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
列夫·托尔斯泰(Лeв Николаевич Tолстой,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出生在离莫斯科不远的雅斯纳亚·波良纳村的一个名门世家。托尔斯泰的父母在他不满10岁时就先后去世。但由于家资丰厚,他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而且,他从小就被培养起对劳动农民的尊敬和热爱。
1844年9月,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哲学系。他先学东方语言,后改修法律。由于对大学的课程不满,第三学年末,他从喀山大学退学。1851年,托尔斯泰入伍。他曾经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几年的军旅生活使他对俄国农奴制的腐朽和反动有了更深的认识,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生活经历。为了寻找俄国社会的出路,1857年,他第一次赴欧洲考察。1859年,他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创办学校,对农民子弟开展普及教育。1860—1861年,他第二次出国旅行,考察了欧洲的学校。回国后,他致力于波良纳学校的改革,并担任地主和农民的和平调解人及陪审员等职务。
19世纪50年代,托尔斯泰开始文学创作。他的一生留下了大量不朽的文学名著。其中《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是最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他的文学作品揭露了俄国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的腐朽和伪善,对农民寄予无限的同情,并表达出对自由、民主和人性解放的向往。托尔斯泰还发表了一些政治著作,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托尔斯泰的教育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859—1861) 这个时期,托尔斯泰把办教育当作慈善事业。1849年,托尔斯泰就对跟他的庄园直接毗连的雅斯纳亚·波良纳村的农民子弟进行了教学工作。1859年,克里木战争以后,托尔斯泰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开办了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他还帮助邻近各村筹办了几所学校。
第二个时期(1861—1862) 托尔斯泰在外国参观了一些国家的学校后,于1861年春天回国。从1861年秋天起,他开始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等杂志上宣传自由教育思想,并对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进行改组,试图实行他的自由教育理论。他对当时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国民学校开始进行抨击。他明确指出,当时的学校被人民群众的剥削者——地主、工厂主和银行家的自私利益利用了,在这些学校中所教的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东西。
第三个时期(19世纪70年代) 1869年,他写成《战争与和平》以后,重新开始研究教育问题。1872年,他出版了《识字课本》。同时,他还编写了算术教科书,并研究初等教育的教学法问题。70年代,托尔斯泰又开始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从事教学。他还拟订了农民师范学堂草案,并在1876年得到国民教育部开办这所学堂的许可,但由于没有得到地方自治局的支持,这个草案未能实施。
第四个时期(19世纪90年代) 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热衷于研究宗教道德的问题,并把自己的宗教作为教育的基础,试图以他宣传的“纯正基督教”的精神进行教育。在1907—1908年,他还以自己的宗教道德学说的精神对农民儿童进行了教学工作。
1849年,托尔斯泰开始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教导农民的子女学习。但是,这时他只是不经常地教儿童识字和参加他们的游戏。学校的常任教师是托尔斯泰的家仆。1859年,托尔斯泰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创办学校。从1859年到1962年,他几乎全身心投入波良纳学校的教学和改革,使得这所学校与俄国的官方学校迥然不同。
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共有7~13岁男女学生三四十名。作息时间为:上午8点至下午2点上课。下午2点至5点午饭和休息。傍晚到晚上8点至9点上课。
