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活动和著作

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1835年1月10日出生于日本大阪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父亲本是中津藩士，因受藩主之命到大阪货栈长期值勤而率全家迁居大阪。父亲酷爱汉学，是位很有才能的人，但受封建等级身份制度的限制，终生怀才不遇，在福泽谕吉出生的第二年，便抑郁而死。父亲去世后，福泽谕吉只好跟随母亲回到故里中津。由于家境贫寒，福泽谕吉到十四五岁时才入村塾接受启蒙教育。他一边学习，一边帮助母亲干些杂活，饱尝了下级武士阶层生活的艰辛与困苦。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种下了反封建的种子。福泽谕吉入学虽晚，但天资聪颖，学业超群，仅用四五年时间便通读了许多汉学经典和历史要籍，成了远近闻名的小汉学家。不过，由于福泽谕吉憎恶封建等级制度，也不信奉封建伦理道德，他希望有朝一日能离开中津，到外地探求更新的知识。1854年2月，为学习兰学，福泽谕吉到长崎学习荷兰文和西洋炮术。后又转赴大阪，入绪方洪庵的适适塾学习兰学。绪方洪庵是位优秀的兰学家和教育家，在他的指导下，福泽谕吉的兰学知识突飞猛进，并培植了无神论思想和憎恶儒学的思想感情。

正当福泽谕吉在适适塾勤奋学习的时候，中津藩决定在江户藩邸设立一所兰学塾，并邀请福泽谕吉去任教。1858年10月，他遵命到江户，在筑地铁炮洲开设学塾，讲授兰学。这就是“庆应义塾”的前身。在讲授兰学和接触外国人的过程中，福泽谕吉产生了学习英语和去西方考察的念头。1860年1月，适值幕府决定派遣使团赴美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批准书，福泽谕吉多方求告，终被允许作为随员一同前往。在此期间，他亲身接触到资本主义美国的近代文明，深感封建日本的落后，坚定了向西方学习和输入西方文明的立场。回国后，他一面继续在学塾执教，并把传授兰学改为传授英文；一面受聘于幕府，在外国方（相当于外务省）担任翻译工作。1861年12月，福泽谕吉又以翻译身份随幕府使团访问欧洲。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到过法国、英国、俄国、荷兰和葡萄牙等地。在访问过程中，他详细考察了欧洲的社会状况，得出落后的日本欲学习西方文明必须首先从精神文明入手的结论。他说：“要谋求东洋革新，必须首先输入西洋文化教育。”[8]这种“教育救国”思想，成为他后来从事思想启蒙和教育活动的指导思想。福泽谕吉访欧归来后，国内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尊王攘夷运动已发展为倒幕运动，但他没有参与这种斗争，因为他把文明开化、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幕府一边，企图在幕府领导下进行“文明开化”的启蒙教育。1867年1月，福泽谕吉随赴美购买军舰的幕府使团第三次出国。这次出国使他根本改变了对幕府的看法，原因是在出访期间他与上司发生冲突和大量购买图书，回国后受到解职处分。从这次事件中，他看清幕府的昏庸腐败，并预感德川幕府不久将要垮台。但由于他对维新志士误解很深，也未倒向革命势力，而是在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中持消极观望的态度。

福泽谕吉对眼前时局虽感困惑和忧虑，但他坚持“文明开化”“教育救国”思想的意念却并未稍改。在被解职之后，他把全部精力用在兴办学塾和著书立说上。1868年，福泽谕吉把学塾由铁炮洲搬到新钱座，并按当时年号（庆应四年）将学塾命名为“庆应义塾”。1871年再将庆应义塾搬到三田，到1872年，学塾规模日益壮大，学生人数已多达302人。随着庆应义塾的发展壮大，福泽谕吉出版了大批旨在介绍西方文明的启蒙著作。其中主要包括：《西洋事情》《西洋枪操法》《西洋导游》《条约十一国记》《西洋衣食住》《启蒙穷程图解》《兵士怀中便览》《洋兵明鉴》《掌中万国一览》《清英交际始末》《世界国尽》和《启蒙学习之文》等。

