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美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是指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涌现出来的诸多思想家们根据美国建国的独特背景对国民教育进行的思考。美国教育史学家在谈到美国建国时期的教育时是这样说的：1778年独立革命后的前20年，教育思想发生了如此变化，即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计划，以满足新共和国社会的需要。杰斐逊在1779年提出的“进一步普及知识”法案仅限于一个独立的州，这与18世纪70年代的“邦联”政治体系相一致，但是，出于民族紧密联合的需要导致宪法争论，使80年代的教育计划开始寻求教育要促进更加一致的民族精神；但人们仍然没有建立一种国家控制的教育体系的构想；到了90年代末，伴随着联邦政权的政治争论，得到广泛传播的教育计划明确要求统一的公共国民教育体系，以培养民族精神。[33]这里主要针对杰斐逊、华盛顿和韦伯斯特三位思想家的国民教育思想进行研究。杰斐逊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从教育现代化的角度来认识；而华盛顿的思想是从联邦主义政治哲学视角来考察；韦伯斯特由于其思想的独特性，主要研究他的语言文化民族主义关照下的教育与民族统一性的思想。
一、杰斐逊的国民教育思想
美国开国三元勋之一的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的国民教育思想与同时代思想相比，以及对美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是值得研究的。[34]首先，从杰斐逊和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之间的美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之争中，我们注意到杰斐逊民主道德制度的理想农业社会。其次，就教育现代性思想而言，杰斐逊的思想可以理解为是他那个时代最突出的。他确立了教育与政府目标之间的现代关系，提出了普遍追求的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他建构了一体化的现代化教育制度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国家化、法制化和世俗化的教育现代性思想彰显出来。他所强调的教育均等的思想贯穿于美国整个教育现代化的历程，甚至于20世纪90年代依然是美国后现代教育中的最基本的二元教育价值取向。他所创立的奖学金制度思想，也许是那个时代的最有先见性、最有创造性的教育现代性思想。本书试图以他的社会、政治理论和人性学说为前提，来阐释他的国民教育思想。
（一）杰斐逊国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1.杰斐逊的理想农业社会理论
美国首届联邦政府围绕早期现代化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现代化道路之争主要在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与以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人之间进行。[35]杰斐逊表达了美国农业理想主义，即为了实现他在《独立宣言》中所提出的“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崇高理想。杰斐逊期望“使社会的每一成员容易地获得土地，以便提高获得平等机会、自由与公众德行的前景。而财富的积累将鼓励贵族制（与共和制相对立）”[36]。他认为，工业社会是腐败的和不可取的，而农业社会则不会产生腐败。他说：“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只要仍然是农业的，在数百年内都会保持美德……一旦他们像在欧洲一样互相拥挤在大城市里，那就会变得像欧洲政府一样腐败……（相反，）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曾在耕种者中产生过道德败坏现象。”[37]由此看来，杰斐逊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民主制度的、道德纯洁的农业社会。而汉密尔顿推行工业化计划，其核心是发展制造业。他更多地看到了美国所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认为工业化不仅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也是美国改变现状、维护民族独立的唯一出路。在汉密尔顿看来，应仿效正在发展新兴制造业的英国，在北美再造一个工商业繁荣的新国家；而杰斐逊所追求的理想却是打破欧洲的旧制度，把工业留给欧洲走独立自耕农的农业发展道路，在美洲建立和平、安宁的世外桃源的生活。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在政治上共和党打败联邦党人；在思想上杰斐逊的激进民主主义战胜了汉密尔顿的保守集权主义。但在经济上，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大辩论以汉密尔顿的主张获得胜利而宣告结束。因为汉密尔顿的工业化计划被历史证明是必需的和正确的，杰斐逊的政府也继承了汉密尔顿的大部分政策，甚至走得更远。例如，通过了比汉密尔顿时期更高的关税，成立第二合众国银行，开创了美国保护制度，大力发展制造业，并且推行了广泛的领土扩张政策。“这实质上是执行了没有汉密尔顿的汉密尔顿路线。”[38]美国建国初期面临一系列国内、国际复杂形势，迫使杰斐逊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尤其是拿破仑战争与1812年对英战争而造成的严峻形势，使杰斐逊的农业立国的梦想破灭，使他认识到追求独立的经济发展与建立大工业的必要性，从而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本文认为，早期美国现代化道路之争反映了美国现代化的不同的价值趋向。杰斐逊强调自由、民主和道德，汉密尔顿注重私有财产；而杰斐逊的教育现代化思想则更多地反映了他的民主、自由和道德的价值观。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有关政治理论、人性学说中领略到。
2.杰斐逊的政治社会理论——共和政体理论