在教学内容上,托尔斯泰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那些认为农村学校只能传授体力劳动者所需的基本知识的主张。他力图培养农民子女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主张农民的子女应该获得那些有知识的人所掌握的一切知识,进入艺术的、高尚的思想与感受的境界之中。作为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的创办人,他编制了广泛的教学计划。这所学校共开设以下12门课程:阅读、写作、习字、文法、圣史、俄国历史、数学、绘画、自然科学讲座、制图、唱歌、神学等。他自己编写和印刷了《识字课本》《算术》和四本《阅读课本》。他编写的《识字课本》和《阅读课本》今天读来仍然趣味盎然。
波良纳学校没有固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上课时间表。托尔斯泰曾经提到,每周所编制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托尔斯泰不要求儿童每天必须到校,可是儿童都愿意来,甚至乐以忘返。当他们议论某种有趣的事物时,有时甚至谈到夜晚。学校没有家庭作业,学生也不一定要记住教师讲授的东西。
波良纳学校反对死记硬背、强制性的纪律和干预,提倡学生的自我约束。托尔斯泰力求在学校中形成融洽的师生关系,创造利于教师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工作环境和学生专心学习的学习环境。教学方式是教师与学生的自由谈话。他认为,秩序和纪律是不能强迫学生遵守的,应该使他们自己意识到学校秩序和纪律的必要性。他主张在学校中形成一种自由秩序,他说:“学校维持秩序和施政的最好方法就是赋予学生以充分的自由来学习和管束自己,他们爱怎么就怎么。”[34]托尔斯泰对体罚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波良纳学校没有任何处分和惩罚。
在教学过程中,托尔斯泰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历史教学的任务是培养学生认识和了解人类社会形成、发展及其规律的兴趣。地理教学应该引起儿童认识自然现象的法则和地球上居民分布的兴趣。
托尔斯泰还探讨了语言、历史、地理、数学、艺术、体育、绘画、神学等学科的教学任务和方法。
托尔斯泰在波良纳学校进行了大胆的教育和教学改革,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过他的努力,波良纳学校成为一个师生们愉快和创造性地学习、生活和工作的集体。在教育实验的过程中,他摒弃旧式学校的形式主义的教学方法,提出一些充满民主和自由精神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在波良纳学校,儿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发挥,这是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旧式的学校无法比拟的。托尔斯泰在波良纳学校的教育改革获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主人士的高度赞赏。
波良纳学校的教育改革获得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有一颗帮助贫苦农民的炙热的爱心。19世纪70年代中期,托尔斯泰在写给他姑母的信中表露了他对贫穷儿童的同情和希望帮助他们的愿望。他说,“我之所以希望为人民办教育,只是为了要拯救在那里将要淹死的许许多多的普希金(A. C. Пушкин)和罗蒙诺索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омоносов)”。
其次,托尔斯泰具有杰出的教育才能和对教育实验的不断探索。他善于引起儿童的兴趣,培养他们的创造性,帮助儿童独立思考和深入理解问题。他致力于探索教育经验,要求每一所学校都成为教育实验室。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就是这样的实验室和实验学校。
再次,托尔斯泰本人得到家长与儿童的热爱,以及一些热心的青年的帮助。
因此,这种学校只能当作当时一个反对旧式学校而实验自由教育的学校,很难推广出去。我们必须指出,他试图通过教育改良的途径帮助农民摆脱贫穷的愿望虽然是善良的,但是不现实的。他在对旧教育批判时,有时走向了极端,如:反对奖励和惩罚;反对考试和课堂个别提问;对系统的知识缺乏足够的重视;缺少固定的教育计划、课程表及一定的秩序;没有养成儿童的责任感、组织性和纪律性等合理的规则等。
但是,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对农民利益的特别热心引起了贵族的仇恨。宪兵对托尔斯泰的住所进行搜查以后,他对警察的暴行和贵族的邪恶感到愤慨。1862年,他不得不关闭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停办教育杂志。
二、政治和哲学观点
列宁曾经指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他的学说“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35]
托尔斯泰对沙皇统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在1900年《当代的奴隶制度》一书中,他指出:“实际上,国家不是这种强盗机构又是什么!国家机构只不过比卡拉布里亚强盗的机构更复杂一些罢了,只是更不道德、更残酷而已。在强盗那里,所有交了买路钱的人都可以得到同等安全的保障。而在国家里,谁参加有组织的欺骗越多,他就越多地不仅得到保障,而且也得到奖励。最有保障的是皇帝、国王、总统(他们经常有卫队跟随),他们花费的钱也最多,这些钱是从缴纳捐税的国民那里搜刮来的;然后,根据其参与政府犯罪的多少往下排的就是总司令、部长、警察总监、省长,一直到保障最少、薪俸最少的警士。”[36]