在福泽谕吉潜心办学和从事著述的同时，日本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868年“明治维新”爆发后，德川幕府垮台，新成立的明治政府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一面着力铲除封建遗弊，一面积极推行“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的政策。明治政府大胆改革的措施和精神，使福泽谕吉彻底改变了对维新志士的看法，他欢呼此乃“古今之一大盛举”，认为“目睹此盛举，虽死亦无憾矣”[9]。从1872年起，他改变了从前消极启蒙和袖手旁观的态度，在继续促进庆应义塾发展壮大的同时，以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热情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从1873年到1875年，他与森有礼等人发起成立“明六社”和创办《明六杂志》，大力宣传启蒙思想。1872年到70年代末，他连续出版了其代表著作《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由从前单纯介绍西方文明的做法，转为用自己的观点，发挥“天赋人权”思想，阐述对“文明开化”的见解，号召日本国民“人人独立”、舍身卫国，使日本尽快赶上先进国家。这两部著作表明，福泽谕吉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已渐趋成熟。除此之外，福泽谕吉还撰写了《童蒙教训》《怪状女人》《文字教育》《会议辨》《学者安心论》《分权论》《民间经济录》等著作，并创办了《民间杂志》和《家庭丛谈》两种刊物。这些著作无不充满启蒙精神，对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运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尤其是《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发表后，日本一时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作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成为妇孺皆知的名字。

19世纪80年代后，福泽谕吉虽仍苦心经营庆应义塾和广泛开展创作活动，但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国力的增强，他已失去了那种破坏旧世界的热情，他的政治思想开始趋于保守，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恶性膨胀。福泽谕吉的活动目的开始由提倡“文明开化”转变为追求“富国强兵”。对国内，他在政治问题上持所谓不偏不倚的中立主义，主张国权优先，劝说民权派消除不满，希望实现“官民调和”；对国外，他倡导所谓“脱亚入欧论”，主张日本脱离亚洲阵营，与欧美列强为伍，共同参与侵略东方邻国的勾当。

1890年，福泽谕吉对庆应义塾进行学制改革，成立以大学本部为中心的小学6年、中学5年、大学5年的一贯制教育体制。

1897年，福泽谕吉开始回顾自己的著述生涯，整理文稿，准备出版《全集》。1901年2月3日，福泽谕吉因患脑溢血病逝世，时年66岁。

二、论“文明开化”和“崇实致用”

福泽谕吉生平有两大誓愿：一是希望国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二是希望日本从欧美列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即实现个人独立和国家独立。在这二者之中，他又首先注重个人独立。他说：“国与国是平等的，但如果人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独立的权利还是不能伸张。”[10]他曾列举三点理由来说明这个道理：第一，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不会深切地关心国事；第二，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人时保持其独立的权利；第三，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会仗势做坏事。福泽谕吉不但强调个人独立的重要意义，而且分析了影响个人独立的原因。他认为，亚洲式的专制主义是制约个人独立的最大障碍。为使深受专制主义束缚的日本人民获得个人独立，并最终实现国家独立，福泽谕吉认为有以下两种途径可循。

