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幕藩体制危机四伏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江户时代日本封建的“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曾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幕府的重视。不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些地区除了生产为交纳年贡和自己消费的粮食作物外，也开始种植、加工和出售各种经济作物，从而导致了商业性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产生。18世纪，一些农村手工业的中心地区逐渐城镇化，形成所谓“在乡町”。一些农民由于经营农村手工业，或进行经济作物的贩运而变成富裕的商人或富农，因而更多的农民除了受到大名、武士的剥削之外，又因为增加了新富人的剥削而更加贫困。许多人失去了原有的一点土地，沦为佃户，或流入城市。这样，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由于自耕农的分化而被削弱，直接危及日本封建体制的基础。

同时，幕藩体制下武士集居于江户城和其他城镇的制度，以及所谓“参觐交代”制度，还造成了兵农分离的局面。它使广大武士都成为脱离生产、领取禄米为生的官僚消费者，客观上促成了全国性的交通发达和商品经济的扩展。这种商品经济虽然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但它发展到17世纪后期，就开始明显地表现出对封建体制的破坏作用了。当时以江户、大阪、京都为中心，逐渐形成了联系全国的国内市场。在商品交换中产生并富裕起来的商人，尽管处于“士农工商”这种封建等级制度的最低一级，却逐渐把握了全国经济的咽喉。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可以拿金钱换得土地占有权，以及他们的地位所不可能有的“苗字带刀”（像武士们那样称姓佩刀）等权力。与商人的兴起和生活富裕相反，各藩当权的武士们却因为城市生活费用上涨、常年的生活奢侈、参觐交代的长途交通往返等原因，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对下级武士的俸禄也难以支付。当权的武士们尚且如此，下级武士就更加贫困了。许多人只得依附富商，或改行当医生、教师，甚至卖女为妓。他们的沦落与商人的兴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作为江户时代封建统治基础之一的“士农工商”身份等级秩序也就逐渐被打乱了。

进入18世纪以后，上述动摇日本封建体制的因素继续增加，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频繁发生。幕府和藩不得不多次实行改革，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体制。18世纪的江户教育思想，就是在工商业继续发展的推动下，在幕府和藩进行改革的影响下得到发展的。

二、文化学术的兴起和繁荣

18纪初进行的“享保改革”是幕府的第一次大的社会改革。当时幕府的“征夷大将军”德川吉宗把武家的穷困归因于文弱奢华，所以力主节俭和尚武。同时他还注重法令的完善与财政的改进，奖励开垦新田，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和采用新技术、新方法，首先加强对商人、手工业者和商业经营的统治和管理等。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对于18世纪文化教育有着直接影响的是1720年的“洋书弛禁”。

德川吉宗的“弛禁”，即允许非基督教的西方书籍进入国内。本来，幕府的“禁书”是“锁国”的内容之一，目的是彻底禁止基督教的生存和传播。这一禁书制度，从1630年禁止与基督教有关的汉文书籍进口开始，发展到1685年（贞享2年）的“贞享严令”，凡书中对基督教人物或事迹略有涉及的，或者由在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所写的，也都一概禁止进入国内。结果，包括一些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汉文书籍也都被严格禁止乃至销毁了。

德川吉宗实行“洋书弛禁”，不仅是因为他自己的“好奇”，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将“殖产兴业”作为缓解幕府经济困难的策略之一。弛禁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获得关于天文历法及农耕方面的知识。他还派青木昆阳（1698—1769）和吕野元丈（1693—1761）到长崎荷兰商馆学习荷兰语。后来，吕野元丈完成了《荷兰禽兽虫鱼图和解》《荷兰本草和解》12卷。青木昆阳也陆续写出《荷兰话译》《荷兰文字略考》《荷兰文集》等书籍。这些学者是日本人掌握荷兰语并进行著述的先驱，他们的这些著作是日本“兰学”的开端。

1751年德川吉宗死后，直至18世纪80年代，由田沼意次（1719—1788）掌握实权。他注重发展商业，鼓励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新兴产业，奖励学术，更加推崇兰学。兰学的研究从语言、医学方面发展到其他各学科，从长崎、江户扩展到其他主要藩国。1786年，前野良泽、大玄泽还在江户开设“芝兰堂”，讲授荷兰医学，成为当时兰学教育与研究的中心。