在杰斐逊的观念中，存在着酷似古希腊城邦的“小型共和国”，“意指一种由全体公民按照多数确立的规则、直接而亲自进行治理的政体；而且其他各种政体依其在构成上或多或少地包含这种由公民直接治理的成分的程度，也多少具有相应的共和性质”。[39]他说：“因此每一个分区本身都是一个小型共和体，而且其中的每个人在共同治理中都成了起作用的一员，亲自行使或履行它的很大一部分法权和职责；这些法权和职责实际上被置于从属位置，同时也很重要，而且完全属于他能力所及的范围。人的智慧无法为一个自由、持久和管理良好的共和国设计一种比这更稳固的基础。”[40]所以杰斐逊把县划分为分区的规模，县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分区使每个公民在被召唤时都能参加并亲自行动。他们的治理的范围包括“照应他们中的穷人，管理他们的道路、治安和选举活动，陪审员提名，轻微案件的裁判，民兵的基本训练，（以及）所有那些如果由他们照应会比更大范围的县或州共和国管理得要好的事务”[41]。通过使每个公民成为治理过程中都起作用的一员，担任适合于他的职位，那么国家的独立、国家的共和宪法将会得到爱护。杰斐逊构想的这种“小型共和国”的政体限于非常狭窄的空间范围和非常有限的人口数量，因此对美国这样规模的国家，他又设想了一种代议民主制，它是分区共和政体的一个自然延伸。他说：“我应该认为它是通向一种完完全全的共和政体的最便捷的途径。它在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情况下，是切实可行的。”[42]谢尔登认为，这种以代议制的形式使地方的分享民主制适合于一个大国的设想是一种完全原创的思想。
在他的理想的“共和政体”中实行直接的民主，任何一种管理形式都可以是共和制的管理形式，只要它包含由公民“直接”参加的政治行为这种组成内容。在一个国家组织里，人人都应享有平等权利。杰斐逊的分区政治社会理论成为他构建学校教育制度的基础；人民直接参与共和政体的管理思想成为他的教育普及化思想的基础。
3.杰斐逊的“人性”学说——道德意识论
杰斐逊声称，人是“一种注定要在社会中生活的动物”，因为“造物主……意图使人成为一种社会动物”。杰斐逊进一步把这种社会本性归因于一种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它由三种独特而相关的品质所构成：（1）人的道德选择能力，或者对善与恶的认识以及在选择善的过程中基于这种认识的行动自由；（2）一种对他人的与生俱来的认同，一种对他人的忧虑和痛苦的同情感，以及一种在他人解除痛苦和获得幸福时的愉快；（3）由这两种品质（道德选择的能力和一种对他人幸福的与生俱来的同情心）结合而来的一种天生的正义感。[43]杰斐逊进一步指出，人是为了社会交往而被创造的，但是没有一种正义感，社会交往就无法得到维持；因此人必定带着一种正义感而被创造。他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社会交往”意味着一种固有的社会本性，它以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为条件。正义感是人的一种普遍特征，而道德感、道德意识在个人中间的分布是非均衡的，道德感在一些人身上是缺乏或不完善的。因而杰斐逊认为，在道德意识存在缺陷的地方，如同视觉和听觉可以经训练变得精确而敏锐一样，可以被指导和培育。他对人通过道德教育而获得发展的能力抱有信心，像知道善并选择善、同情他人遭受的苦难、关心整个社会幸福等道德意识可以通过训练来强化，这就要诉诸教育。谢尔登认为，杰斐逊把培养个人的道德能力的责任交给了哲学家、牧师和立法者；培养公民的道德情感是立法者的事，道德意识既要求在政治生活中加以培养，又要求在其中加以实践。杰斐逊既带有柏拉图的某种思想印迹，也有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的思想痕迹。
（二）杰斐逊的国家教育体系及教育现代性思想
杰斐逊在1779年提出了“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精心设计了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他提议把每一个县划分为有足够面积和人口的“分区”（5～6平方英里[44]和100个公民），每个区建立一所小学。凡居住在分区中的儿童都就近入学，小学督学由县法院和本地居民推选，他们必须是民俗居民。小学学习期限为3年，用公费向所有的儿童传授阅读、写作和算术等必须掌握的知识，同时还进行历史（古代的和近代的）教学。在县级设立普通中学的公共教育形式，它是由县办或几个县联合办的。全州设20个中学区及相应的20所普通中学，传授拉丁语、希腊语、英语、地理学和高等数学知识。每一年都将对小学毕业的儿童举行“公正的考试”，以便决定在“才华和品行最优秀、最有前途的孩子”中间，哪一些将享受公费进入古典式的普通中学学习。此后，每年要从每一个县的普通中学的班级中选出一名最优秀的学生，继续接受另外四年的公费教育。于是杰斐逊的教育体系中培养出了一个精英群体，他们当中将有百分之五十的更出类拔萃的人才进入大学学习，而继续由公费资助。在大学三年里，他们将学习“所有有用的学科知识”（从物理学到哲学、伦理学和经济学）。大学由州办，建在州的中心地区。有关大学的一切法规由州议会和立法部门颁布。州立大学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大学视察委员会”，其成员由州议会推选任命的民俗人士担任，负责选聘校长、教师，决定学校发展方向，监督大学日常事务，选拔考评新生。此委员会还负责州公共教育的发展的规划和大政方针的制定，它必须对州议会和本州公民负责并接受监督。
杰斐逊已经构建了一个美国现代化的公共教育体系，它是由小学、普通中学、大学三级一体化的线性结构体系组成。从这个体系中反映出最显现的教育现代性：①国家性、法制性和世俗性；②免费性；③均等性；④优异性。
1.国家性、法制性和世俗性
在杰斐逊的现代化教育思想中，强调“教育是国家的事务”，要通过立法来办教育。他曾经提醒华盛顿：“只有当我们的自由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中，掌握在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人民手中，才会安全可靠。”杰斐逊多次呼吁修改宪法以支持公共教育，呼吁各州颁布“改进民众教育的法律”。杰斐逊作为一名律师先后起草了《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关于改革威廉—玛丽学院宪章和法案》《建立公立小学制度的法案》《关于建立弗吉尼亚大学的法案》《弗吉尼亚大学章程》《弗吉尼亚大学的目标与课程规程》《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和《公共图书馆法案》等与教育有关的法案和其他法规文件。而《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不仅为美国各州和欧洲各国提供了一个周密而完善、合理而可行的公共教育制度的法制蓝图和理论指导，而且作为“美国公共教育的第一个宪章”载入史册。他还认为，公共教育必须是世俗教育，必须与宗教相脱离。杰斐逊亲自起草了在北美各州产生深远影响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他宣称，教育与宗教的决裂是政教分离的必然结果；公共教育与宗教决裂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排除了新共和国的政体像欧洲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一样利用宗教进行统治的企图，铲除独立战争前英国国王、贵族和教会三位一体的国家教会对13个殖民地的政治思想统治。杰斐逊坚持主张宗教信仰纯粹是个人事务，国家无须去支持任何一种宗教；强迫人们去接受某种宗教就是剥夺人的信仰自由的权利。因此他提出，公共教育必须适合所有人，在学校不应设宗教课程。另外，教会和神职人员不得参与各级学校的管理，公款不得用以支持教会学校，不得用以资助牧师的说教活动。
