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古学派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特征

日本的古学派是一个以中国儒学古典经典为思想依据的哲学思想派别。中国的朱子学和阳明学都传到日本以后，其思想的对立导致了人们对后世儒学的疑惑，进而促使一部分学者试图避开这种对立而直接从中国儒教的古典中寻求儒学的真义，从而在日本的儒学中产生了崇尚古典的思想者。

然而，这一思想潮流的产生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背景。17世纪末，随着一段时期的社会相对安定和幕府有关政策导致的兵农分离和商农分离，城镇商品经济发展起来，结果农村小农经济逐渐遭到破坏，农民起义增多，幕藩体制在政治上和经济基础上开始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与商品经济几乎同时成长起来的新的思想也逐渐形成，作为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朱子学思想也就面临了新的挑战，学术思想的矛盾和分化成为必然的趋势。此时，除了上述的阳明学派之外，古学派作为非官方的“在野”学术思潮此时也借助中国古代圣贤的历史影响发展起来，成为与朱子学抗衡的又一支思想力量。复古是其旗号和学术表征，对朱子学理念的突破才是它的实质。

古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17世纪后期的山鹿素行、伊藤仁斋，以及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荻生徂徕等。其中，山鹿素行可以说是古学派的先导者；伊藤仁斋及其儿子伊藤东崖等人则以“古义学派”著称，主张不以朱子学或阳明学为媒介，直接从孔孟原著的原意（即“古义”）来理解儒学；荻生徂徕等人则在反对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基础上，主张根据对古代语文及其语法的归纳性研究去探求孔孟古典的思想真谛，所以又称为“古文辞学派”。这三派虽然具有不同的特点，而且其主要代表人物也并非师承关系，但是它们都同样认为朱子学和阳明学脱离了儒学的本来精神，要求重新从孔孟等经典原著开始研究，以期获得对儒学的正确理解；同时，各派也都主张将古典儒学的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加以联系，真正实现儒学的社会理想。因此，在历来的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中，都将它们统称为“古学派”。

古学派的思想渊源在中国，而对日本古学派产生有着直接影响的中国学者，是明末清初流亡日本的中国学者朱舜水（1600—1682）。朱舜水自1659年起定居日本20多年，与当时的日本学者有着广泛的接触。他以自己深厚的儒学和文学造诣，在17世纪的许多日本学者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思想影响了许多日本学者，特别是其崇尚孔孟、贬斥朱子的倾向，以及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对伊藤仁斋的思想转变和山鹿素行、荻生徂徕的思想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山鹿素行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基本思想

山鹿素行（1622—1682）名高佑，字子敬，号素行，别号隐山，又名甚五佐卫门，会津人氏。他6岁进私塾，史称8岁时就能背诵出四书五经。9岁开始随林罗山学朱子学，才华出众。11岁为他人讲解《小学》《论语》《贞观政要》等书，老成干练，林罗山竟破例允许他使用日本儒家200多年前祖传下来的讲桌，表明了对山鹿素行的不凡待遇。18岁后，山鹿素行又随北条氏长、小幡景宪等军事学家学习兵学；向广田坦斋学习神道、歌学及日本文学；后又自己钻研老庄、佛教等多方面的学问，名声渐响，向他求学的人日益增多，据称先后达4千余人。

但是，他自己在钻研多方面学问的过程中，却感到了各种思想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修程朱之学，则陷于持敬静坐之工夫，人品趋向沉默。老庄禅宗之法式比之朱子学豁达自由……然在近日常事务上则无法领会。……神道虽属我国之道，（但）……吾辈不详之点终不得解。”[53]结果导致他转向“古学”——直接阅览周公孔子之书，以此规范学术的研究。及至大约44岁时完成《圣教要录》时，断言“孔子没而圣人之统殆尽。……道统之传，至宋竟泯没。况陆王之徒不足算，唯朱元晦大功圣经，然不得超出余流”[54]。标志着他的古学思想的定型。