托尔斯泰还揭露了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及其对工人身体和精神的摧残。他说:“在一切地方,虽然工时缩短了,工资增加了,但是与农业生活相比,健康恶化了,平均寿命缩短了,道德沦丧了。”[37]他进一步指出,工人的贫困,不在于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和工资少,而在于他们丧失了在自然界中生活的自然条件,丧失了自由,被迫进行强制性的、为别人的单调劳动。
托尔斯泰还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主张社会生活民主化。他的这种思想是逐步形成的。在19世纪50年代,他虽然对农奴表示同情,认为地主应该减轻农奴的负担,但还不主张废除农奴制。70年代,在深切体会到俄国农奴经济的衰弱之后,他提出要改变农奴制。到80和90年代,他不仅对农奴制,而且对奴役人民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他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农村生活的基础,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提出建立一种在世界一切成员平等的原则下的村团管理,工业企业的劳动互助组织和村社土地所有制。这种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对农奴的无限同情曾获得列宁的高度赞赏。
但是,托尔斯泰反对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新社会。他认为,改进社会不能通过革命来完成。他说:“整个的农业制度,尤其是全体人民的情况,必须完全改变。代替贫穷的是一般的富裕和满足;代替敌意的是利益的调和与一致。总而言之,是不流血的革命,然而是最伟大的革命,从我们这一县的小范围来开始,然后是一省、俄国、全世界。”[38]
托尔斯泰的这种既要求民主和自由、又害怕革命的思想反映了当时俄国农民的心态。深受农奴主和资产阶级双重压迫的俄国农奴非常渴望自由和幸福,但残酷的镇压使得他们不敢,甚至害怕反抗。
托尔斯泰持这种观点与他的世界观也是分不开的。他的历史观是唯心的。他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为人们不能找出社会发展的原因。他还认为,人民处境贫穷的原因是他们对生活意义没有共同的理解或他们自己生活得恶劣。
在宗教观上,托尔斯泰的思想同样表现出矛盾性。一方面,他对当时俄国的东正教进行尖锐的批判,认为它是专制制度的支柱;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宗教是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因此,他主张建立一种纯净的新宗教。在这种新宗教里,人们彼此相爱,抑制自己的欲望,无论何时都不做别人不愿意的事情。显然,他心目中的宗教是一种充满博爱的宗教。
在人性论上,托尔斯泰是性善论者。受卢梭的影响,他否认人生下来就有某种缺点和不良的品质。他指出,健全的儿童一生下来就是真、善、美的和谐的典型。在他出生的时候,一切都是和谐的。但是,生活的每一步、每一小时,都有破坏这种和谐的威胁,并且永无恢复已被破坏之和谐的希望。
三、论民主和自由教育
(一)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托尔斯泰曾经到法国、德国、瑞士、英国、比利时等国考察国民教育情况。1861年,他从外国回来以后,在《雅斯纳亚·波良纳》杂志上发表了《论国民教育》《教育和教养》《教养的改善和定义》等文章,探讨俄国初等学校的教育和教学问题。他分析了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推行的国民教育体系的缺陷,并阐述了自己的教育观点。
托尔斯泰指出,统治阶级开办的学校所教给人民的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人民不能在学校里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因此,对他们子女受这样的教育少有兴趣。但是,由于统治阶级需要识字的工人,所以,他们宣布实行强迫义务教育,用各种的**,例如,减免学费、发给奖状等招引儿童入学。
在托尔斯泰看来,这些学校是摧残儿童的机构。儿童在学校里只是苦闷地坐着,在教师面前感到恐怖。压迫、体罚、形式主义和警察制度在这里盛行着。儿童在学校完全被剥夺了为他们年龄特征所需要的自由活动。托尔斯泰说,只要你看一看同一个儿童在家里、在街上或在学校的情况,你就会看到,他时或笑容满面、活泼愉快、富有求知欲,到处寻求教诲,如同寻求快乐一样,并常常用自己的语言明晰而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或表现出疲倦、恐惧和烦闷的心情,痛苦而身态蜷缩,他单调生硬地重述着别人所说的话,他的心灵像蜗牛一样躲藏在自己的壳里。
托尔斯泰特别对当时被人们看作楷模的德国教育提出了全面的批判。
首先,他对当时德国学校的反动性质进行批判。他指出,德国学校是根据反动的学校条例,尤其是根据普鲁士的特例来设立的。它要培养的是一种服从政权、富人和宗教精神的人。教师们也不关怀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兴趣。因此,这种学校是不受人民欢迎的。