第一条途径是实行“文明开化”，树立文明精神。福泽谕吉认为，要实现个人独立和国家独立，“除争取文明之外，没有别的出路”[11]。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他阐述了文明的基本思想。第一，文明是相对的，范围广泛，包罗万象。从狭义看，文明仅限于物质方面；按广义说，则应指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第二，文明不是僵死不变和完美无缺的，文明的发展永无止境，不断向至善至美的方向变化。第三，文明的发展具有阶段性，要经过由野蛮到半文明再到文明的发展过程。第四，文明的发展需要人类智慧的推动，任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第五，文明是衡量社会历史发展的标准，能促进文明的就是利，反之，就是害。在此基础之上，福泽谕吉又把文明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人类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进步。此二者不可或缺，仅有物质享受，则同动物无异；只求精神进步，会成苦行之僧。二是人类的外在事物和内在精神。在此二者之中，外在事物可以制造，可以购买，较易得手；内在精神却难于求索，因为它既不能购买，也不能一下子制造出来，虽然普遍存在，却难窥其形，难知其所。三是个人文明和国家文明。一个智德兼备的人可算作一个文明的个人，但他所居住的国家不一定是文明的国家。只有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才算具备国家文明。根据上述思想，福泽谕吉认为，当时日本正处于半文明阶段，为使日本尽快成为文明开化的国家，必须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学习西方文明。在学习过程中，他要求一定结合本国实际，取舍适宜，切忌全盘效法，更不能单纯模仿文明的外形。他认为，应首先学习西方的精神文明，只有当人们的智德水平提高之后，文明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人人独立和国家独立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第二条途径是鼓励人人向学，提倡“崇实致用”。福泽谕吉把掌握知识作为实现人人独立和国家独立的又一个手段。为鼓励人们立志向学，在《劝学篇》一书中，他提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12]的响亮口号，并认为社会上之所以存在贤人与愚人、穷人与富人、贵人与贱人之分，“这只是其人有无学问所造成的差别”。[13]那么，掌握什么样的学问才能使人摆脱愚弱贫贱而走向智强富贵呢？根据日本当时的实际需要，福泽谕吉认为，所谓“学问”，并不是能识难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能咏和歌与会作诗等不切实际的学问，而是有助于人们立身处世的学问。为此，他坚决主张放弃空疏无用的儒学，提倡实际有用的实学。他说，传统的儒学不但不能有助于文明开化，反而会起阻碍作用。他甚至说，日本之所以不能“真正开放与西洋列强并驾齐驱，完全是汉学教育之过”。[14]实学则不同，由于它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能起救人济世之功效。福泽谕吉所说的“实学”，实际上就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具体是指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他劝导人们学习这样的实学，并充满信心地说：“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士农工商各安其分，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15]

“文明开化”和“崇实致用”是福泽谕吉实现民族独立的手段，也是形成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以此为指导，福泽谕吉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

三、论普及教育

福泽谕吉提倡“文明开化”和“崇实致用”，但他认为，实现文明开化必须依靠人类的智慧，来自外国的实学也不可能轻易地成为自己国家的东西，因此，必须努力普及教育。他所说的“普及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教育。福泽谕吉接受西方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主张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下来就有贵贱之别，受教育是人人应有的权利；同时，他又从国家的角度认为普及学校教育是独立富强的必由之路。

当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学制令》实行强迫入学时，福泽谕吉高兴地说：“我赞成平日用强迫的办法，让全国的男女适龄儿童，一律就学，这对于日本当今的社会是当务之急。”[16]但是，由于明治初期日本经济落后，财政困难，《学制令》规定的强迫实行六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未能实现。从1879年到1886年，明治政府不得不对义务教育规定进行反复修改，并将其年限由6年降为4年。这一事实使福泽谕吉很快认识到，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必须充分考虑经济条件，所以，从1886年起，他由赞成强迫教育改为反对强迫教育，主张儿童可根据家庭条件来决定是否入学。他说“人民的教育是立国之本这一观点不是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国民的教育是衣食足之后的事情”。[17]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产业革命蓬勃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进一步普及学校教育提供了财力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福泽谕吉又从反对强迫教育转变为积极主张普及教育。1896年，他在《教育费》一文中说：“在经济比较富裕的条件下，应该为教育事业大量投资，以求学术知识的发展与普及。这是我最赞成的。”[18]在这篇论文里，他还批驳了两种错误观点：一是认为平民百姓入学读书识字，造成了许多人置家业于不顾，高傲自大，妄谈政治，以至于倾家**产；二是认为培养一个子弟耗费很多金钱是莫大的损失。针对这两种错误观点，福泽谕吉指出，与欧美各国相比，日本的入学率和教育水平还相差甚远，不仅不该削弱教育，而且应该加大发展教育的力度。他号召国家和个人都要不惜金钱，增加教育投资。他说：“已经解决了衣食问题，毫不吝惜地把钱用在教育上，才是真正为子孙未来着想的聪明人。”[19]