山鹿素行在《圣教要录》中以“理气妙合”、气一元论——“上天无形象，唯一气而已”[55]，以及“理”应当解释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条理”等观点，批判了朱子学关于理是先验的形而上的实体的理一元论；又以气的生生无息，推断出天地无始无终的世界观等。然而山鹿素行这种依据古典反对朱子的观点遭到了幕府官方学者的责难，大批武士集聚在山鹿素行的周围学习也遭到当权者的疑虑，结果《圣教要录》写成后山鹿素行就被流放到赤穗。此后他继续著述，重点放在兵学研究上，写有《武家记事》《中朝实录》等著作。

（二）武士教育思想

山鹿素行虽然被认为是日本人破宋学之嚆矢，并被认为是古学派的先导，但是他主要还是以兵法学家而闻名于世，特别是对于和平环境下所要求的武士精神进行了探讨，将儒学与兵学相结合，提出了适应时势的新的武士道理论。有关的著作有《山鹿语类》《武教小学》《武教本论》《武教要录》《武事记》《兵法或论》等，其中包含了较为丰富的武士教育思想。

江户时代之前的几百年中，常年驰骋于疆场的历代武士面临的是驰驱矢石之间、出入生死之门的环境，他们需要的是“视生死一如”的“死亡觉悟”。佛教所提倡的有关信念正适合了他们的精神需要。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武士的社会功能和生活方式随着幕藩体制的建立和稳定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朱子学也取代佛教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武士们在政治上不得不作为行政官员发挥作用的同时，在文化素质上的要求也已相应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只知武艺或者虽然头脑灵活但缺乏道德的官僚式的武士，都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时代要求武士们以一种新的面貌和新的武士道德昭示于社会。山鹿素行正是这种新的武士形象的重要提出者和设计者、江户时代日本武士道的开创者，是新时代条件下武士教育的重要思想家。他的武士教育思想，实际上是适应时代需要，将儒家思想运用于武士教育的产物。

在一般的道德论方面，山鹿素行将“仁”或“仁义”看成道德的源泉和核心表现，而不像朱子那样只从“天理”和人的“性” 出发判明道德的是非曲直（“明天理、灭人欲”）。山鹿素行认为“性”无所谓善恶，人性的发动只要合乎“礼”，那么“仁”（即道德）就会得以实现；而所谓“礼”则是客观现实中的适度：“礼者，民之所由生也，所以制中也。……圣人之教，唯在礼乐。”[56]他明确地提出人的欲望（利）存在的合理性，并要求适应这一点进行教育，达到成功的目标。他说：“人皆有好利恶害之二心，是谓好恶之心。” “果无此利害之心，乃死灰槁木，非人也。”“果失此利心，则君臣上下之道不立”等等。[57]他认为利本身与“义”并不矛盾，只要“合于节”的就是仁，就是道德。山鹿素行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突破了朱子学的道德观，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江户时代商业发展所引起的“利”的思想的出现。

但是，山鹿素行毕竟是一个武士阶层中人，维护武士在幕藩体制的“四民”身份等级制度中的优越地位乃是他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所以，他重点研究和论述了所谓“士道”问题，即新的社会条件下武士的道德问题和教育问题。其方法论是用儒家思想去改造原有的武士道理论，让儒家思想取代佛教成为武士最主要的生活指导原理；其基本途径是要求以所谓“道的自觉”代替过去的“死的自觉”，而首先是要求武士们“知己之职分”。他认为：

凡谓士之职，在省其身、得主人而尽忠侍奉之、交友笃信、慎独重义。而身负父子、兄弟、夫妇等不得已之交往，此亦为天下万民不可无之人伦。但农、工、商因其职业而无暇，常因相从（于职业）而不得尽其道。而士则弃农、工、商之业而专于此道，三民之中苟有违反人伦之辈则速罚之，以正人伦于天下。是故士必具文武之德治。[58]

由此可知，山鹿素行提出的武士的基本义务在于：效忠于主人、实践人伦、为整个社会人伦的实现而充当监督者和社会典范。这实际上也就是武士教育的目标——培养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维护对三民的统治的新武士阶层。