其次,他认为当时德国学校的教育内容是落后的。因为统治者试图培养儿童顺从和安分守己的精神,因此,学校的教育内容缺乏先进思想的精神。它充斥着宗教、欺骗和假仁假义。在知识教学上也十分贫乏。他说:“德国十分之九的受过国民学校教育的居民,从学校里只是获得一种机械式的写读技能,而且是如此剧烈地厌恶他们经历的那些科学实验的方法,以至他们后来连书本也不去拿。”[39]
再次,他对当时德国学校盛行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德国的大部分学校采用体罚,学校实行强迫纪律和呆读死记,学生们机械地背诵教师所规定的功课。这种违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教学方法丝毫不能培养儿童的独立性和积极性。
托尔斯泰认为,在这种学校里,儿童没有童年时代的快乐和自由。这种教育对儿童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托尔斯泰反对沙皇国民教育部在进行俄罗斯学校改革时仿照普鲁士学校制度的企图。
对俄国的教育状况,托尔斯泰也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首先,他指出俄国教育的不平等性。他认为,俄国与其他各国一样,当权者不关心老百姓孩子的教育问题,学校对人民的利益漠然置之。为此,他建议成立“国民教育协会”,以推广国民教育。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沙皇政府采纳。其次,他分析了俄国学校教学方法的弊端。他指出,过低地估计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无视学生发展的实际,极端歪曲地应用直观教学原则是俄国教育界的通病。对此,托尔斯泰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这是俄国学校盲目照搬外国教学法的恶果。
托尔斯泰的尖锐言论曾引起俄国当时许多教育学者的攻击。他们指责托尔斯泰是教育学上的虚无主义者。其实,托尔斯泰并没有盲目排外,他对卢梭、裴斯泰洛齐等教育家的思想表示出高度的尊重。
(二)论自由教育
19世纪40—60年代,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许多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提出了儿童教育和教学自由的口号。他们猛烈批判俄国学校中的专制和横暴,主张让儿童自由发展、自由发挥自己的天资和才能。其中,托尔斯泰是提倡自由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代表。托尔斯泰指出,教育学的标准只有一个——自由。无论政府,还是所谓有教养的社会,都不应确定学校和教育的方向。学校和教育必须是自由的。
首先,托尔斯泰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当局对国民教育的干涉。在谈到国民教育时,他激烈地指责把儿童教育置于自己影响和监督下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认为只要资本家和地主支配着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就决不会促进人民文化的发展。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事业应当掌握在劳动人民自己的手中,应当给予人民在教育问题上自由发挥意志的可能,设立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列宁也曾经明确指出,在当时农村贫民尤其需要教育之时,真正的、自由的教育并不是官僚和神父所需要的那种教育。
其次,托尔斯泰反对教育者的强制和干预,提倡教学自由。他指出,强制的教育是不公正的,学校不能对儿童实行强迫纪律。针对俄罗斯和国外学校压抑儿童个性的状况,他极力倡导儿童在学校学习的自由权。他指出,无论是对学生还是教师,自由是真正教养的必要条件。他甚至认为,真正的教学自由是男女学生来校学习是自愿的。他说:“只有让学生有选择教什么、怎样教的自由,才可以作为任何教学的基础。”[40]
但是,托尔斯泰提出,他所说的教学与教育自由是指不能强制学生掌握教师的观点和信念,并不剥夺教师对儿童教育影响的权利。在19世纪70年代,他曾经指出,当社会上还没有关于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一致的意见时,在国民学校教什么和怎样教儿童的权利不在儿童,而在家长,即人民。在学校里,自由的范围取决于教师的知识及其管理学校的才能。
托尔斯泰这种自由教育思想完全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实现了。这个学校实行自由教育理论,甚至采用极端的自由主义的方法。儿童到校与否、座位、功课均由儿童自己选择,学校中没有任何的处罚。在授课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对于某门课程是否有兴趣而改变。19世纪60年代初期,托尔斯泰力求在尊重儿童个性、发展儿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但是,他的“自由教育”理论是建立在把儿童理想化基础上的。托尔斯泰还人为地把教育和教养对立起来。在他的教育活动的最后一个时期,他本人也意识到这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不仅教给儿童阅读、书写和算术等,而且也对他们开展教育。
可见,托尔斯泰为了反对形式主义、呆读死记、棍棒纪律,提出的自由教育理论有进步意义,但其中有许多矛盾之处。
四、论教育科学
(一)论教育学