2.免费性
杰斐逊的现代化的公共教育体系中，所有教育都是免费的，由国家提供教育经费。从他的教育均等思想出发，为了解决实际上大多数家庭因为贫穷而无力供养子女接受教育的问题，他提出应该用公款向所有儿童提供“三年的免费教育”。再从贫苦儿童中发现和选择天资聪颖、操行优良、有培养前途的学生，继续由社会供养，让他们免费上中学和大学。于是，杰斐逊提出了他的公共教育经费筹措的思想。为了保证公共教育有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他先后提出了三种途径：第一是必须建立教育税收。他针对当时富人贵族对公共教育漠不关心、不愿为公众出资办学的状况，提出“要使我们的同胞都懂得，为改善人民的教育而纳税是非常必要的。再则，这税收与被国王、贵族和僧侣掠夺去的财富相比，仅仅是千分之一”。第二是从社会公共财产中拨出一定比例的经费作为教育费用，建议各县、各社区都通过立法规定若干条款，将本地区的一部分公有财产、土地和收入用于支持教育。第三是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公共教育事业。弗吉尼亚州在1818年创立了“文教基金”，每年筹款4500美元，弗吉尼亚大学就是以这个基金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而筹建起来的。
3.均等性
杰斐逊的现代化的政治思想决定了他的现代化的教育思想。《独立宣言》中宣布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成为他的教育均等思想的出发点。他主张教育全体公民，教育每一个人、每一个儿童，也就是人人都应该有机会受到教育，不论贫富、性别、种族、阶级都应接受教育。在《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中特别强调，应该让所有儿童，不论男女都接受三年免费教育。他指出，为了使女孩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成为能在艰苦条件下承担起公民母亲的职责，她们都应该受到扎实的基础教育。为此，杰斐逊还为女子设计了包括读写算、历史、地理等基础教育课程和家政、体操、舞蹈、绘画、音乐等科目的教育方案。他的教育均等思想要求教育不分种族。他认为应该给儿童和青少年教育和职业训练，使他们能独立生活甚至在西部创建他们自己的家园。这种均等性的教育思想是由他的培养公民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教育目标决定的。
培养公民是西方早期教育现代化普遍追求的目标，也是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普遍需要。[45]在这个问题上，杰斐逊从他的人性理论出发，阐述了教育培养公民的美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目标理论。他认为，教育具有启迪人的心智和“改进人”的功能，“教育是启迪人们心智的最好工具”，也就能“使人成为有理性、有道德的社会的人”。他明确提出，公共教育的宗旨在于：“改进每个公民的道德和学识，使每个人都懂得他对邻居和国家应尽的责任；了解自己享有的权力，维护秩序和正义……学会按自己的意愿选举自己信任的人进代表机构；学会聪明又正直地观察自己身处其中的所有社会关系。”总之，公共教育“要使每个公民都懂得自己的权力、利益和职责”。培养公民决定了美国教育现代化的均等性。
4.优异性
杰斐逊从时代的需要出发，以他的“人为贵族”和“天然贵族”理论为前提提出了美国教育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即为国家和社会培养统治人才。于是他的教育现代性思想又体现了另一个特征：优异性。[46]
杰斐逊并不否认人当中有贵族存在，但应区分天然贵族和人为贵族。天然贵族以德行和才能为依据；人为贵族以财产和门第为依据。在他看来，天然贵族是“大自然最珍贵的礼物”[47]，对于教育和统治社会极有用处。他甚至说：“哪种政体能用最有效的方法将这些天然贵族吸收进政府机关，这种政体就是最好的。”[48]相反，以财产和门第为依据的“人为贵族”则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既然“天然贵族”以德行和才能为依据，那么天然贵族的造就，就离不开教育。他说：“凡天赋高、品德好的人，应使他们受到与之相称的充分教育，从而使他们能够维护本国国民所享有的神圣权利和自由，而且还应委托他们以这种职责，而不考虑其财产、出身或其他非本质的情况和境遇，这样才会有利于促进公众的幸福；然而，大多数人的贫困使他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供给自己子女中那些资质好、有希望成为社会有用人才的子女受到上述教育。应当设法发现这样的人才，由全社会共同供他们受教育，这样做比全社会的幸福由平庸或邪恶的人所左右要好。”[49]实质上，从他的“贵族”划分学说中，可以看到杰斐逊一方面竭力废除弗吉尼亚土地世袭贵族的最后特权和威望；另一方面又致力于使农业共和国里的另一种贵族——德行和才能的贵族得到承认，使它成为一个进行治理和立法的统治阶级。杰斐逊追求的农业共和国是一个有道德、充满民主精神、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杰斐逊民主观念的显著特征是它与当时农业的社会秩序的密切有机联系。可以说他认为一个有教养、有知识并且有自由的体制的农民的国家是最适合的民主共和国……他认为没有一种其他形式的社会保证维持一个共和制政府。”[50]然而，理想社会的大权不该交给人为贵族，应操在自然贵族之手。在杰斐逊看来，欧洲各国的政治动**，美国独立后政府官员的种种丑闻以及一些人鼓吹“君主立宪制”的叫嚣，使他强烈地感受到，国家政权的稳固、社会的长治久安、公众的自由幸福不仅需要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公民，而且需要一代代德才兼备、廉洁自律的政治领袖、统治人才。他遵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思想指出：“一般来说，真实的情况是：法律好，而且执行得好，人民才会幸福；而法律制定得好，执行得好，要取决于制定及执行法律的人是否聪明、正直。”[51]他以“贵族理论”为依据对统治人才的来源和培养途径提出了最具现代化的教育思想。他坚决摈弃狭隘的阶级偏见，指出：“我们决不能容忍让公众的福祉听凭于财产和出身等偶然条件的摆布”，以财富和世袭地位为条件的“人为贵族”没有特权。他认为应“把散布于各个阶层的德才兼备的”自然贵族挖掘出来，使他们不至于被湮没，使他们有可能成为社会利益的捍卫者。杰斐逊同时认为，自然贵族虽然具备了特有天赋，但必须通过“充分的教育”和训练才能成为统治人才、政治领袖，于是他建构了最具特色的现代化的教育体系，通过筛选的机制把均等和优异巧妙地结合起来，显示了他的“最天才的设想”。