为了让武士们获得上述“道的自觉”，山鹿素行认为武士品格教育的第一步应当在10个方面进行：养气、度量、志气、温顺、风度、辨义利、安命、清廉、正直、节操。在此基础上，还必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道德和修养。其途径是励行忠孝、固守正义、详究事物、广博学文。在交往中要求慎视听、慎言语、慎容貌动作，以保持武士的“威仪”。由此看来，山鹿素行不仅注意武士的道德修养，而且也十分注意武士的道德实践。他甚至在武士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也作出了具体的规定。除了道德方面的上述要求以外，山鹿素行还主张武士必须学习日常有用的知识和技术，如日常的礼仪规则、武艺、武器的用法、作战的布阵指挥，通晓政治制度和审判知识等，但在原则和方法上，则要从“圣人之书”（周公、孔子之书）中去寻求。武士既要有道德和威仪，又要有实际的学问，还要学习儒学圣人的典籍。

山鹿素行作为日本武士道教育的先驱人物，其武士教育思想既保留了历来的武士道德中的忠君唯上的方面，又有所创造地提出了武士在新时期应当具有的新的素质。他不仅要求武士忠君孝主，而且要求武士在道德上成为万民的榜样和社会人伦道德的监督执行者。

由于山鹿素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情欲与功利的合理性，肯定了“人伦日用”的必要等，就使得他的思想中包含了一定的近代教育思想因素。例如，在学习的方法论原则方面，山鹿素行批评朱子学的“复性”论（通过内心修养的功夫，摒除“人欲” 之“蔽锢”，以恢复“天命之性”），认为它导致只注重内省的功夫而完全脱离日用之道，进而提出“学问之极，唯在于穷致其事理日用”[59]的实学观，以及以节制欲望为出发点的教育观：“人皆有好利恶害之心，是谓好恶之心。依此心立教，遂述圣人之极。”[60]此外，他也像同时代的熊泽蕃山以及后来的荻生徂徕学派一样，主张“一般教民之道与教士之道不同”[61]。山鹿素行重视学校建设，认为国君和父母负有教育的职责，一国之中，改良风俗、推进教化的最好手段是建立学校和普及教育，而作为应急手段，可将各村的寺社改作学校。僧人和神主可以充当教师，以开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町镇应开支学校经费。在家庭中，应以父亲为中心开展幼儿教育，知德并重，严格要求，顺应年龄逐步前进。除此以外，山鹿素行还在教育的规制、奖励、儿童的自治训练、女子教育、武士与平民共学等问题上发表了杰出的见解。

与山鹿素行同时代的兵学家大道寺友山（1639—1730）接受了山鹿素行的武士教育观点，曾著有《武道初心集》，提出了“乱世的武士道”和“治世的武士道”的说法，并在书中专设“教育”一章，提出“七八岁时应使之进行四书、五经、七书等的文字阅读”等要求。及至后来，19世纪前期的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福井藩藩主松平庆永还爱读此书。信州松代藩还特意刊行此书发给藩内武士阅读。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之后，1716年肥前藩武士山本常朝的谈话——田代陈基记录的《叶隐闻书》（共11卷）也谈到了武士教育问题。该书贯穿了极端的尚武思想，也是后世研究武士道的珍贵史料。

自山鹿素行开始的日本武士道思想教育，在后来的继承和传播中，特别是在明治时代，其团结爱国、简朴务实的精神，与商人、企业家的要求相结合，对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山鹿素行从注重古学、倡行武士道开始，逐渐走向了神统论的日本主义，甚至称日本“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宏”[62]等，其神统一脉、尊皇忠君的思想，又成为军国主义产生的思想温床，对近现代日本的教育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人所共知的不良的影响。

三、伊藤仁斋的教育思想

伊藤仁斋是与山鹿素行几乎同时的17世纪日本思想家和教育实践家，京都堀川人，名维桢，字源佐，号仁斋，又号古义堂、棠隐等。伊藤仁斋自幼聪明好学，据传11岁能读《大学》等经典，后又悉心研究《理性大全》《朱子语类》，笃信程朱，著有《太极论》等。但是，他在30多岁时思想发生转变，认为宋儒之说有违孔孟原意，《大学》亦非孔子遗留之书等，进而提出“直求之于《语》、《孟》二书”的主张，以获得圣人之本旨。伊藤仁斋著有《语孟字义》《中庸发挥》《童子问》等著作，并在京都堀川开办“古义堂”，名声远播，其学派由此而被称为“堀川学派”“古义学派”“仁斋学”等。但是他在盛名之下也拒绝为官，终生从事教学和研究事业。