虽然此时的兰学还只是以学习荷兰为代表的西方医学、天文等自然科学为主，欧洲的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几乎还不为人所知，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华夷观念以及儒家学说的传统世界观、自然观等，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新认识，开阔了日本人的眼界，启发了日本人的思考与探索，对教育思想的启发和日本近代教育的产生具有历史性的影响。

与18世纪兰学发展相并列的，是注重日本自身历史研究的国学派的出现。国学通过强调日本的历史文化，在客观上起到了以古讽今，批判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作用。在教育上，一方面，著名的国学者荷田春满（1669—1736）曾建议在京都设立国学学校。他在《创学校启》中曾详细地阐述了发扬日本固有文化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平田笃胤（1776—1843）等人则将国学与神道紧密联系起来，提倡神道和以日本为中心的复古思想。后来的皇国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教育，就是从这当中吸取了历史的酵素。

国学和兰学相对于朱子学、阳明学和古学派等儒学各家来说，属于18世纪新开拓的学术领域。而儒学本身在18世纪也有了一定的进展。例如，18世纪初，儒学者新井白石（1657—1725）以《读史余论》（1712）第一次对日本历史进行了较为合理的分期。他还重视文学、政治及西洋情况的研究。1713年和1715年又以《采览异言》和《西洋纪闻》两书开兰学之先河。这两本书中，他记录了他所能了解到的关于西方各国政治、地理、历史、风俗、宗教等多方面的知识，并加以研究评述。与此同时，荻生徂徕（1666—1728）也由“古文辞学派”进而完成他的政治学说。他的学说以鼓励人为的政治改革为特征，一时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另外，以编纂《大日本史》为中心而产生的“水户学派”[1]，也完成了《大日本史》的纪传部分。这是18世纪前期趋于低潮的日本朱子学派的重要成果。水户学派的尊王思想在18世纪幕藩体制动摇时被认为是倒幕的思想依据之一。活跃在18世纪江户思想文化和教育舞台上的人物还有倡行“心学”的石田梅岩（1685—1744）、手岛堵庵（1718—1786）以及博学的三浦梅园（1723—1789）、激进的思想家安藤昌益（1707—1762）等。其中，“心学”吸收儒、佛、神诸学，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普通人特别是市民阶层朴素的处世术和修养法，成为18世纪中、后期城市社会教育的重要形式。

18世纪不仅是日本社会思想各派争鸣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自然科学和医学的萌芽相继出现的重要时期。例如，吉田光由（1598—1672）编纂的算术书《尘劫记》在17世纪后期作为数学用书曾广为流行；关孝和（？—1708）的《发微算法》则创造了日本独特的数学“和算”。《清良记》第7卷（著者不详）和宫崎安贞（1623—1697）的《农业全书》10卷，则是农业方面的经验总结。在天文学方面，保井算哲（涩川春海，1639—1715）首次编制了日本人自己的历书《贞享历》；贝原益轩和稻生若水（1655—1715）实地调查了日本的动植物和矿物，分别写出了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和本草》和《庶物类纂》。此外，当时虽然由于锁国而抑制了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展，但木刻印刷技术在当时已经接近成熟，以这种技术印刷的书籍，在17世纪末就已经达到了3.5万册以上。这些被称为“经验的自然研究”的成果虽然刚刚产生，但是“经验研究的进展，逐渐促进了批判意识的成长，致使固守朱子学或者阳明学等特定学派的精神因而逐渐涣散”。[2]此外，18世纪以后，以日本假名印刷的书籍数量逐渐增加而佛教的书籍逐渐减少，反映了文化教育的本土化、世俗化的增强；而西川如见的《华夷通商考》和新井白石的《西洋纪闻》《采览异言》，则初步向日本人介绍了日本之外的世界，为吸收欧美近代文化做了历史的铺垫。

三、价值观的变革倾向及其影响

17世纪后期以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学术的繁荣，不仅冲击了封建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且也在思想的深度上震撼了当时的社会，逐渐形成了日本思想史上的“第一次启蒙时代”。[3]