（三）最具特色的国民教育思想——奖学金制度思想
杰斐逊从他的“贵族”划分学说出发，阐述了他的奖学金制度思想。在他看来，人的心智、体形、道德观念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父子相传，但他更相信，除了仅凭财富和出身进入社会最高层的“人为贵族”之外，“人类中有自然的贵族”。杰斐逊用一贯的思维方式，用《独立宣言》中的“造物主”观念，论证造物主是公平的，造物主并没有让所有的“自然贵族”都出身于富有家庭。相反，平民百姓、贫穷人家也完全有机会出现德才兼备的“自然贵族”。他坚信，“自然的贵族是大自然赋予人类、赋予教育、赋予政府和社会最宝贵的礼物”。因此他呼吁政府有责任不论贫富、不计出身地尽力地去发现他们，并使所有的“自然贵族”都受到适合他们禀赋的教育培养。但同时，杰斐逊从教育与政体的关系出发，认为仅凭天赋的德行和智慧，“自然贵族”还不足以担当保卫政权、保卫人民自由福祉的重任，政府就必须“向他们提供适合他们禀赋的、有助于他们担负社会使命的自由教育”。又由于这些人是人民福祉、国家政体的捍卫者，作为“公众的工具”来培养，在他们的家庭没有能力承担教育费用的时候，就应该向他们提供经济资助，让他们在完成了所有人都享有的三年免费教育以后，能够继续依靠公共资金的资助，完成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杰斐逊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时从“人生而平等”和巩固政权的两个视角提出了向贫困学生提供经济资助的制度，他规划了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公立教育系统和大学生资助方案。因此，他的这种教育现代化思想与他的政治理论密切相关。杰斐逊认为，人民的福祉和政权的巩固不能寄托在仅凭血统、富有或者权势和地位显赫者的身上，更不能攥在卑鄙者和邪恶者手中。他说：“为了促进公众幸福，应该使那些被自然赋予天才和道德的人们通过自由教育成为有资格去接受、有能力去保卫他们同辈公民们的神圣权利和自由的人，他们应当被委以这一责任，而不论他们的财富、出身或其他偶然的条件或环境如何。然而，更多的人因为贫困无法自费让他们子女中那些具有合适的天赋足以成为公众有用之材的人受到这样的教育，所以发现这些人，并且由全体人民共同承担费用去教育他们，要比把全体人民的幸福托付给无能的或品德败坏的人更好。”[52]
美国早期教育现代性的思想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富兰克林从清教主义原则出发，代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提出了功利主义教育现代性思想；华盛顿从文化同一性的角度倡议建立“联邦大学”，实质上反映了某种程度上的民族主义教育现代性思想，而这种民族主义教育现代性思想在韦伯斯特的教育思想中就更加突出了。韦伯斯特从文化独立论视角强**育对于美国文化脱离宗主国，甚至脱离欧洲文化的重要性；这种思想还在富兰克林关于宾夕法尼亚州德裔移民的教育中表现出来。从上文中可以看出杰斐逊的思想就其时代而言是较为完备的。在他预设的民主的、道德的农业理想社会中，民主和教育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点上，杰斐逊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美国思想家，而且比法国启蒙思想家更有前瞻性，更具有现代化的特征。《杰斐逊评传》的作者希纳尔认为，杰斐逊的教育现代化的结构体系理论比法国的理论提出要早得多，甚至判断法国大革命的计划尤其是孔多塞的公共教育计划都深受杰斐逊思想的影响。显然，杰斐逊的教育现代性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源性和原创性的特征。同时，就高等教育思想而言，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的“大学计划”受到法国拿破仑的青睐，但拿破仑从他的“革命”需要出发，忽视了均等而重视优异；德国的洪堡等创建的柏林大学虽然对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似乎缺少杰斐逊对均等和优异之间协衡的关怀。
二、华盛顿的联邦主义教育思想
（一）联邦主义政治哲学和国家教育问题的争论
《联邦党人文集》的中心论点是阐明需要建立中央集权的强大的联邦政府，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繁荣，同时也保护城市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53]联邦主义的这种观点无疑给当时的教育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加强联邦政府的教育管理，建立统一的国家教育制度等观点与之互相呼应。华盛顿联邦主义教育思想提出的联邦政府的“国立大学”计划，正是这种观点的回应。
联邦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显然是联邦主义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的代表人物就是美国著名的联邦主义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他在1787年10月至1788年5月这段时间里，与麦迪逊（James Madison）、杰伊（J. Jay）共同以笔名“Publius”在纽约的报刊上发表了85篇论文（其中他写了51篇），竭力宣传联邦制的优越性。这些文章在1788年春以《联邦主义者》（The Federalist）为书名分为两卷出版。独立战争结束后，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展开了邦联制和联邦制之争，即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之争。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政治家主张邦联制，要求各州享有相当充分的自主权和独立地位，把美国理解为只是一个由各州联合而成的颇为松散的邦联国家。而以华盛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政治家提出联邦制，要求限制各州的权力，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使美国成为一个比较紧密的、中央集权的联邦国家。汉密尔顿指出：“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法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54]汉密尔顿从联邦与政治利益角度论证联邦政府必须拥有充分的权力，才能彻底执行其职能，完成人民委托给它的任务。在联邦政府应当完成的各种职能中，首先是保卫国家，维护国内的和平与安宁，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为此必须拥有大量的资金，因此征收税款是联邦政府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权力，联邦政府可直接与人民打交道。联邦政府要达到的目标是无限的，它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权力也是无限的。总之，在汉密尔顿看来，联邦政府要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这就需要联邦政府充分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特别是自己的财政大权，积极支持全国工商业的发展，使工商业主获得实际利益而积极支持联邦政府的各项措施，达到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密切结合，使联邦政府建立在财力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
