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森有礼（Mori Arinori）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奠基人。

1847年，他出生在日本鹿儿岛萨摩藩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12岁时，他入藩校造士馆接受儒学启蒙教育。两年后，他又入开成所（藩的洋学校）改习洋学。此时，正值日本迫于欧美列强的压力，放弃闭关锁国政策、走上“开国”之路的阶段。西方列强的奴役和国内新旧势力的纷争，在森有礼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865年，18岁的森有礼受藩之密令去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研习物理、数学和化学等科目。留学期间，英国兴旺发达的社会景象使他深受触动。他的视野不断开阔，报国之心也随之产生。森有礼曾表示要“以社稷为重”，“伸张国家之纲维”，[34]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以法改革日本的设想。他说：“法乃国家之大本，法不明则难治国安民……从今学得万国治制，使与我国传统之古法折中，得以建立新的公平不拔之大制度，至天下万事，谁不蒙其泽？”[35]1867年，森有礼又转赴美国。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和教育精神推崇备至，认为“美今去开国渐近二百年，国家之政不分大小尽谋于民，成公平正大之政事”。[36]英美式的近代法治观念和民主主义，使森有礼的思想开始向自由主义转化，为其以后提出效法欧美、改革日本的启蒙思想奠定了基础。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爆发，森有礼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回到日本。他一回国，立即得到重用，先后在明治政府中担任征士、公议所议长和学校判事等职务。自1870年起，任驻美少辩务使（遣外使者），再度赴美，并兼任日本在美留学生监督之职。在美期间，森有礼一面从事外交活动，一面关注日本教育的发展。他曾就日本教育问题，多次给美国各界知名人士写信，征求他们的看法。收信者都为他的这一行动所感动，在复信时，不仅谈到日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分析了原因及解决的办法。对此，森有礼激动不已，随即将这些信函整理成书，以《日本的教育》为名用英文在纽约出版。受美国社会的影响，森有礼还亲自撰写了《日本宗教的自由》一书，站在基督教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立场上，为争取人权而活动。

1873年，森有礼由美国回到日本，与福泽谕吉、西村茂树、加藤弘之等人一起，创立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出版《明六杂志》，提倡民主、自由、民权等资产阶级思想，对日本的近代化起了积极推动作用。1875年，他还创立了商法讲习所，提倡发展西式近代职业教育。

1875年，奉政府之命，森有礼出任驻中国公使，曾代表日本政府与李鸿章等人谈判中日外交问题。1880年，他又改任驻英国特命公使，直到1884年。在这一时期，森有礼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他由明治初期的一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战士、自由民权的维护者转变为国家主义的崇拜者。引起森有礼思想巨变的原因是德国的变化。当时的德国，在其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Sch ?nhausen）领导下建立了新德意志帝国，由分散的联邦制一跃而为中央集权制的强大统一国家。尤其是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后，德国国力更盛，其影响波及世界上许多国家。森有礼认为，德国国运蒸蒸日上的根本原因在于俾斯麦奉行的国家主义思想。因此，他主张同是落后而又处于上升期的日本，也应效法德国推行国家主义。所谓“国家主义”，在理论上主张支持社会有机构成的是神的化身，有一个“精神实体”高于一切，一切个人要求和个人道德都应从属于国家和国家权力；在教育上则强调培养国家观念和忠君爱国的道德品质，压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森有礼的这种国家主义教育主张很合乎当时政府要人伊藤博文的胃口。在1882年伊藤博文去德国考察期间，森有礼专程由英国到法国拜访了他。两人在巴黎会面，就日本教育问题交换了意见，对于实行宪法后如何改革日本教育制度的看法完全一致。伊藤博文很赏识森有礼，当时约定请森有礼在组建内阁时回国担任文部大臣。森有礼为伊藤博文的诚意所感动，接受了邀请，准备将来回国掌管教育；并根据伊藤博文的建议，进一步调查了欧洲各国的教育制度。

1884年4月，森有礼回到日本。同年5月，在参事院担任参议官，同时被任命为文部省的负责人。1885年，明治政府改革官制，撤销从前的太政官制，建立内阁制。伊藤博文任第一届总理大臣，森有礼被任命为第一届文部大臣。森有礼一上任，立即着手改革学制。1886年，他废除了原文部省实施的《教育令》，亲自主持制定和颁布了以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和《小学校令》，统称《学校令》。此后，又制定了《教科书检定制度》和《师范教育大纲》等文件。

1889年2月11日，森有礼应邀参加《宪法》颁布仪式，在离开官邸时被刺身亡，时年43岁。

二、论国家教育制度

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是森有礼全部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其所拟订的国民教育制度的指导原则；而他所拟订的国民教育制度则是实现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手段。两者互相联系，密不可分。