为加快普及教育的速度，福泽谕吉还提出应着力发展私立学校。他认为，私立学校开支节省，但同样能为国家培养中坚人才，对国家的富强做出贡献。他反对大力发展官立学校，并多次谈到应将官立学校改为私立学校。

四、论和谐发展的教育

为培养独立自由的个人和建立文明富强的国家，在重视广设学校的同时，福泽谕吉又明确提出在学校之中应实施“和谐发展”的教育。他说：“学校设立的本旨，是促进能力的发育。”[20]“人生下来之后，必须体育、智育、德育同时加以注意”[21]。也就是说，学校教育应促进学生在德、智、体几个方面获得全面均衡的发展。

为实现这种培养目标，福泽谕吉首先重视体育。他说：“活泼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生来身体虚弱多病绝不会有超人的智慧与判断力；即便有，也难以应用。”[22]基于这种观点，他一贯主张对儿童的教育要从体育开始。他曾多次谈道：“关于儿童的教育方法，用身体去实现是最重要的。我主张在幼小的时候，不能强迫其读书，而要待其成长之后，再去训练他的心理。”[23]福泽谕吉不仅主张通过体育锻炼儿童的身体，而且希望通过体育培养儿童的坚强意志和旺盛精神，使其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因此，在学校开展体育活动时，他告诫大家切忌把体育当作消遣或游戏，也不赞成单纯为了锻炼体力而组织体育活动。关于体育的活动方式，福泽谕吉认为，各国应根据自己的习俗选择合适的方法。在日本，柔道、游泳、打猎、赛马、划船、摔跤、赛跑等都可作为体育项目。

在学生获得健康的体魄和愉悦的精神之后，福泽谕吉主张要及时对他们进行心理训练。他说：“人不学习，就没有知识，学习才能使人获得知识，增长智力。”[24]可见，他将智育的任务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使学生掌握知识，二是使学生发展智力。根据日本当时的实际需要，福泽谕吉反对封建时代的空理虚谈和向学生传授脱离实际生活的儒学知识，他要求以西方文明为目标，向学生传授实际有用的知识。在教学科目中，他主张应以“实学”为主，中学和职业学校应开设英语和物理，学生入学后要首先学习外文和物理，然后再学习数学、地理、历史、簿记、商法和经济学。关于发展智力，福泽谕吉也有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智力就是思考事物、分析事物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它可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小智，即“探索事物的道理，而能顺应这个道理的才能”；二是大智，即“分别事物的轻重缓急，轻缓的后办，重急的先办，观察其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才能”[25]。福泽谕吉特别重视智力的作用，认为若有发明，“一旦公之于世，立刻就会轰动全国的人心。如果是更大的发明，则是一个人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全世界的面貌”。[26]但是，在他看来，无论小智还是大智，都必须通过学习知识而获得发展。为顺利完成向学生传授知识和发展学生智力的任务，福泽谕吉主张，在教学方法上，应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应发现学生的兴趣，因势利导，既不放纵，也不乞求。

福泽谕吉也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说，只有健康的体魄和聪明的智慧是远远不够的，“有智慧而缺乏道德之心的人，等于禽兽，非人也”[27]。但是福泽谕吉所强调的道德，与传统的儒学孔孟之道不同，它主要是指通行的人情道理这一普遍的德性，是一种超越宗教派别的道德规范。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他将道德分为两种：“第一，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私德。第二，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会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作公德。”[28]其中，私德是日本自古以来人民思想上所认定的道德，是受儒家影响所致。福泽谕吉虽未全盘否定这种道德，但他却极力主张应将私德扩大到公德，更为强调公德的作用。他说：“文明逐渐进步，人与人的关系也复杂起来，就没有理由只用私德这一手段来支配人类世界了。”又说：“我的意思不是说私德无用而把它抛弃掉，而是主张在提倡私德的同时，必须强调更重要的智、德的作用。”[29]从这种认识出发，当明治中期以元田永孚为首的儒学家鼓吹道德之学“应根据祖宗之训典，着眼于阐述仁义忠孝”的德育论调时，福泽谕吉在《何谓德育》《德育余论》等论文中对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福泽谕吉不仅强调要求改变道德观念，而且在德育方法上也提出了颇为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儿童道德观念和道德习惯的形成，要受遗传因素、家庭环境、社会风气等各方面的影响。进行道德教育不能仅仅依靠学校教育的力量，必须由家庭、社会、学校各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他说：“想培养孩子们的道德观念，只凭教师讲解是不行的，父母的训诫也很难奏效，最重要的是教育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只有教育者躬行实践给孩子做出榜样，使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自然而然地受到教育，这样才能形成孩子良好的道德习惯。”[30]