尽管我们在《联邦主义者》中没有看到汉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对教育问题的阐述，但这种联邦主义的政治哲学也间接地反映在当时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上。1787年的《美国博物馆》（American Museum）刊载了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的文章《致美国人民》。在此文章中，为了加强联邦政府的力量，曾提出设置联邦大学的建议。次年，他又撰写了《联邦大学规划》。他强调政治革命必须以革命的文化和教育作为手段，他要求建立国立大学和实施免费教育。他说：“人们造成共和国的机器，我认为是可能的。”[55]他提倡培育美国的公民意识和道德品质，尤其是美国国家意识。之后，麦迪逊也曾向制宪会议提议，国会有权设置国立大学，但提案未获通过。而华盛顿的“国立大学”计划体现了联邦主义政治哲学的运用。
与政治体制争论相类似的教育问题的争论要属美国哲学会在1795年举办论文竞赛所激起的教育问题的论战为最典型。这次征文的题目是《如何建立切合合众国政府主旨的教育体制和教学体制》。征文结果中，两位年轻的学者塞缪尔·H. 斯密（Samuel H. Smith）和塞缪尔·诺克斯（Samuel Knox）分别获得征文第一名和第二名。斯密在1798年撰写了《教育评论》（Remarks on Education）；诺克斯在1799年撰写了《自由教育的理想体制》（An Essay on the Best System of Liberal Education）。塞缪尔·H. 斯密是革命期间最年轻的教育改革宣传家，1785年，他15岁时就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曾担任多年的《国家情报》（National Intelligence）的编辑。他根据自己提出的教育目标——美德、智慧和幸福，制定了国家教育的原则：“监督，甚至强迫儿童受教育是一个国家的职责。”从最高利益上考虑，教育要独立并超越于父母的权力。他指出的公共教育的原则如下：“（1）教育期限从5～18岁；（2）每一位男孩毫无例外地受教育；（3）区的教师严于职守，不把孩子送给教师教导之父母应受法律惩罚；（4）不愿让自己孩子在规定的教育制度内受教育之父承担按公共教育制度规定的要求教育孩子；（5）教育经费的来源是按公共的财产比例分配；（6）教育制度由初等学校、中学和大学组成。”[56]斯密还提议建立一个“全国文理科十四人委员会”，监督自上而下的国家教育制度，职责包括选择所有学校的教材。
塞缪尔·诺克斯毕业于格拉斯哥（Glasgow）大学，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他强调革命时期的三个主要目标：公共福利、公民自由和平等。他主张全国公立学校中心制，即所谓公共教育为“全面的、普及的、一致的国家教育体制”。诺克斯制订了那个时代比较完备的教育计划：建立最高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全国形成一个公共教育阶梯形的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包括四年制的初等学校（8～12岁）；县中等文实学校（County Academies）（12～15岁），这是严格的学院预备寄宿学校，专修拉丁文、希腊文；每一个州建立一所学院，进行传统文科教育，毕业后获得学士学位。他特别指出，穷人孩子受教育，可以念完初等学校，然后经挑选进入文实中学和州学院，享受公共教育费用。诺克斯提出“一体化教育计划”，“不仅可培养和谐的情感，协调的行为和举止，而且可以培养共和国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57]
（二）华盛顿的联邦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是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军事统帅，是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由于他在政治哲学上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共和制的中央政府，他也属于联邦主义者，因此他的教育思想带有很强的联邦主义特征。最重要的是，他主张建立国立大学。知识的传播、教育的发展价值以及教育在美国文化同一性形成中的作用认识是其主要内容。
1.国立大学计划与知识的传播
从政治观点上说，华盛顿主张共和政体。当联邦主义者把注意力聚焦在建立一个更强大、更集中的国家政权的问题上时，他却把视线落在教育的作用上。他的“国立大学”计划的最早提出是在1790年1月8日向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说中。他念念不忘的是创建一所在联邦政府资助下的国立大学，通过高深的科学和文学的教育塑造理性的公民和国家的未来领导人。华盛顿在1790年1月8日向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说中，提出了“筹建新的国立大学”的建议。其目的在于大力促进科学和文学的发展。他说：“我也同样相信，诸位也会同意我的意见，即两院应该大力促进科学和文学的发展。”[58]他认为知识是公众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础，他看到了共和国公民对政治制度的敏感性和领悟力。
