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业化的完成，使经济活动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处于最显著的地位。工业化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必须适应经济的巨大变革。工业化对教育的影响和要求是多方面的，但工业化与教育最相关的问题是职业训练问题。杜威积极支持职业教育，他将职业训练称为教育上的革新，认为其是教育适应正在形成中的新社会生活的需要的一种努力。

一、职业与文化修养

杜威认为在民主社会里，从事某种职业，担负一定的劳动是受人尊重的事情。在一个真正民主的教育系统中，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中，劳动教育或职业教育应成为整个教育活动的一部分。

在旧时代，职业与文化修养是对立的，前者意味着劳力、粗俗、为他人服务，后者意味着劳心、高雅、统治他人，二者的对立是劳力与劳心的对立，是劳动阶级与闲暇阶级的对立。杜威认为，造成这种阶级对立的社会基础现在已不复存在，劳动不但是受人尊重的，对个人生存与发展来说，亦是必要的。

杜威反对把职业教育看成仅仅属于金钱性质、具有狭隘的实用性质的东西，他认为若把职业教育看成“工艺教育”，看成获得专门职业技能的手段，那将是十分危险的。杜威认为职业技能的获得应有一个广泛的文化修养背景。亚里士多德认为课程大致可分成实用学科和文雅学科两类。实用的学科，为实际所必需，只服务于实利，是不高尚、不文雅的；文雅的学科，是专供享受和闲暇之用，是高尚而文雅的。因此，亚里士多德重视理智享受而轻视职业训练，认为前者高贵而后者卑贱。尽管亚里士多德之后社会已发生许多变化，但“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真正的文化修养或自由教育和工业的事务至少没有任何直接共同的东西，认为适合于群众的教育必须是一种有用的或实际的教育，而这种教育，把有用的和实际的教育与培养能力和解放思想对立起来”[77]。结果，实际中的教育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混合物，“文化”的科目的目的不在于为社会服务，“实用”的科目不注重精神陶冶。

杜威认为造成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文化”与“实用”的看法存在混乱。他认为，如果我们更审慎地分析文化和实用的各自的意义，我们就可能比较容易地制定一种课程，它应该同时既是有用的，又是自由的。只有迷信使我们相信这两方面必然对立，即一个科目是有用的，便是不自由的；一个科目因为无用，所以有文化修养的作用。我们一般可以发现，以实用为目的的教育牺牲想象的发展、审美能力的改进和理智见识的加深，这些当然具有文化修养的价值，所以不但有损于自由的教育，也在同样程度上限制了所学知识的用途。这并不是说所学的东西完全无法利用，而是只能应用在别人监督之下进行的常规性的活动。狭隘的技能在技能本身以外没有其他用处；任何技能如果能加深知识和完善判断，就容易在新的情境中被应用并受个人的控制。也就是说，职业教育中若注意职业技能的文化背景，反倒更具有职业效能，文化因素不是对职业因素起阻碍作用，而是起促进作用。

更重要的，现在的职业含有更多的理智与文化因素，这就使职业教育与文化修养的结合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杜威指出：“现在的工业主要已经不再是习惯传下来的以经验为根据的、比较粗糙的程序了。现在的工业技术是工艺学技术，这就是说，根据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细菌学等的发现所制造的机械。经济革命提出了许多问题要解决，对机械的应用产生了更大的理性的尊重，从而激发了科学的发展。工业，也因科学的发展收回了复利。结果，工业方面的职业有了比过去多得无限的理智的内容，和大得无限的文化修养的可能性。这就需要一种教育，使工人了解他们职业的科学的和社会的基础，以及他们职业的意义。现在这种教育的需要变得非常迫切，因为没有这种教育，工人就不可避免地降低到成为他们所操作的机器的附属品的角色。”[78]职业的内涵与过去不同了，对文化也应有一种新的阐释。杜威认为，不能“把文化理解为少数人所专有的文雅和修饰”，不应把文化局限在个人的小圈子里，而应打破它独善其身的樊篱，使之益于他人与社会。

总之，过去为很小一部分人所独享的文化修养今天应进入千千万万平常百姓家，现代职业中已含有丰富的文化修养因素，现代职业与文化修养具有内在的联系。如果教育仍拘泥于传统，仍视职业教育仅为培养机械技能的手段，则降低了职业教育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则表明人们仍未明了当今社会生活的性质，仍未明了教育在今日社会中的使命。

二、职业与个人发展

杜威将职业与兴趣联系起来，认为如果一个人对他所从事的职业感兴趣，不仅能使个人得到满足，而且因其热爱此工作，必能使该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加有利于他人和社会。

杜威进而转向对现实的批判，认为：“现在社会制度的最大祸害不在贫穷，不在贫穷所遗留的苦难，而在于事实上有许多人他们的职业都不是他们所喜欢的，他们从事这些职业不过是为了获得金钱报酬。”[79]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美国当时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存在的异化现象。这种现状当然是不合乎杜威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民主理想的。

