是扼杀个性，否认独创精神，而是要使人在集体的基础上获得充分发展。“我们必须使人的才能在集体的基础上获得充分的发展——这是在社会中广泛分配劳动的保证。只有在各个个体身上能明显表现出人的个性多样化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文化富有的社会。”[48]

卢那察尔斯基主张通过智育使学生成长为有学问的人。“有教养的人一般地、大体地了解所有的一切，他有自己的专业，他精通自己的业务，而至于其他的专业，他可以自豪地声明：人类的一切知识我都不陌生。”卢那察尔斯基认为这样的人是“我们时代的好公民”。[49]他辩证地揭示了人的“一专”和“多能”之间的关系，指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要在短暂的一生中掌握人类世世代代积累的知识财富是不可能的。因此，人类社会是通过劳动分工来获得尽可能多的共同的知识财富的。他说：“既知道技术、医学，也知道法律、历史等学科的原理和结论的人，确实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他确实是在向着无所不知的理想前进。但他不应该浮光掠影地知道一切，他应该有自己的专业，他应该知道自己的事情，同时又有兴趣并善于进入任何其他的知识领域中。这样的人就能听到在他周围演奏的整个一台交响音乐会，他能听懂所有的音符，所有的音符都融进了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和声中。在这同时，他本人在演奏一种乐器，演奏得很好，为共同的财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个共同的财富完整地反映在他的意识中，反映在他的心灵中。”[50]

卢那察尔斯基还指出，学校教育只是把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交给了学生，学校教育的时间和范围是有限的，而人的教育过程则伴随着人的终生。他说：“人活多久，他就要学习多久。一个人不必再学习的时期是没有的。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安排的，人必须学习不仅是因为任何艺术、任何科学的完善是永无止境的，还因为我们周围的生活每个月都向我们提出新的任务，迫使我们去适应新情况。”[51]

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全面发展的新人必须具有健壮的身体。如果一个人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知识渊博，但健康状况极差。那么，他也不可能成为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反对把体育工作置于学校工作末尾的做法，指出：“儿童的体育是所有其他一切的基础。在儿童的发展中不正确地采取卫生措施，不正确地组织体育运动，我们就永远也不能获得健康的一代。”他认为，如果苏维埃学校不重视体育，这就是在犯“极大的罪过”[52]。

卢那察尔斯基对美育也很重视，把它看成全面发展教育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认为，美育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学生的艺术才能和对现实及艺术作品的欣赏能力，培养学生的情感。他说：“任何人都应该知道所有的科学和所有的艺术的基本原理。不管你是鞋匠还是化学教授，如果你的心灵对任何一门艺术都是封闭的，这就是说，你是一个畸形的人，就像你瞎了一只眼或你是个聋子似的。”[53]

卢那察尔斯基还强调了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对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直至整个20世纪20年代，苏联教育界对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本质、内容和实施方法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把劳动教育等同于综合技术教育，过分夸大劳动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卢那察尔斯基对此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他不同意把劳动看成学校生活的基础，严厉批评使学校劳动公社化的观点，反对脱离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过早的、狭隘的职业化。他认为：在苏维埃学校中劳动是一门学科，使学生获得各种劳动知识和技能；劳动也是一种教育的手段和方法，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使学生较容易地领会和掌握多门学科的内容，在集体劳动中培养学生的性格和良好的劳动习惯；劳动还是学生与人民共同活动的一个过程，使学生在共同的劳动过程中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伟大的社会集体中的一个成员。这样，就把学校中的劳动与教育、教学及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他明确指出，学校中的劳动应该是学生力所能及的、有益的，不得把劳动看成某种自给自足的事业或使学校完全自负盈亏的手段。学校不是生产商品的，它是培养有文化的人的场所。如果通过劳动儿童没有变得更聪明、更灵巧，什么知识技能也没获得，这样的劳动是没有意义的。

卢那察尔斯基是综合技术教育的拥护者，在贯彻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技术教育思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在一次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能在学校中放弃综合技术教育原则。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教儿童掌握几种手艺和生产技术。我们对综合技术教育原则的理解是：应该教儿童掌握生产知识，而且是工业生产知识，使他们了解生产的原理、生产中的一般知识以及生产中可能出现的那些主要变化。”[54]他主张分两个阶段实施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在第一个阶段上主要是通过劳动使学生掌握科学基础知识，让学生从事一些包括自我服务在内的简单的劳动来训练双手，养成使用各种简单工具的技能和习惯。在第二个阶段上主要实施综合技术教育。在通过劳动传授知识的同时使学生了解生产本身，了解生产的组织及它的主要过程和主要材料等，选定自己的职业方向。在这一阶段上，学生应该到工厂或农村去参加他们力所能及的、符合卫生学要求的、有教育意义的生产劳动。

为了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一代新人，卢那察尔斯基很重视学前教育和社会教育，要求改变苏联学前教育的落后状况，广泛地建立学前教育机构。他说：“必须牢记，只有从学龄前起就用我们的精神教育下一代，我们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55]这是因为幼儿期的儿童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幼儿期是决定一个人的性格的很重要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