19世纪,有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声称建立了教育学,有的人甚至自诩教育学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托尔斯泰对西欧教育学的哲学基础进行了认真分析。他指出,西方并没有那种可以成为教育学根据的哲学体系,因此,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教育学。对那些自以为是的德国教育家,他嘲讽说:“这一学派的教育家,尤其是这一学派的创造者德国人,是从不正确的思想出发的,他们认为对从柏拉图到康德所有哲学家都成为问题的那些哲学问题,都由他们彻底地解决了。这些问题都解决得那样彻底,甚至人类所获得的印象、感觉、概念、观念、推论的过程,都由他们无微不至地分析得一清二楚;甚至我们称为人类的心灵或本质的重要部分,也经他们分析清楚了,并且分成若干部分,还做得那样彻底,甚至在这种稳固的知识基础上,就可正确地建立起教育科学来了。”[41]
托尔斯泰潜心研究了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乌申斯基等人的教育著作,以及国内外教育史和教学法的著作。他试图发现教育基本规律,论证教育学的发展方向和性质。为此,他对当时教育理论研究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首先,托尔斯泰反对仅仅从抽象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出发构建教育理论。他主张教育理论应该从儿童教育工作的经验中来,而不是直接从哲学中来。他说:“为了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成为一门有效果的科学,根据我们的信念说来,教育学不应当再以抽象的理论为基础,而是以经验的途径为基础,应当把它的原理从特殊引到一般,而不是从一般引到特殊。”[42]因此,教育学的主要工作在于广泛地收集事实,在综合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做出有根据的结论,发现教育过程中的规律。
其次,托尔斯泰反对把抽象的心理学作为教育理论的基础。他认为,抽象心理学人为地把儿童完整的个性分割成若干心理机能,例如,记忆、智慧、感觉等,然后以此为依据,规定哪个部分要多少训练。他认为,教育学不能建立在这种闭门造车的理论的基础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儿童的行为所做的缜密的观察应该成为教育学的基础。显然,他忽视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对发现儿童身心规律的作用。
在教育学如何构成这个问题上,托尔斯泰的观点是前后矛盾的。在19世纪60年代,他认为教育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俄罗斯的教育学只有在全面、深刻地研究教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而且在总结这些经验时不加任何哲学上的前提,才能创建起来。因此,重视实际经验是教育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但是,他否认方法论上的指导又陷入了经验主义的极端。当时,德国被认为是教育学的中心,对此,托尔斯泰不以为然。他认为,俄罗斯教育学应该处于世界首位,并能开辟教育学的新道路。从80年代起,他改变了这个看法。他完全站在了基督教的立场上,认为教育学要研究教育工作的经验,就应当用具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宗教道德学说来研究和评定这种经验。这时,托尔斯泰终于承认方法论的指导作用。然而,他又错误地以与科学精神相对立的宗教为指导,这种立场显然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教育学。
(二)论教育史
托尔斯泰认为,教育史研究的任务是与影响人的发展因素密切相关的。人的发展受到两种情况的影响:一种是人们和周围环境的不自觉的影响;另一种是受到人们自觉的影响。他指出,以前教育史更关心的是第二种影响,这种影响是在教学过程中实现的。但是,为了充分描绘人的发展,还应当研究人的发展的生活环境。
在托尔斯泰看来,教育是由生活产生的。因此,教育史应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影响,并且指出这些影响在教育上的意义。只有把教育学史看成是一切生活的教育影响的历史,它才有可能呈现人类个性完成的整个过程。而且,教育制度、交通、印刷业、国家政体、宗教体制的不同也直接影响着教育方法的变革。
托尔斯泰提出教育史研究不能局限于研究教育思想史,应该注意研究人的发展中的生活环境、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等,不仅对当时的教育史研究,而且对当代教育史研究仍然有启迪作用。当然,如果教育史研究过于细致地研究人类发展的整个社会和文化背景,无疑会削弱教育学的学科特色。
托尔斯泰经过对教育史的考察,指出了教育的不平等现象:教育被上层阶级占有,下层阶级忙于体力劳动而无暇接受教育。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并没有从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认为,达到教育平等的方法在于有学问的人和没有学问的人互相学习,互相充实自己的知识。他甚至认为,人民似乎永远反对教育。对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尖锐地批评道:人民痛恨的是一些坏的学校,而不是一般的儿童的教学。如果家长们不让儿童受教育,主要原因是平民的穷困,因为穷困迫使儿童们去做家务事情。