华盛顿对初等或中等教育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强调广泛普及知识的价值。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中，社会舆论可以直接对政府措施作出反应。”[59]因此相应的知识水平是必不可少的。华盛顿把知识提高到可以维护自由宪法的认识水平，其言卓尔不凡。同时他认为：“知识可以使那些受托担任政府职务的人懂得，政府的每一重要目的都会得到民众通情达理的信任；它可以使民众理解并珍视他们的权利；使他们能预见到并预防这些权力可能遭受侵犯；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压迫，什么是必须行使的合法权威；使他们懂得，什么是由于不顾他们的困难而加给他们的负担，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带来的负担；使他们分清，什么是自由精神，什么是无法无天；使他们懂得珍视前者，避免后者，联合起来，尊重法律的不可违犯性，并保持警惕，防止人们犯法。”[60]实际上，华盛顿规定了在民主社会与共和制国家中公民是一个有政治理性的人。知识可以使政府领导者得到公民的信赖，可以履行公民的政治权力，因为权力来自于人民，可以履行公民的社会职责，可以遵守国家法律。在华盛顿的教育思想中，公民是符合政治标准的理性的人。所以他提出：“通过资助现有的学院、筹建新的国立大学，或者其他有效办法，能很好地促使这一理想目标的实现，须由立法机关作为一项议题予以慎重考虑。”[61]
1795年1月28日，华盛顿在“致联邦政府所在地行政长官”的信中再次谈及在华盛顿建立一所大学的事。他说：“在联邦政府所在地创建一所大学的计划已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62]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究竟以何种方式创办这所重要的学府，应有多大规模，用什么方法使大学计划实现，经费如何解决，目前取得哪些进展”[63]等。
华盛顿在对把青年送往国外接受教育的问题上，曾进行过认真思考，然后使他“深感遗憾”。因为他认为，虽然在出国的青年中有许多并未接受不利于共和国的原则，“但这些热情敏感的青年人，有可能在他们还未了解我国的政治制度之前，便过早地热烈地崇信外国的政治制度，这种可能，我们不应低估”[64]。由此可以看到华盛顿创办国立大学的目的所在，大学教育是让青年认识和熟稔联邦共和政治制度，而不是欧洲的君主立宪制度。华盛顿的教育的政治目的清晰可见。
如果说华盛顿在1790年向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说中只是看到知识是塑造政治理性公民的理想目标的途径，在“致联邦政府所在地行政长官”里，他进一步指出了知识的内容，包括艺术、科学、文学等知识。他说：“我极希望看到制定一项计划，使艺术、科学、文学等课程的讲授达到最高水平，具有欧洲教学的一切优点，并且拥有能获得人文科学知识的一切设施，而这些知识，对使我们的公民在社会或私人生活中能胜任地应付紧急事变，是很必要的。”[65]因此，他提倡普及知识。华盛顿在1796年9月17日的《致合众国人民》的告别演说中说，普及知识并为此设立机构是头等重要的目的。因为“品行和道德是民主政府的必要的源泉”，是一条“对各种自由政府起支配作用”[66]的规则，所以他认为在全民中应普遍提高道德水平，而道德和宗教又是导致政治繁荣的一切倾向和习惯中必不可少的支柱。华盛顿不否认，也不可能否认宗教的道德力量。“没有宗教也可以维持道德，无论什么都比不上完美的教育对具有特殊构造的人所产生的影响。因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不能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全民道德能普遍提高。”[67]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华盛顿在提倡普及知识的时候，已经规定了公民的道德和宗教品性，而这种品性又是为民主政府服务的。华盛顿比拿破仑更早地认识到狄德罗“大学计划”的重要性，同时反映了这个时期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教育思想的一般特征。华盛顿没有明确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概念，而拿破仑干脆把初等教育排除在外。
2.教育的发展价值
华盛顿在1796年9月1日的《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私函中，再次表达了他对大学的“眷恋之绪”，并且用非常明确的语言阐明教育对国家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同时他对自己的“计划”的被耽搁表示遗憾。他说：“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另一项认为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主题，却没有提到。我指的是教育。教育是启发和确保我国公民具有正确思想的一种最有效的措施。”实际上，“正确思想”就是指政治涵养。[68]华盛顿终于把教育与国家利益和公民的政治品质联系在一起。华盛顿反复论证“大学”的培养目标，反映出他对新共和国政治人才的渴望。他认为：“建立大学更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在大学里，“那些有志于从事政治的人不仅接受理论和原则的教育，而且他们自己也能为实际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69]。华盛顿甚至把“大学”建址放在华盛顿首都，赋予政治的意蕴。1790年“演说”中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而到了1795年，华盛顿指出大学校址应在联邦政府所在地，因为它具有胜过别的地方的优点，“联邦政府所在地属于中央，其他方面的优点胜过别的地方，理应是建立这所大学的合适地址”[70]。他在1796年给汉密尔顿的私函中直接指明了大学所在地的政治优势。他说：“因为这所学院位于全国政府的所在地，立法机关每半年在那里开会一次，理所当然地要对国家的利益和政治进行讨论。”[71]华盛顿创办大学的政治目标是很明确的。
3.教育与文化的同一性
华盛顿还提出了“大学”具有可以消除新共和国各地的偏见的功能，实质上，他走上了与富兰克林、韦伯斯特等一样的思想道路，即通过教育培养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他说：“在大学里，来自美国各地的青年琢磨有关艺术、科学和文学方面的学问。”他们“聚集于此，会逐渐发现联邦的某一部分并无理由对另一部分存在忌妒和偏见”[72]。在华盛顿看来，这是他考虑的重要方面。他在“致联邦政府所在地行政长官”的信中说：“来自这个正在发展中的共和国各地的青年，聚在一起，彼此交往，互通情况，这将有助于消除因各地情况有异所引起的种种偏见。”[73]实际上华盛顿洞见到了美国早已存在的移民的异质性，因而有必要通过教育，培养一种忠诚于新共和国的同质的公民。我们也可以把他的大学看作“联邦大学”。华盛顿所指的“大学”是否指现代意义的大学，尚待深入研究。因为他指出“消除偏见和隔阂”的大学目的时，谈到了少年时期是建立友谊、形成习惯的最重要时期。他甚至说，整个世纪的一般交往可能抵不上七年亲密交往所起的作用，而且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能比人们在年轻时期的亲密交往更有效地根除偏见。他对这些青年还寄予厚望，“在我国进入更先进的阶段时，这些年轻人十有八九会居于前列，为国家出谋划策”[74]。