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8世纪北美的殖民地和美国的建国

18世纪美国的教育思想是它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民族形成的反映，是对北美13个殖民地的完全建立向美国的国家建立的转型过程的反映。它尽管没有法国那般绚丽多姿，但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境遇，因此也呈现出适合于其时代特征的风采。

自1492年10月哥伦布发现通往美洲的航线以后，欧洲国家诸如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格兰等国的冒险家和殖民者冒着惊涛骇浪，穿越大西洋的浩渺烟波，来到北美这块广阔无垠的地域，逐渐建立起他们各自的殖民地。时光荏苒，在北美的西、法、荷等国少数民族占有大片的土地，实行农奴制，而且这些国家的重商主义的各种严厉限制，扼杀了殖民地的自由贸易。他们的移民只限罗马天主教徒，不能吸引大量拓殖者；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窒息了一切自由和权利，使这些国家的殖民地相继寿终正寝，而英格兰的殖民地却繁荣昌盛起来。[1]因此，历史学家更多使用“英属殖民地”来研究北美殖民地，[2]从1607年到1733年，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先后建立了13个殖民地。英属13个殖民地的最后两个殖民地，即特拉华和佐治亚殖民地分别在1703年和1733年成立。

经过一个世纪特别是经过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的争夺，北美大西洋沿岸一带及其西侧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到独立战争前，农业成为殖民地经济的主体，90%以上是农业人口，13个殖民地形成以发展资本主义为主要趋势的三种类型的地区。新英格兰地区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中部殖民地以农业为主，出产小麦，畜牧业发达；南部殖民地以资本主义种植园奴隶制经济为主，烟草和靛蓝是主要作物。

北美殖民地是一个移民地区，从最早来自英格兰的移民到1760年，殖民地的移民及其后裔共159万人。1775年独立革命爆发时，猛增到250万，其中黑人奴隶占50万，契约佣仆占白人移民的相当数量。欧洲移民除主要是英格兰人外，还有来自爱尔兰、苏格兰、德意志、法国和荷兰等国的人。北美殖民地来自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移民，经过几代人的长期生活，使用共同的语言即英语，发展着共同的文化，逐渐成为美国本土居民。

随着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建立和发展，社会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有英国殖民当局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有殖民地新兴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及其政治代表同殖民地广大人民的矛盾；有种植园奴隶主同黑奴的矛盾；有白人、印第安人之间的矛盾；还有各个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而在这些矛盾中，宗主国殖民当局同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

18世纪40年代随着宗教复兴而纷纷出现了宗教分裂运动，即“大觉醒”运动，其结果是宗教团体的数目锐增。“大觉醒”运动最著名的代表是马萨诸塞的乔纳森·爱德华兹，他为“大觉醒”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是北美洲最有才华的神学家。[3]他改造了加尔文教义，使感情在教义中占了主要位置。他的教义强调一位全能的上帝对无能者感情的冲击力。他坚持说，认罪和皈依宗教都是势不可当的感情上的体验，是人类躯体几乎难以容纳的，上帝是圣灵的动因。热心追随“大觉醒”运动的教徒舍弃旧教会而另建新教会，其教义及入教标准也更加严格。另一位牧师乔治·怀特菲尔德在讲道中提醒人们，没有任何个人能确保获得拯救，除非他或她通过深刻地认识到人之罪恶和上帝救赎之仁慈而“再生”。[4]“大觉醒”运动的结果是教徒们大胆地抛弃了过去的传教士。到18世纪下半叶前期，五花八门的教派使人人都可以找到适合其需要的传教士和宗教。

“大觉醒”运动的原因在于教会中教规日益松弛，形式主义之风日盛，宗教分歧越来越多。“大觉醒”运动被看成18世纪美国独立革命前美洲各殖民地的第一次重要的运动。它进一步削弱了殖民地各传教组织和教士的权威，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教派分化，最终使教权隶属于世俗权力。