在世界观方面，伊藤仁斋认为，“盖天地之间，一元气而已……万化从此而出，品汇由此而生”[63]。所以，天地乃是生生不息的“一大活物”。他是以动态的“气”反对了朱子学静态的“理”，反对了“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他还反对“天人合一”的说法，认为“立天之道，立地之道，不可混而一之”[64]，仁义这样的伦理范畴属于人道，与天道无涉。从而动摇了朱子学将封建伦理道德普遍化、绝对化的依据，在朱子学的思想链条上，为探求“天道”“地道”，即自然界的规律，打开了理论缺口，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开了大门。不过，他自己并未致力于探求天道，而是持不可知论的态度，转而重视“人伦日用”的伦理观。

伊藤仁斋认为，道德的“端本”是孟子所提出的“四端之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此“四端之心”表明人性也都是向善的，但这只是德的萌芽，尚需扩充发展成为仁义礼智；若再扩大到极致，就是“王道”。这一思想被伊藤仁斋称之为“圣学”，是作为人的最重要的任务。人虽有贤愚之别，但可以依人立教，随其生性使其发展。只要实践仁义之道，人皆可以为尧舜，都能达到道德的完成。

伊藤仁斋还以其长期的教学实践反映出自己丰富的教育思想。例如，他在自己开设的“古义堂”中排除划一的教育模式，倡行个性发展，组织门生的“同志会”，师生以朋友间的切磋为主。他还依品行和学术水平的高低，将学生分为上、中、下3等，依学生表现每月调整一次等级，可谓现代非固定式分组教学的萌芽。他当时所独创的教授汉文的翻译法，即将日译文复原为原文再译为日文的练习法，也为后世所采用。他在京都开设的“古义堂”，后来在原地延续6代209年之久（1662—1871年），成为日本私学教育史上的奇迹。

四、其他社会思想对教育思想的影响

在朱子学、阳明学和古学派之外，宗教特别是神道教、佛教对于17世纪的日本教育思想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佛教和神道教早于儒学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又是渗透于民间的宗教，所以它们对于民众的教育观念及民间教育习俗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神道教，虽然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没有理论性教义，但它从最初起，就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习俗与祭礼的集合，其潜在的影响力十分强大。尤其在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林罗山、熊泽蕃山等学者又积极以儒学的概念、范畴武装了日本神道，“神儒合一”，二者相得益彰，从而大大提高了神道的地位。同时，又有17 世纪的伊势神道（代表人物度会延佳）和唯一神道（代表人物吉川惟足）的复兴，垂加神道的创立等，它们在利用儒家学说的同时，也更注意了日本神道的独立性，扩大了神道教的影响。例如，度会延佳借用中国儒学认为儒道存于日用常行之中的观点，提出“神道于人人日用间，无一事不为神道”[65]的思想，将日常生活，包括教育，也纳入宗教的范围。吉川惟足则援用天人合一论，把人看成“小体天”，把“忠”看成日本人伦之道的重点，影响了民间及家庭中的道德教育。佛教和神道教对于民众教育观念和教育活动的影响，表现在儿童观方面，导致日本民间往往把孩子视为神灵般的存在而倍加珍惜和宠爱。“7岁前的孩子是属于神的”[66]，所以，并不认为孩子是大人的雏形，而承认他的相对的独立性。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的某些阶段（如100天），带孩子参拜神社神宫；在当学徒的时期中也常常向大神们祈祷，请求神佛保佑自己能够技高艺美；许多家庭甚至每天早上醒来洗手后，首先要向神灵叩拜等。佛教和神道教的许多观念和仪式，已成为民间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集体的祭祀仪式等则是一种社会性的神道教或佛教教育。甚至许多儿童游戏也都源于宗教，例如，“老鬼捉小孩”的游戏（类似中国孩子的“老鹰抓小鸡”游戏）是由佛经故事改造加工而成的；“左义长”的游戏源于驱除恶魔的祭祀活动；“精灵饭”的宗教习俗，演变成孩子模仿大人的“过家家”的游戏等。许多民间儿童的游戏虽然如今并不具备任何宗教教育的意义，但它们往往源于某种宗教习俗、故事或仪式，也包含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教育理念，这是不应忽视的。