华盛顿于1790年提出建立“国立大学”，是适应新共和国的需要，因为这时的美国已不是1776年的美国，而是一个联邦共和国。一方面培养优良政治品质的公民和培养国家未来的政治人才的需要，促使他孜孜追求“大学”的建立（卢梭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已经阐明了这种思想）；另一方面体现了联邦共和政府控制的“大学”的国家权力意志。但即便他“愿将波托马克河航运股券中的50股永久地捐赠给学校”[75]，也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实现这一愿望。不过，他在1799年12月12日的《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人生最后一封信中谈到要建立一所“国立军事学院”。这所“学院”的计划被国会采纳，并于1802年在纽约州西点成立美国第一所正式的工程教育学院——美国军事学院。华盛顿的这个“大学”计划绝不是一个仅为培养国家政治人才的计划，它暗含着政治权力，即国家教育权。这种理论是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它与1800年杰斐逊着手改组成立一所真正的大学威廉—玛丽学院不一样。另外，它与杰斐逊在1819年76岁高龄的时候当选为校长的弗吉尼亚大学也不一样。
三、韦伯斯特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
韦伯斯特（Noah Webster，1758—1843）于1758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西哈特福。他一生当过教师，任过律师，在独立战争时期曾服过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建过学校。不过，他之所以让后人敬仰，是因为他被人称为“美国文法和辞典之父”，体现民族主义最重要的要素的语言成为韦伯斯特最关注的领域。教育是民族联合的纽带观念，在美国建国时期众多思想家的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诺克斯认为民族（national）教育是把来自于欧洲不同背景、根源的人联合成为美国人的唯一途径。本杰明·拉什敦促民族教育不仅要获得社会的同质性，而且产生与共和国路线一致的政治同质性，像法国人已经努力争取的一样。虽然美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晚于法国，但诺亚·韦伯斯特成功地唤醒了美国人对他们教育民族化的需求。他是通过编纂美语词典来传达其民族主义思想的。他把民族主义描写为“在美国为使用英语学校而设计的教育方法”。他宣称：“我们的民族荣耀需要我们拥有一套自己的语言和政府体系……另外，一种民族语言是民族联合的凝聚力。”[76]韦伯斯特竭力反对把美国孩子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的做法。
（一）语言文化民族主义思想
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确立美国政治的“独立”原则。政治的独立，相应地在文化方面也应从英国宗主国的羽翼下独立起来。这是美国建国后摆在共和国缔造者面前的一项紧迫而繁重的任务。在完成这项任务过程中，在建国时期的众多伟人中作出卓著功勋的要属诺亚·韦伯斯特。
实际上，韦伯斯特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是符合当时民族主义思潮的。托马斯·潘恩在和平后的第一部著作里写道：“当我听到人家对于合众国——我自由和安全的伟大保障——稍有微词之后，就感到我自己受到了伤害……我们在合众国的公民身份，是我们的民族特性，而我们在某一州的公民身份，只是我们的地方特色。”[77]华盛顿在1783年宣称：“我不是因为别的特性，而是作为美利坚合众国而闻名于世界各国的。”[78]实际上，在18世纪80年代，康涅狄格州产生了一批出色的年轻人，他们以文学和艺术来讴歌美国，而不仅仅颂扬自己所在的州。例如，约翰·特朗布尔以一系列的历史油画描绘了美国革命的重大事件；乔尔·巴洛尝试写了一部美国史诗《哥伦布的梦想》；杰第迪亚·莫尔斯出版了一部《美国地理》；而韦伯斯特独树一帜地关注了美国的语言问题，他的重要贡献在于编写了用来教美国人的英语课本。
韦伯斯特之所以倾注巨大精力独闯美国语言文化独立的难关，是基于他的政治信念。他认为美国在文化方面的独立是美国在政治上独立的可靠保证。在他的思想中，语言是国家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种为国民所共同认可的国家的语言是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凝聚成为整体的纽带。当《初等学校拼音课本》出版六年之际，他为此书撰写前言时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我们的光荣迫使我们在语文方面和政治方面都具有完整的体制。他认为，英国语言不能作为美国语言的模范，因为英国作者已经腐朽，即便英国语言并未走向衰落。所以，“美国要制定具有特点的语言和文学，摆脱欧洲和英国的缰绳的束缚。而且美国人都应操相同的语言，但也要祛除美国各地方不雅的社会惯用语和鄙俗语言”。韦伯斯特在寻求语言文化的途径时认为只有通过学校教育和采用标准课本进行教学，才能实现独立的目标。
韦伯斯特的“民族独立”论的杰出贡献在于开拓了美国独立的语言文化的发展道路。他“以全部热情追求美国语言的纯洁性和统一性”[79]。他于1783年写成《美国拼音读本》或称《初等学校拼音课本》（Webster’s School Spelling Book）。此书是针对当时美国学校普遍使用英国《通用拼音读本》（Universal Spelling Book）和《英国语文学习指南》（The New Guide to the English Tongue）而写的。因为这两本书都使用伦敦标准读音和英国常用语言，与美国人民惯用的发音和用法不同。韦伯斯特的这本书印销量极大，以后成为美国人家喻户晓的读本，截至1837年共售出2400万册，差不多可以与富兰克林的《贫穷的理查德年鉴》相媲美，和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Common Sense）相匹比。《美国拼音读本》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拼音教材；第二、三两部分合称《英语文法结构》（Grammatical Institute of English），包括文法与读本两部分。韦伯斯特的卓越功绩还在于他以25年的艰难岁月在1825年撰写了《美国英文大辞典》（American Dictionary of English），正如他自己所预言的那样，“北美大陆将定居着一亿讲着同一种语言的人口”。美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整个世界四分之一土地上的人将能像一家人一样，用同一种语言互相沟通和交谈”[80]。为此，韦伯斯特为美国语言文化的独立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重要的是，他认识到，美国语言的统一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和普及识字。历史学家布尔斯廷说：“诺亚·韦伯斯特由此沾了不少光。”[81]因为韦伯斯特强调指出，只有创办学校和统一教材，才能消灭口语方面的差别，从而保持美国语言的纯洁性。