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内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国体教育主义”。[37]具体地说，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要点：第一，为了国家富强而办教育。森有礼说：“学政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国家。例如在帝国大学提高教务，凡涉及学术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应以国家利益为重，放在最前面。其他的学校也是如此。在学政上应始终记住，并非只为学生个人的利益，而要为国家的利益着想。此乃最重要之点，要认真体会。”[38]第二，为了维护国家政体而实施“国民皆受军事训练”的教育。森有礼认为，日本的传统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的不屈路线，像天地一样永存。在这条路线下，力量雄厚的日本从未屈服于任何外国，而且人们从祖先继承下来并不断受到培养和加强的保卫国家的精神和忠诚顺从的性格，仍然光彩夺目。此乃一国富强之基础，唯一无二的宝贵资本”。他主张，要维护这种国体，就必须培养国民维护国体的气质和体力，而培养这种气质和体力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学校实施军事训练和在各学科中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第三，在学制上，森有礼主张“以国家办学为主”；在学校行政上，要“根据国家经济理论来办学”。[39]

森有礼的教育思想是这三个要点的“统一”。为了把他的理想变为现实，他拟订了一个全新的国民教育制度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学术研究”和“教育”被严格地区分开来。森有礼认为，“学术研究”与“教育”是不同的。“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深入钻研事物的真理”或“培养将从事实际工作的那些人”，“帝国大学是学术研究的场所”；对比之下，“教育”的目的则是要“训练人们，使每个人都完全理解他作为一个日本国民的义务，修身养性，成为有资格享受福利的人”，“中小学是教育的场所”。[40]

以这种观念为基础，通过颁布《学校令》，森有礼主持建立了当时日本“双轨制”的国家教育制度。一方面，在3年或4年的义务初等教育中，仅限于教授读、写、算，而且特别强调灌输日本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培养学生忠于国家、家庭和社会的品质。另一方面，帝国大学处在教育制度顶端，垄断科学，积极采用西方的现代文明，培养英才以从事现代技术和组织管理工作，而且，即使作为探究事物真理的场所的大学，其行为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例如，《帝国大学令》第一条规定，帝国大学只允许教授并深入研究符合国家需要的科学和技术。这样，在日本的教育制度中，从小学到大学就都充满了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

为保证这种“双轨制”的国家教育制度的顺利实施，森有礼特别重视两个因素：一是师范学校的教育；二是培养英才的学校教育体系。森有礼认为，师范学校不同于其他教育机关，它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校群体，又与广大中小学校有着密切的联系。师范教育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师范学校自身的成败，而且关系到中小学教育的成败。只有办好师范教育，才能保证灌输国家意志，从而形成全体国民统一的民族意识。师范教育是在中小学中实施“教育”的保障。与此同时，培养英才的学校教育体系则是学生进入帝国大学的通道，是他们升入帝国大学并在那里开展“学术研究”的必经之路。培养英才的学校教育体系由中学、高等学校和帝国大学组成。这是1886年在森有礼的亲自主持下建立起来的。在此以前，日本没有形成连接中学和帝国大学的稳定途径，那时普通中学一直是随意设置的，并且在质量上差距很大。后来，森有礼通过每县只许设一所中学的办法对普通中学进行选拔，并指定在七个地区建立高级中学（后来改为高等学校），填补了这一空白。在森有礼看来，培养英才的学校教育体系在日本教育制度中占有“主系”的地位，其他高等教育的国立教育机关和公立教育机关以及私立学校都被置于“旁系”的位置。这种培养英才的学校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所有的学生首先要在小学被教育成为“忠诚的国民”，然后根据“才能”程度被吸收到高一级的学校中去。这就能使大量被认为适合于国家需要的人才被吸收来担任政府的公职，并且使这个按照学校教育程度划分为阶层的社会更接近于一个以才能为基础的社会。

森有礼认为，这样的国民教育制度才是最适合日本需要的教育制度。通过它，既能不断培养出有资格影响社会思想的领袖，如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工商企业的经理和科学方面的专家；又能把广大民众培养成为具有根据自己的才能忠实而勤勉地为国家服务的健全意向的人。

三、论高等教育

关于高等教育的论述，在森有礼的教育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其所拟订的国民教育制度中，大学被置于培养英才的学校教育体系的顶端，是学生接受最高教育的场所。从国家主义教育立场出发，森有礼赋予高等教育以全新的内涵。

首先，森有礼认为，创办高等教育必须以满足国家的需要为目的。他说：“学校行政上必须铭记的是并非为学生而办学校，而是为国家而办学校。”[41]换言之，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在于为国家服务；当学校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以这种思想为指导，森有礼要求大学必须绝对地服从国家领导。在管理体制上，以国家办学为主；在办学模式上，以国家需要特别是以国家的经济状况为依据。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在1886年3月颁布《帝国大学令》时，森有礼对东京大学进行了彻底改革。按照国家办学为主的思想，他先将东京大学更名为“帝国大学”；根据以国家需要特别是以国家经济状况决定办学模式的思路，他又对东京大学的结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原东京大学只设法、医、文、理4部，以开展学术研究和培养高级管理人才、技术人才为目的。而帝国大学则由大学院（研究生院）和法、医、工、文、理5个分科大学组成。其中，大学院以专门研究学术和攻克技术奥秘为目的，旨在造就高级学术人才；分科大学以教授学术、技术的理论及实用知识为目的，旨在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与原东京大学相比，帝国大学在结构上增加了工科大学和居于法、医、工、文、理5个分科大学之上的大学院；在功能上增加了高级工科人才的培养和更加突出了学术研究的地位。帝国大学的创立，一方面可通过培养高级学术人才为日本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又可通过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推动日本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更加适合“地位并不太高，国力并不太强”[42]的日本的需要。帝国大学也因此成为日本近代大学的典范。