宗教带有功利主义，“大觉醒”运动刺激了学校和学院的建立。特别是正规教育随着颁发学位的学院的激增而出现，它还促进了较大的宗教团体之间在创办学校方面的竞争，因为他们都认识到，未来的力量有赖于对青年教育的控制和在自己创办的学校中培训牧师。同时这些学校尽管旨在培养牧师，但不能仅仅作为神学院而存在下来。“在学术语言、文科以及有用的技艺和科学，尤其是在神学方面为年轻人提供教育，为他们从事圣职和其他优美的职务做准备。”[5]

显然，“大觉醒”运动推动了美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但它仍然具有强烈的宗教性质和宗教目的。

殖民地进出口贸易是殖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殖民贸易的普遍特点在于大量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品。至美国革命前，主要进口货物已出现多元化发展：有原材料，包括煤、羊毛和棉花；有未加工食品，如茶叶、水果和胡椒等；有加工食品，包括酒、奶油、面粉和糖；有半加工工业品，主要是生铁、木材和靛青等；有工业品，包括鞋、衣及包装木桶等。而出口货物主要有弗吉尼亚的烟草；南部种植园的稻、靛青；新英格兰地区的粮食、畜牧、水产品、木材和皮毛；中部殖民地的小麦、面粉、面包和饼干等。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为殖民经济发展建立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战略，即以原材料生产为中心，发展出口市场，增加收入；然后从母国进口工业产品和额外劳力与资本，推动殖民地的进一步开发，实际上形成了北美13个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经济共同体。毫无疑问，殖民地仍属农业社会，查尔斯·比尔德甚至把从殖民地开始到杰克逊时代划分为农业时代[6]，农业人口与农业产值均占总产值的90%以上。但如果从工业化的前提分析，殖民地的工业萌芽与成长具有自身的历史价值，否则19世纪美国工业化的起飞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殖民地的工业主要有造船工业、原材料工业、手工工业，北美殖民地工业以造船工业为龙头，以原材料工业为主体，以手工工业为基础。[7]从大量的殖民地教育研究的成果中，并没有反映出这种殖民经济、殖民地工业和教育之间构成什么关系。从当代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对教育提出的要求角度来看，殖民经济并没有对教育提出何种要求；从教育现代化的动力源于工业化的理论假设角度来分析，殖民地的工业也并没有推动殖民地的教育发展。研究表明，美国教育前现代化的动力来自殖民地经济和地理环境背景下的殖民地的宗教文化和政治。

殖民地的文化也包括一定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国民心态、国民性格、行为取向等。我国学者在给美国文化下定义时确立了美国文化的主导模式，即信仰新教的美国白色人种为代表的文化，所谓WASP[8]文化。它的主要内涵是：以英语为主要语言、出身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新教徒政治、文化、宗教信仰以及价值观为代表的主流文化。[9]在这种模式中，“新教”显然是美国文化的核心因素。在整个殖民地时期，新教各教派是北美的主要宗教势力，新教是指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加尔文教徒在英国也叫清教徒，迁往北美的清教徒大多是加尔文教徒。新教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从罗马天主教中分化出来的一个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教派。在英国宗教改革后形成了清教运动，反映了新兴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农民反抗专制政府的斗争。在北美的清教徒中除了新兴资产阶级外，还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据统计，仅1628—1640年就有2万清教徒移民到北美。到1775年，“10个人中9个至少是名义上的新教徒”[10]。毫无疑问，殖民地的文化是一种以新教为核心的宗教文化。它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殖民者的心态、殖民者的性格、行为取向等都带有强烈的宗教特征。毋庸置疑，教育在殖民地时期主要体现它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功能，因而具有强烈的宗教性。