日本思想史上的这一启蒙时代，首先是一个原有的价值观念及思考方法开始发生动摇、改变和更新的时代。具体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及城市手工业者的思想意识在18世纪逐渐强化。商人富裕奢华、武士贫困潦倒的严酷现实，也使得大批原先位于“四民”之首的武士们（特别是下层武士）不仅在物质生活上依附于商人阶层，而且许多人还不得不亲身投入（后来则是主动地投入）到新的经济活动之中。当时“举世倾慕町人”[4]，武士的权威和高贵地位一落千丈。当时的长崎富商西川如见（1648—1724）在其著名的《町人囊》中表达了这种价值观的转变：“生于武家，烦扰甚多。一生恐恐然侍奉主君而心无松懈之时。以名利为第一谨言慎行。相比之下，还是町人轻松愉快。”[5]他又把商人比作流水，流水虽在万物之下却滋润天下万物；商人虽在四民之末，却也为世间不可或缺。心学领袖石田梅岩也充分肯定商人职业及其盈利的合理性，强调实用知识的重要性，表达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和社会观。

城市商人的这些新的打破常规的思想意识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首先是对历来封建的世界观特别是对朱子学的宇宙观、方法论的怀疑和批判。从荻生徂徕的“理无定规”（《辩言》），到三浦梅园的“号称圣人、称做佛陀者原来都是人”（《答多贺墨卿君》）[6]等，就是对历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进行重新审视的结果。兰学—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依据天文学的知识对“天”作出的接近科学的解释（例如，司马江汉对天空、大气及其颜色的解释，中井履轩关于太阳比地球大的解释等）不仅表明了对科学知识的依赖与尊重，而且否定了天上的一切与地上的众生之间的精神联系，打破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无疑是一种思想的解放。“日用事物当行之理属于物，而非属于人。”[7]这种把自然与道德及政治分离开来的观点，为将注重推理的思辨型学术研究，逐渐向注重实际的实证型学术研究推移，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有关自然科学知识和日常实用的知识日益受到重视。

与此同时，朱子学的“格物致知”和“穷理”思想也已被18世纪的思想家们做了不同形式的改造和引申：太宰春台（1680—1747）把“理”解释为“物理之理”（《经济录》）；三浦梅园（1723—1789）把“格物致知”理解为探索自然界存在的规律（“条理”）；海保青陵（1755—1817）则把穷理解释为研究经济上的必然法则；山片蟠桃（1748—1822）也认为“凡致知格物之大者天学也”（《梦之代》）。由此可见，他们都是以“格物致知”“穷理”这种朱子学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完全不同于朱子学的观点。他们的共同点是，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初贝原益轩的思想，反对朱子学的偏重做内心功夫的“居敬”，讲求对实际事物进行实证研究，在教育上促进了对实际知识的学习和运用。

毋庸置疑，18世纪日本统治阶级的思想支柱——朱子学仍然占据思想界的中心地位，但与此同时，兰学、国学等也逐渐成长起来，与儒学占据主流地位的17世纪已有很大的不同。从儒学本身的发展看，17世纪朱子学、阳明学和古学的兴起，表明那时学者们所注重的是：何为儒学的正统，即什么是真正的儒学的问题，基本上仍然是面向内部，以儒学本身作为学问的对象，作为真理予以追求。然而到了18世纪，则有一大批人并不以儒学作为真理去追求，而是使用它的用语借以说明自己所追求的真理。换言之，18世纪有更多的学者把目标转向儒学外面的世界，以自身为主体，根据自己的要求去探寻真理。不拘一格的自由研究之风由此而生。例如，荻生徂徕虽然作为儒学思想体系内的一员，但是他提倡的“道”却涉及“诸子百家，九流之言，佛老之颇”[8]，“道”在他那里已经不是朱子学这抽象的“天性之道”，而是具体的“礼乐刑政”；是先王那时的“作为”，而不是“理”的外化、天赋之物。“理无定规”，它是可以重新“作为”——人为地进行改变的东西。这样，荻生徂徕的学说虽然在政治上颇具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阶级局限性，但是它毕竟打开了自由探索的大门，孕育了探索精神和革新思想，奠定了接受新事物的思想基础。

四、教育实践中的改革和进步

18世纪初的“洋书弛禁”在日本学术界、思想界逐渐造成了相对宽松的氛围，加上幕府和各藩为挽回颓势所做的各种努力（包括教育上的一些改革），给18世纪江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幕府和藩对教育控制的加强，以及经济发展及思想学术传播对于民间教育的促进，都使得教育机构、教学组织有了明显的进步，学校数量逐渐增多，教育普及程度也有了提高，并出现了向近代教育靠拢的预兆。这种教育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18世纪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得以变化和进步的重要原因。