应使职业合乎个人兴趣对教育提出了要求，教育不应为青少年预先选择一个职业，因为“预先决定一个将来的职业，使教育严格地为这个职业做准备，这种办法要损害现在发展的可能性，从而削弱对将来适当职业的充分准备”。这种做法也许能培养呆板的机械的技能，但却会牺牲职业对个人与社会的意义。杜威认为：“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就是使一切早期的职业预备都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就是通过从事学生目前的需要和兴趣所表明的主动的作业。只有这样，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才能真正发现个人的能力倾向，并且可以表明在今后生活中应选择何种专门的职业。”杜威要求职业指导应具有灵活性，“如果教育者以为职业指导可使人对职业做出确定的、无可改变的和完全的抉择，那么，教育和所选职业都可能流于呆板，阻碍将来的发展”。[80]

一般视职业为人生存下来的手段，杜威则认为职业更是使个人得到发展的手段，他说：“一种职业也必须是信息和观念的组织原则；是知识和智力发展的组织原则。职业给我们一个轴心，它把大量变化多样的细节贯穿起来；它使种种经验、事实和信息的细目彼此井井有条。律师、医生、某一化学分支学科的实验室研究工作者、父母、热心本地公益的公民，都各有一种经常起作用的刺激物，使他注意和联系一切与他的事业有关的事物。他们从自己的职业的动机出发，不知不觉要搜集一切有关的资料，并且保存起来。职业好像磁铁一样吸收资料，又好像胶水一样保存资料。这样组织知识的方法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是和需要联系的：它表现于行动，又在行动中重新调整，永远不会停滞。”[81]

三、职业与社会改造

杜威给职业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定义：职业是唯一能使个人的特异才能和他的社会服务取得平衡的事情。杜威论职业和职业教育的着眼点是使教育适应经济的变化并力图通过新的职业教育克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

杜威看到了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劳资之间的冲突、对立与不平等。被雇阶级从事一种职业不是对职业本身感兴趣，只是为了获得金钱报酬；雇主阶级追逐利润与权势，沉溺于纵容娇养，炫耀示人，控制着很多人的活动，与平等的和普遍的社会交往隔绝。杜威认为，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是不合理的，而现有的狭隘的职业教育很可能延续这种阶级划分，成为实现社会宿命论的封建教条的工具，那些有优裕的经济力量作后盾、能达到自己欲望的人，将要求一种自由的和文化修养性质的职业，将要求一种居于统治地位的指挥他人的职业，从而把教育制度割裂开来，使处境比较不幸的青年主要受特殊的工艺预备教育，这样，“把旧时劳动与闲暇的划分，文化修养与社会服务的划分转移到号称民主主义的社会中去”。杜威要求新的职业教育应阐明“职业的全部理智的和社会的意义”，使未来的工人能接触当代的种种问题以及所提出的有关改进社会的各种方法，将训练未来的工人使之具有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的能力，使他们不会盲目地听天由命，使他们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愿望和能力，有变为主宰工业命运的主人翁的能力。这是对“经济机会较差的人”讲的。对于社会中享有特权的那部分人来说，把工业生活正确地运用在教育上，能增强他们对工人的同情心，并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杜威认为，通过新的职业教育，“再加上立法和行政方面的设施，就足以改变现在工商业制度有害于社会的弊端”。[82]

杜威认为，教育应成为改革目前工业秩序的手段，他充满**地讲道：“我们所要求的改造不难正式加以解释。这种改造标志着一种社会，其中人人都应从事一种职业，使别人的生活更有价值，更能认识联结人们的纽带，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这种改造意味着一种事态，每个人对他的工作的兴趣不是勉强的，而是明智的，即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和自己的能力倾向志趣相投的。不言而喻，我们现在离这样的社会状况还很远；从字面和定量上讲，我们也许永远达不到这种状况。但是，在原则上，我们已经完成的社会改革的性质是符合这个方向的。要实现这样的社会，现在有更充分的资源，是过去任何时候所不及的。如果我们真有实现这种社会的聪明的意志，在前进的道路上就无不可逾越的障碍。”[83]

职业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使一个人有了满意的职业也并不能说明他的生活一定是幸福的，但如果一个人没有满意的职业则他的生活肯定是不幸福的。一个人满意于职业，就会醉心于工作，职业就成为他发展的轴心，亦成为他生活美满幸福的源泉。这样既益于个人身心健康发展，也益于社会生活的优化。使人人“乐业”，使社会平等和谐，是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要求。杜威力图通过新的教育尤其是新的职业教育，将不能尽如人意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美好。

总起来看，杜威关于职业和职业教育的思想也就是工业民主化的思想，他要求将民主精神渗透到居于社会生活主流的工业生活中去。杜威的愿望无疑是非常好的，只是含有太浓厚的理想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