（二）教育与民族独立性思想
韦伯斯特在1785年所著的《美国政治素描》中说，加强美国的政治权威，必须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还需要适合于这种体制的教育，以谋求国民精神的和谐和团结。向全国各阶层的人士普遍传授知识，或提供教育，可以使他们运用知识解放人类自身和抛弃根深蒂固的谬误或偏见，因为这些偏见是国民之间友好的大敌，是激起国民之间分裂的火种。韦伯斯特看到了移民杂居给新共和国带来的潜在威胁，因此他认为培养适应独立政治的思想性格是教育最迫切的任务。他说：“没有比奴隶般地模仿外国人的为人态度、日常语言和种种劣行更加愚蠢可笑了。不顾我们的政府尚处于幼年时期，不顾我们当前尚无能力进行欧洲人那般豪华的享受，而盲然仿效欧洲人的一切，是比任何事物更能暴露美国人的可鄙的向往的，一个美国人所应向往的不是伦敦或巴黎的时尚如何，而是当前形势下对我们更加适用，更使我们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东西。”[82]韦伯斯特关于与欧洲传统决裂的论述更加尖锐。他说：“美国在将来必须凭它的学术成就的优势而从别的国家中显示出来，正和它目前所显示的，凭借它的政府和教会可以保证人民享有自由一样。”[83]他指出，欧洲已经由于愚昧、贪污和专制而衰落了。欧洲国家的法律已经失效，生活已经奢侈糜烂，文学正趋向衰落，人性趋向卑鄙。韦伯斯特然后说：“对正处在孩提时代的美国来说，如果运用这些衰老国家的现行成训，不啻是把一些陈旧观点印记在含苞待放的花朵之上，不啻是在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土上播种罪恶的种子。美国的光荣正在岁月和充满希冀的环境中开始展翅翱翔。”[84]当然，韦伯斯特并不否认旧世界的经验，但他告诫说：“一旦不加区别地接受欧洲的关于政府的观念、社会的风俗和文学的意趣，并且以它们作为我们建立社会体制的基础，那么过不多久将会洞察到一座坚实而堂皇的大厦是不能建筑在过时的虚饰的支柱上面。”[85]韦伯斯特振臂高呼：“粉碎你们精神上的铁锁链，要能独立而思而行。”“你们做愚昧孩童的年代很久了，曾长期被那种傲慢的家长所控制和奴役。如今，你们有了自己应增加和保护的利益了，你们已经有了凭着你们的努力去振兴和支持的国家了，你们也有可借助你们的智慧和品德而能建立的国格了。”而耶鲁学院院长埃兹拉·斯泰尔斯则赞扬美国是“上升到光辉和荣誉境界的合众国”。所以霍夫施塔特评论说：“韦伯斯特总的说来满足于依循先辈们的保守共和主义，这就使他以美国国家主义的半官方狂热发言人的形象鲜明地留在人们记忆中。”韦伯斯特在教育上的主张却鲜明地体现了共和国的“独立”原则。
韦伯斯特认为：“美国文化独立发展的大前提是树立美利坚合众国的高尚而一致的民族性。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完备的政治规划，并且把这项规定安放在一个系统广泛的教育基础之上。”[86]
韦伯斯特在1790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美国的青年人教育》的论文。全篇贯穿了教育与道德、教育与国家休戚相关的主题思想。他说：“我国宪法尚未牢固确立，国民性格尚未塑造成功，这是公共教育制度要完成的宏伟目标。这种制度，不但传播科学知识，而且应在美国青年一代的头脑中牢固树立德行和自由的思想，以公平和自由的政治思想激励他们，以对自由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依恋感情勉励他们。”[87]也就是说，应当利用教育不仅普及科学知识，而且在美国青年的心灵之中，树立道德和自由的原则，鼓励美国青年养成正义感和对政府的忠诚品质，使他们效忠于祖国。为了实现美利坚国民性的优美和和谐，要建立新的教育制度。这种教育一定要抛掉欧洲人陈腐的价值观、做人的态度和传统观念。他大声疾呼：“美国人！要打断你们心头上的锁链！要像独立国家的国民那样言行！”“你们做屈从傲慢的父母所控制和爱好的婴孩，已经为时太久了！如今你们已经有了增进和保卫你们自己的爱好的条件了。你们已经有个新国家需要依靠你们的努力来提高和支持了！已经有了国民性需要依靠你们的智慧和品德来建设和扩大了。为了实现这些宏伟的目标，就必须制定高瞻远瞩的政策，并且把这种政策建立在一种广泛的教育体制之上。”[88]他还认为这种教育制度应当是至高无上的立法机关的事业。他说：“教育应当是立法机关的首要任务，不仅要建立公立学校制度，而且要以最杰出的教师来武装学校，因为建立和采取一种维护道德的有效制度（指教育制度——作者注）比以刑事法令纠正道德邪恶的制度要强得多。”[89]韦伯斯特还强调，在美国这个新共和国中，教育要在新生一代的心灵中播下道德和自由的种子，要燃起他们对于祖国的不可分割的依附之情。
令人感兴趣的是，韦伯斯特的民族独立性思想迫使他从广泛意义上来理解教育。他在《美国英文大辞典》中对教育的释义是这样的：“教育是向人们的心中灌输关于艺术、科学、道德、宗教和行为的原则。成功地教育儿童是家长和保护人的最重要职责。”那么如何实施这种教育呢？他说：“一部分要由父母注意和尽职；一部分要靠公开的报章宣扬；一部分要依靠到美国各地旅游，使青年由考察各州、各地的情况来完成他们的文化教育，即由他们观看各地的河流、土壤、人口、建设和商业利益，而且特别留意各地居民的精神和作风、法律和风俗以及设置的机构，从而获得深切的启发和领悟。”[90]显然，在韦伯斯特的理想中，每个儿童都应对国家的历史、地理和政治有所了解。为此，每个儿童都应学会正确地说英语、读英文和写英文。
无论是杰斐逊的国民教育理论，还是华盛顿的“大学计划”和“美国哲学会”的“一体化教育体系”，以及韦伯斯特的民族教育论，都适应美国独特的立国之路。它们包含的“政治”和“民族”底蕴比法国大革命时期和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教育思想更早地体现出来了。然而，美国的这种思想同样要归功于法国启蒙的国民教育理论，同时根植于“独立革命”这块沃土之上。“革命”对教育的重大意义在于它重新规定了政治社会的教育内容：新的共和政体制度的建立需要新的共和国公民，新的共和国公民需要新的公共教育体制；同时新的教育担负着维护一个人口不断异质化的、处在襁褓中的政治社会的重大职责。韦伯斯特在《拼音课本》的《读本》序言中说：“我在选文时，是注意美国政治的。当独立战争开始时，人们在国会中的最著名的讲话，乃是包含关于自由和爱国主义的、高尚的、正义的和争取独立的感情的杰作，我无法不把它们放置在新生一代的胸襟之中。”[91]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也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在美国，对人们进行的一切教育，都以政治为目的。”[92]“毫无疑问，美国的国民教育对维护民主制度是有很大帮助的。”[93]巴茨评论说：“旨在对国家所有人进行普及初等教育是现代政治体系的一个特殊创造物。”[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