此外，17世纪和18世纪初不仅是日本思想界各派纷呈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的自然科学和医学的萌芽相继出现的重要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教育理念的变化。例如，在数学方面，有吉田光由改编成的算术书《尘劫记》，后作为教学用书广为流行，计算进一步受到人们的重视；关孝和在1673年著的《发微算法》则创造了日本独特的数学“和算”，显示出较高的学术水平。在农业方面，有17世纪中期的《清良记》（7卷，著者不详）和宫崎安贞的《农业全书》（10卷，1697）。在天文方面，保井算哲（即涩川春海）首次编制了日本人自己的历书《贞享历》（1684年采用）。在医学方面，贝原益轩和稻生若水实地调查了日本的动植物和矿物，分别写出了日本划时代的药学书《大和本草》（1707）和《庶物类纂》（1719）。此外，当时虽然由于锁国而抑制了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展，但即使是木版印刷，印刷的书籍数量在1671年也达到2.2万多册，1692年达3.5万多册。其中日本假名书籍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而佛教的书籍逐渐减少，反映了文化教育的本土化、世俗化成分的增加。而西川如见的《华夷通商考》（1695）和新井白石的《西洋纪闻》《采览异言》（1713），则初步向日本人介绍了世界，为吸收欧美近代文化做了历史的铺垫。

综上所述，日本儒学在17世纪及18世纪初的发展，突破了佛教在江户时代之前对教育思想的独占局面；通过儒佛的分离，将教育思想从宗教的羽翼下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走向现实本位的可能。进而一批学者从朱子学的阵营中突破出来，其中主要是阳明学派和古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基于新的思想基础上的教育观念，以人或儿童为主体的教育观点开始诞生。这是这一时期江户时代教育思想发展对于后世的重要贡献。同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町人势力的抬头，导致现实本位思想得以加强，把教育与政治及日常生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出现了关注教育的社会功能、 关注平民教育的主张。在教育方法的指导思想上也更为注重实践等。凡此，都显示了17世纪后期江户时代教育思想的新特征。可以说，就是它们造就了后来嫁接西方思想的砧木、造就了西方思想赖以生存于日本的温床。

当然，17世纪及18世纪初日本教育思想中新的因素的出现，只是作为走在时代前面的东西刚刚孕育，与当时的教育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吻合。它作为酝酿下一个时期江户时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因素之一，在当时仍然受制于幕藩体制的统制和官方意识形态的约束。其基本性质仍然是封建主义的。忠君唯上、等级制度，注重书本等，仍然是17世纪教育思想观念中的主导因素。

[1] 石井紫郎：《日本思想大系27·近代武家思想》，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 454、459 页。

[2] 小原国芳：《日本教育史》，吴家镇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22页。

[3] 内山克己等：《近世日本教育文化史》，学艺图书株式会社1961年版，第23页。

[4] 镰仓五山即镰仓时代的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京都五山即室町时代建于京都的南禅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

[5] 源了圆：《近世初期实学思想研究》，创文社1980年版，第159页。

[6] 《藤原惺窝先生行状》，见《林罗山文集》第4卷，第4页。

[7] 严绍 alt="" src="../Images/image0330-1.jpg" /]、源了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3·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4页。

[8]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马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7页。

[9] 藤原惺窝：《千代茂登草》，引自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6页。

[10] 林罗山：《神道传授》，引自《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3·思想卷》，第189页。

[11] 崎门学派是由山崎暗斋（1618—1682）创立的日本儒学派别。山崎暗斋于1632年入京都妙心寺成为禅僧，1642年脱禅入儒。自1655年起，他除几年中服务于幕府外，都是在京都设塾讲学，据说累计门人达六千多人，影响很大。山崎暗斋视中国朱熹的著作为儒学真传，恪守朱子教条，但重“居敬”而贬抑“格物”“穷理”。同时，他还结合自己的儒学观点，创立“垂加神道”。他强调神道是日本的独特之道，因此日本是 “神国”国体；神人合一，天皇就是神，主张强烈的天皇崇拜，成为江户末年尊王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后来狭隘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