教育实践的重要变化之一是幕府对最高学府——名为林家私塾、实为半官半民的昌平坂学问所进行了教育改革，包括允许平民入学听讲，打破林罗山一门儒学的独占局面，实行“异学之禁”；通过改革管理机构强化学校的官立性质，进行教学改革等。昌平坂学问所作为幕藩体制下的最高学府，它的改革推动了18世纪藩校及其他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武士教育的内容、程序、学级划分也有规范的作用。通过改革，幕府把教育的目标统一到维护幕藩体制的方向上来，并保证教学内容上的某种一致性（朱子学的思想）和对人才要求上的标准化。这显然对危机中的幕府本身是有利的。这种情况在客观上也反映出一种对学校教育的新认识，即对教育作用的肯定。否则就不可能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着力于利用教育，并改变教育交由非官方处理的历史惯例。

教育实践中的又一变化是地方武士教育方面，其表现一是私塾中的武士教育发展较快。私塾在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比过去的“家塾”更为开放和进步，因为私塾大多由不在当局供职的民间有识之士自由开设。它面向社会招收各阶层子弟入学。由于学生大多是选择自己（或家长）仰慕的学者而入学，所以私塾是以主持者的学问水平和道德观念为中心而展开共同活动的。它的集中讲解、轮读、会读讨论等教学组织方式，以及面向社会的开放性，成为打破家族学塾的封闭性和个别教学模式的先声。所以有人认为它是“中世秘传思想基础上的家学（个别性教学）与近世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学校（集体的教学）之间的中间性过渡性的教育机关”[9]。地方武士教育发展的又一表现是藩校的发展。藩校在这里指由各藩当局设置和直接经营的教育机构，它以培养本藩经世治国的人才为目标，主要培养本藩的武士子弟。进入18世纪之后，城市经济发达，市民生活更为丰富，作为四民之首的行政管理者武士，所面临的行政事务、内外交往等也更为复杂多样。统一培养一定规格的人才已成为各藩当局面临的迫切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各藩当局基于修齐治平的儒家理念，又以幕府支持和接收林家学塾为榜样，把兴办藩校摆上了议事日程，结果在18世纪后期形成了创办藩校的**，并且在教学内容上增加了许多实用课程。藩校的入学年龄也有所放宽。

除了武士教育的变化之外，平民教育——寺子屋的兴起也是18世纪日本教育的重要特征。寺子屋教育最初是从中世纪的寺院教育中自然地发展起来的。17世纪末以后，城市逐步繁荣，商人阶层发展，寺子屋便从城市开始，逐渐以脱离寺院的形式自然地发展起来。幕府最初对其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但随着幕藩体制问题的增多，18世纪前期的德川吉宗开始对蓬勃发展的寺子屋使用权采取了引导和鼓励的政策，也促进了寺子屋的增多。不仅如此，寺子屋的设置主体也由寺院转向世俗的民间，武士、平民、医生等主持的寺子屋逐渐占据主导的地位。同时，教学内容也增加了：18世纪之前，绝大多数寺子屋还是以习字为主，以读书为辅的；而此后的寺子屋逐渐增加了算术、汉学等科目。寺子屋所使用的教科书也多样化了，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的新要求。

总之，18世纪江户时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幕府主导下的改革，以及以长崎为窗口引进的西欧文化涓涓细流，造成了当时学者辈出、学派林立的文化发展局面。在这个日本思想史上的“第一次启蒙时代”，在这一极少接受外国影响的“内发性的启蒙期”[10]，既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征的思想和文化，也孕育了日本资本主义启蒙精神的胚芽，成为江户后期继续发展并转入近代的历史基础。在这样一个批判精神发生、发展，新知识逐渐出现，同时封建专制仍然具有重要作用的社会环境之下，江户教育既受到当权者的控制，也感受着新思想的影响。因而，无论是教育实践还是教育思想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局面。其主体虽然仍然是封建性质的，但它所积累的进步因素，客观上起到了突破封建专制教育的作用。整个江户时代教育进步的主要倾向，在18世纪的教育思想中基本上显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