文化的宗教性决定了教育的功能和教育参与的规定性，而教育的权力和权利却依赖于宗教政治，具体地说是清教徒的政治原则。“鉴于清教徒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在美国的国民特征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因此首先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清教徒的政治原则。”[11]在清教主义的学说中，精神因素比礼仪因素远为重要，清教徒谴责讲究烦琐仪文的礼，他们痛斥英国圣公会，否认教会传统、先例和律法的约束力，断言《圣经》是人类行为的唯一权威的指南。他们完全依靠《圣经》，把它作为一切公私行为的准绳。“《圣经》中无疑有一个上帝亲自建立的现世政府，任何国家只要能被说服进行试验，就可以享有政府的一切目的和效果。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贬损《圣经》的充实和完美。”[12]清教徒的整个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对《圣经》的解释上的。这种政治制度可称为僧侣政治，教士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支配着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和宗教生活以及一切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当然，其中包括教育问题。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把教育问题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

北美从英属13个殖民地的最后建立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是在18世纪完成的，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折点。而18世纪美国的教育思想正是随着这个历史转折而逐步形成的，并具有自身独特的思想内涵。美国独立革命是美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历史学家在总结其革命过程时划分了以下阶段，即1763—1775年4月为独立革命的酝酿阶段；1775年4月—1777年10月是独立战争开始阶段；1777年10月—1780年12月是独立革命的相持阶段；1781年1月—1783年9月是独立战争的胜利阶段。美国的独立革命期间最重要的是诞生了《独立宣言》，它是1776年7月4日在大陆会议正式通过的。《独立宣言》是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充分表达了资产阶级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和民族独立的政治主张，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独立革命的革命性质。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和诞生的标志。在北美独立革命前夕和独立革命期间，涌现出了一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其中代表人物有本杰明·富兰克林、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诺亚·韦伯斯特等。而18世纪的美国教育思想便是以这些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思想为代表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思想家们在对教育问题进行思考时，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革命后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或为巩固新生共和国的需要。由于美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经历了一个由邦联制到联邦制时期，即州权为主的由合州国到联邦为主的合众国时期，因此反映思想家的教育思想的文献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如富兰克林、杰斐逊等都曾为宾夕法尼亚州、弗吉尼亚州提出过教育计划，宾夕法尼亚州教师要求忠诚宣誓，波士顿的公共教育制度，德怀特（Timothy Dwight）论革命后时期青年的学院教育，杰斐逊改革威廉—玛丽学院计划，拉什提出宾夕法尼亚公共学校制度等都是在邦联时期提出的；华盛顿、韦伯斯特以及美国哲学会的教育征文等都涉及联邦政治的需要，典型的是华盛顿的《论国家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韦伯斯特的《联邦教学问答法》、拉什的《论国家大学》的必要性、拉什的《论适合于共和国的教育模式》、诺克斯的《论国家教育制度》《弗吉尼亚众议院国家大学决定》。[13]

由于美国的国家形成与民族形成与西欧不同，它是先有国家，后有民族。确切地说，美国的独立革命前还没有正式形成美利坚民族，它是在反对美国宗主国压迫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民族产生了革命和国家，而是革命和国家产生了民族。“独立以前，美国人既是英国的臣民，又是马萨诸塞、纽约、弗吉尼亚或另外某个殖民地的公民。独立以后，他们就不是英国人了，但是还没有成为美国人。还不存在一个美利坚国家要他们效忠。”[14]因此摆在思想家们面前重要的教育问题，不仅是如何为美国国家制度培养人才和培养美国国家的忠诚感，而且更是如何使美利坚民族形成，因此韦伯斯特敦促拼音改革、论美国语言的重要性和“道德教学问答法”，富兰克林论德国移民的教育，杰斐逊反对在国外学习，韦伯斯特反对美国青年的欧洲教育，佐治亚议会宣布在欧洲学习的青年应当是外国人等思想[15]都是为美国建立初期的民族主义的需要而提出的。

另外，在美国独立革命和建立与巩固共和国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宪法、法律。从《独立宣言》的提出和颁布，到各州的宪法制定，至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产生都是国家建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值得研究的是，在这些宪法、条例和法律中反映出的教育内容无疑是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