[12] 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12页。

[13] 《朱子类语》，卷9。

[14] 杉本勋：《近世日本的学术》，法政大学出版局1982年版，第175页。

[15] 荒木见悟、井上忠：《日本思想大系34·贝原益轩室鸠巢》，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17页。

[16] 小林澄兄：《日本勤劳教育思想史》，玉川大学出版部1969年版，第119页。

[17] 海后胜雄等：《近代教育史I》，诚文堂新光社1956年版，第111～112页。

[18] 益轩会：《益轩全集》卷之三，益轩全集刊行部1969年版，第165页。

[19] 寄田启夫、山中芳和：《日本教育史》，ミネルヴァ书房1993年版，第42页。

[20] 《日本教育史》，第42页。

[21] 《和俗童子训》卷之一，见《益轩全集》卷之三，第166～167页。

[22] 《日本勤劳教育思想史》，第127页。

[23] 《日本勤劳教育思想史》，第131页。

[24] 《益轩全集》卷之三，第937页。

[25] 《益轩全集》卷之三，第178页。

[26] 《益轩全集》卷之三，第177页。

[27] 长田新监修：《日本教育史》，御茶水书房1982年版，第86页。

[28] 《益轩全集》卷之三，第937页。

[29] 《益轩全集》卷之三，第165页。

[30] 伊藤威山：《邻交证书》，见《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3·思想卷》，第192页。

[31] 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32] 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学派的哲学》，第636页，见《日本哲学史教程》，第105页。

[33] 《藤树先生行状》，见《藤树全书》卷一，第16～17页，又见《日本哲学史教程》，第107页。

[34]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3·思想卷》，第193页。

[35] 《中庸解》，见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版本图书馆编译室翻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1页。

[36] 《明德图说》，见井上哲次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家》，富山房1938年版，第8页。

[37] 麻生诚等：《教育与日本现代化》，刘付忱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38] 中江藤树：《孝经心法》，引自《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第45、73页。

[39] 井上久雄：《日本的教育思想》，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79年版，第93页。

[40] 井上久雄：《日本的教育思想》，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79年版，第93页。

[41] 中江藤树：《鉴草》卷之四·《教子报》，引自长田新监修：《日本教育史》，第85页。

[42] 中江藤树：《孝经启蒙》，1856年江户线装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43] 中江藤树：《论语乡党启蒙翼传》，收入《藤树先生全集》，岩波书店1940年版，第405～500页。

[44]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3·思想卷》，第240页。

[45] 《日本的教育思想》，第101页。

[46] 后藤阳一、友枝龙太郎：《日本思想大系30·熊泽蕃山》，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560页。

[47] 见《集义和书》卷14，引自李甦平：《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48] 《大学或问》，见《日本经济丛书》卷一，第164页。引译自笠井助治：《近世藩校的综合研究》，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182页。

[49] 《日本勤劳教育思想史》，第94页。

[50] 乙竹岩造：《近世教育史》，培风馆1952年版，第128页。

[51] 《日本勤劳教育思想史》，第91页。

[52] 《集义和书》，“有朋堂文库”第30卷，第402页，见多尔：《江户时代的教育》，岩波书店1970年版，第50页。

[53] 《日本哲学思想史》，第89页。

[54] 《日本哲学思想史》，第90页。

[55] 井上哲次郎、蟹口义丸：《日本伦理汇编》第4册，育成会1902年版，第477页。

[56] 《日本哲学思想史》，第91页。

[57] 《日本哲学思想史》，第91页。

[58] 转译自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中央公论社1973年版，第80～81页。

[59] 田原嗣郎、守本顺一郎：《日本思想大系32·山鹿素行》，岩波书店1978 年版，第465页。

[60] 《日本哲学思想史》，第91页。

[61] 《近世藩校的综合研究》，第183页。

[62] 山鹿素行：《中朝实录》，北京大学藏享保12年抄本，第1页。

[63] 《语孟字义》卷上，见《日本伦理汇编》，育成会1902年版，第5册第11页。

[64] 吉川幸次郎、清水茂：《日本思想大系33·伊藤仁斋、伊藤东涯》，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122页。

[65] 宇田尚：《儒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东洋思想研究所1935年版，第361页。

[66] 源了圆：《文化与人的形成》，东京第一法规1983年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