福泽谕吉不仅分别论述了体育、智育和德育的意义，而且阐述了三者的关系。他把体育作为发展智、德的基础，又说“智慧和道德，恰像人的思想的两个部分，各有各的作用，所以不能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如果不是两者兼备，就不能算作完人”。[31]

五、论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

福泽谕吉不但重视学校教育，而且重视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应该由这三种教育共同组成；只有它们相互配合、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

在谈到社会教育时，福泽谕吉认为，社会恰似一所增长知识和培养道德的大学校，较之学校教育，它的作用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在学校中，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学制，采用什么样的教则，都只能改变人心的某一部分。而社会教育则不同。首先，社会教育的内容千差万别，无限繁杂，几乎包括家政学、育儿学、商业学、工业学、政治学和社会关系学等各门人生所需要的知识；而且，生活在社会中的任何人，其言、其行、其事都是一部好的社会教育教材。其次，社会教育的方式灵活多样，它虽然没有固定的教师和教法，但社会环境却像空气一样，时时处处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听农夫之言语，可察一年之丰歉；闻车夫之叹息，可知商界之盛衰。最后，社会教育的效果深刻而持久，它既能予人若狂之喜，也能给人切肤之痛，伴人终生，永不停歇。基于这些原因，福泽谕吉十分重视社会教育。他要求学校教育要充分考虑社会影响，以免脱离实际，降低效果。他还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接受社会教育、纯洁社会风气和改变社会面貌。

福泽谕吉也特别重视家庭教育。针对婴幼儿的特点，他强调家庭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使儿童养成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习惯。他认为，在孩子出生后，父母不应过早地顾及其智力开发，而应像饲养动物一样促进其身体发育。待孩子七八岁后，其身体长得健壮时，再对他们进行智力教育。与此同时，福泽谕吉主张必须养成儿童的良好习惯。他认为：“习惯比一般的教育更具影响力，因此，每一个家庭就是一所习惯学校，父母就是教师，它远比学校式的讲授更具有力量，效果也相当明显。”[32]为养成儿童的良好习惯，福泽谕吉反对父母用枯燥的说教教育孩子，要求父母以身作则，努力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用良好的家风去熏陶和影响孩子。他说：“没有美好的家风，要达到孩子具有良好的习惯，培养其健全的精神，就像人掉入泥潭希望身体洁净、耽误农时希望苗之健壮一样是不可能的。”[33]

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知识丰富，思想深邃，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在日本近代史上，他扮演了文明开化巨匠和启蒙运动旗手的角色。通过教育把日本建成文明开化的独立国家是福泽谕吉的最大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终生辞官不做，潜心研究教育理论和从事教育实践。他所倡导的普及教育、和谐发展的教育以及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协调发展的思想，为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他的突出贡献，被日本人尊为“近代教育之父”。

但是，福泽谕吉的思想也并非完美无缺，尤其在晚年时期，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走向帝国主义阶段，他的思想开始由激进转向保守甚至反动。在政治上，由提倡民主权利变为主张官民调和；在外交上，由要求万国平等变为支持侵略扩张；在教育上，由尊重平等自由变为鼓吹国家主义。所有这些，都在日本近现代史上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