五、教学论
托尔斯泰的教学理论建立在他的自由教育思想基础上。他对教学的原则、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论述。
(一)教学原则
托尔斯泰认为,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且应该促进儿童才能的全面发展。掌握科学知识是学校最重要的任务,但是,如果教师只是教条式地传授知识,学生只靠记忆力来掌握未经检验的概括是破坏思维过程的最大的祸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使儿童积极地、自觉地和创造性地掌握学校传授给他们的知识和熟练技巧。要达到这一点,教师必须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心理过程,善于精选学习内容并且把它们生动地介绍给学生。只有这样,教师才能掌握真正的教学艺术。
因此,托尔斯泰总结出教学的几条原则。
第一,从特殊到一般。他指出,教授儿童,不能从抽象的定义、原则、公式开始,而应该使他们认识现实的事物、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生动的现象。教学应当先从儿童易于接近和理解的东西入手,然后学习比较复杂的内容。为此,教学必须从特殊到一般。他所说的特殊不是指细枝末节,而是能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心理印象的东西。
第二,循序渐进。他主张,在上课时,应当注意每个学生是否了解教师的讲授。教师既不要对学生讲述他们不能了解的东西,也不要传授他们理解的不比教师少或者了解得比教师还要好的东西。只有这样,学生的智力才能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发展。为此,他主张教学内容要适度,既不能十分容易,也不能十分难。教学过程中不要使学生的智力疲劳。
第三,直观教学。他指出,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儿童自己的观察和检验,使儿童在观察和经验中掌握知识。
第四,情感教学。他认为,情感在教学过程中具有巨大作用。如果教师像父母那样爱学生的话,那他比那些虽然读尽万卷书而不爱事业也不爱学生的教师好得多。他指出,情感可以丰富儿童的心理,促进他们创造力的发展,使学生提高学习的质量。他还设计出一些影响儿童情感的方法。
(二)教学内容
关于国民学校教学内容,托尔斯泰在不同的教育时期按照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第一个时期:托尔斯泰认为,教学内容包括当时学校中的普通学科——阅读、书写、算术和神学。第二个时期:托尔斯泰认为,学生的兴趣就是确定教学内容和学科范围的标准。在学校中,他确定了 12门学科。但是,这些学科的范围和为每门学科所规定的教学时间,都是由学生的愿望来决定的。第三个时期:当托尔斯泰建议开办一些规模不大的识字学校的时候,他又认为,国民学校应当只教给学生认识俄罗斯文字和斯拉夫文字、计算和神学。第四个时期:托尔斯泰确定教学内容的标准又发生改变。他认为,以“纯正的基督教”精神来进行宗教道德教育是教学中最主要的东西,要求把宽恕、温顺、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等的宗教道德学说作为教育和教养的基础。他提出,学校不能只限于表面地、机械地教学生学习算术、语法、书写。
托尔斯泰编写了《识字课本》。这些教科书刚刚出版,就得到教育刊物的高度评价。后来这本《识字课本》经过两次修订。他还编写了四种《俄文阅读课本》。无论是《识字课本》,还是《阅读课本》,销售数达数百万册。他的课本和乌申斯基的《祖国语言》一样,是初等学校最广泛通用的课本。他编写的课本与读本的特点是以艺术小说的形式传授各种科学——博物学、物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它的文字简明易懂,内容上有多方面的教育价值,并富有兴趣。全部材料取自俄国生活,其中大部分是乡村生活。
(三)教学方法
1874年,托尔斯泰在《论国民教育》一文中,提出一些关于教学方法的见解。他认为,在选择教学方法时,应以学生对某种方法的态度为根据。教学中没有一种具有各种优点的方法,因此,教师不应当只拘泥某一种方法。学校应当成为教育实验室,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发挥创造性,创设出各种新的教学方法。
在托尔斯泰看来,只有那种使学生感到满意的教学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根据这种指导思想,他提出了一些教学要求。
教学应当使全体学生都获得进步。托尔斯泰认为,教师不应该向学生讲述他们不理解的东西,也不应讲述他们已经熟知的东西。如果功课太难,学生会对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失去信心,导致学习的兴趣转移。功课太容易,也不能激起儿童的兴趣。因此,教师在布置学生作业时,应该使学生感到每一堂课在学习上都向前迈进了一步。
提倡直观教学。托尔斯泰认为,教学要应用学生的五种感官,直观教学永远是教学应该遵循的原则。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他使用很多的直观教材,把真实的现象和对象以其自然的、本来的形式演示给儿童,以充分利用儿童的生活经验。他还采用参观、实验、表格、图片等方法。但是,他反对德国的形式主义的直观教学法。他讥笑一些德国教学法专家对直观性原则所做的那些曲解。例如,提出诸如“狗有几条腿?狐狸有几条腿?母鸡有几条腿?”之类的问题。在托尔斯泰看来,这种方法不是发展儿童的智力,而是要使他们的脑筋变愚蠢。