其次，在办学方法上，森有礼认为，高等学校要实行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研究学问要有学术自由。他把教学和科研视为大学的两个翅膀，教学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科研又反过来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为促进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森有礼效仿德国柏林大学，提倡尊重学术自由。森有礼认为，这是柏林大学成功的经验，对日本特别是对帝国大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森有礼反对无限制的学术自由。在他看来，不管大学的学问多么高尚，都不能无限制地充分自由，因为创办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国家，所以国家和大学之间自然应有高下之分，也就是说，大学的学术自由应该是不超越国家需要界限的自由。对此，森有礼曾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政府慎重地设立了文部省，要以学政之责，又借助国库之财力维持学校，毕竟是为了国家，故学术之目的，也必须完全为了国家，诸如在帝国大学里掌管教务，当遇到为学术还是为国家时，务必以国家放在优先地位而以高度重视。”[43]为确保这种相对的学术自由，森有礼在帝国大学设立了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规定评议员一律由文部大臣任命，并定期向文部大臣汇报。森有礼的这种既提倡学术自由又将学术自由严密置于国家领导之下的做法，再度表明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质。

再次，在教学内容方面，森有礼也有其独特的理解。他把大学的教学内容分为两种，即纯正学和应用学。其中，“纯正学专门研究事物的真理；应用学是研究实用学问的。纯正学以培养硕士、博士等国家高级人才为目的，而应用学则以培养从事专门职业的人为目标”。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学问，都不能仅仅“为了学术而学术，而要为了国家而研究学术”。[44]森有礼在批驳欧洲国家某些大学游离政治和国家之外而仅仅把自己视为真理殿堂时说，与其为真理而真理，不如以应用和实用为学问的生命。只讲事物之理，难免脱离社会实际，这就像读书作文但却不付诸实践一样。以这种思想为指导，他在对东京大学进行改革时，强调把实用作为设置课程的原则，注意增设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人文学科和国家急需的应用学科。森有礼坚信，只有讲授这些实用的学问，才能保证日本迅速地从三等国进入二等国，再从二等国进入一等国，最终在世界上居于前列。

最后，森有礼十分重视大学中的体育。他说：“根据我的考察，现今我国最缺少的是具有强壮身体能力的人。”[45]为扭转这种状况，他第一次把军事训练纳入日本的大学教育之中，他在帝国大学专门设置了体操训练所，聘请美国教师，进行步兵训练。他希望通过这种兵式训练方法把体育与日本的武士道传统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健壮体格和勇武精神。其实，重视体育是森有礼很早就有的想法。在他出任驻美公使时，他就觉察到日本人的体质太差。森有礼重视体育教育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大学里，也表现在其他各级教育之中，成为日本近代学校重视体育的开端。

四、论师范教育

森有礼除重视大学教育外，第二位重视的就是师范教育。他认为，培养国家领导者与培养教师都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是重要而又关键的大事。在1885年视察埼玉县师范学校时，森有礼曾对该师范学校教职员明确指出：日本帝国要向一流国家迈进，必须振兴普通教育，而欲振兴普通教育，应先振兴师范教育；如果没有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良好教师做保证，国家富强将成为泡影。他要求教师不仅应该具备渊博的知识和熟练的教育、教学技巧，而且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特别是要具备驯良、信爱和威重三种气质。

为了培养这种符合帝国需要的教师，森有礼通过颁布《师范学校令》，建立了一个很独特的师范教育制度。这个师范教育制度的特点是：第一，师范学校有自己的体系，分为寻常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级。前者招收高等小学校毕业生，每府县各设一所，以当地地方税作为学校经费；后者招收寻常师范学校毕业生，只在东京设立一所，其经费由国库支出。第二，师范学校有一个严密组织的课程。师范学校的学生不允许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学科，而必须根据国家的需要按规定学习。第三，师范学校学生可享受助学金，但毕业后必须到指定的教学岗位去工作。此外，森有礼还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军事体操和兵营式训练。他把这种训练看成是锻炼“气质”的最好办法。自从颁布《师范学校令》后，师范生都过寄宿生活，接受兵营式的训练与管理。

森有礼认为，只有依靠这种具有家长式特点的师范教育制度，才能把那些优秀青年训练成符合国家需要的“合格”教师；然后，再通过他们在全国各地学校的工作，去进一步形成日本统一的民族意识。

森有礼对国家教育制度、高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论述，在日本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这种思想为指导而于1886年建立起来的国民教育制度，为日本培养了大批既懂科学技术又忠于天皇制国家的“驯良臣民”。森有礼也因此被称为“日本近代官办教育的最高设计者”。但是，由于他过分强调国家主义和压制个人天性，也为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后来，日本教育沦为政治的附庸和最终变成推行军国主义的工具，与此皆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