托尔斯泰在语言和算术教学上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在语言教学上,托尔斯泰主张教师应该采用生动的语言,引起儿童的浓厚兴趣,启发儿童的创作才能。他认为,教师讲读课文是应使学生了解全篇诗文的含义,形成对整篇课文含义的理解。为了发展儿童的创造性,他建议学生写独立作文。
在算术教学上,托尔斯泰曾编写过一部算术教程。他在教授算术时,创造性地插入了代数和平面几何的原理。
列夫·托尔斯泰在俄国教育史上是一个有独创见解的教育思想家和革新者。他努力创建新的教育学,在俄罗斯的教育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列宁、克鲁普斯卡娅(Hадe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ская)、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都给予他高度的评价。克鲁普斯卡娅曾经指出,托尔斯泰的教育论文,对于持任何观点的教育家来说,都是取之不尽的思想的和使精神愉快的宝库。但是,在托尔斯泰的教育思想中也有一些矛盾和错误之处。
[1]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选自《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
[2] 引自康斯坦丁诺夫等著:《教育史》,李子卓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254页。
[3] 引自《教育史》,李子卓等译,第259~260页。
[4] 塔塔里诺娃著:《赫尔岑》,陈志良等译,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5] 《赫尔岑》,第24页。
[6] 《赫尔岑》,第62页。
[7] 《赫尔岑》,第50页。
[8] 《赫尔岑》,第68页。
[9] 《赫尔岑》,第188页。
[10] 引自《世界教育史》,李子卓等译,第266页。
[11] 引自《世界教育史》,李子卓等译,第269页。
[12] 洛尔德基帕尼泽著:《乌申斯基教育学说》,范云门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13] 《乌申斯基教育学说》,范云门等译,第83页。
[14] 乌申斯基著:《人是教育的对象》(上),张佩珍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页。
[15] 《人是教育的对象》(上),第261页。
[16] 《人是教育的对象》(上),第323页。
[17] 《乌申斯基教育学说》,第40页。
[18] 引自赵荣昌等选编:《外国教育论著选》,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4页。
[19] 引自《外国教育论著选》,第335页。
[20] 《人是教育的对象》,第21页。
[21] 引自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第482页。
[22] 郑文樾编:《乌申斯基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23] 《乌申斯基教育文选》,第239页。
[24] 《外国教育论著选》,第334页。
[25] 引自《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850页。
[26] 车尔尼雪夫斯基著:《怎么办》,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6页。
[27] 引自《教育史》,李子卓等译,第318页
[28] 引自《教育史》,李子卓等译,第315~316页。
[29] 引自《教育史》,李子卓等译,第321页。
[30] 引自《世界教育史》,第210页。《怎么办》,第272页。
[31] 《怎么办》,第405页。
[32] 引自《教育史》,李子卓等译,第322页。
[33]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自《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页。
[34] 魏克山著:《托尔斯泰论教育》,陆庚译,上海:正风出版社1955年版,第107页。
[35]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选自《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3页。
[36] 列夫·托尔斯泰著:《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政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9~450页。
[37]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政论),第412页。
[38] 《托尔斯泰论教育》,第4页。
[39] 《托尔斯泰论教育》,第24页。
[40] 《托尔斯泰论教育》,第67页。
[41] 《托尔斯泰论教育》,第26页。
[42] 《托尔斯泰论教育》,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