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绅士教育理论的系统阐述者，洛克受到绅士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又赋予其新的内涵，将新观念与旧传统熔冶于一炉，更恰当地表达了当时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教育要求。为了更好地了解洛克的教育思想与绅士教育传统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对绅士教育理论所做的新贡献，我们有必要先弄清他所面临的绅士文化传统。

绅士教育是近代欧洲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教育观，虽与中世纪“文雅骑士”的理想相联系，但其真正发端于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形成于文艺复兴晚期的法国和英国，最后系统化于17世纪的英国，而被认为是具有英国特色的一种教育观或教育思潮。以后，所谓“绅士风度”更被视为“英国民族精神”的一种外化，成为以贵族精神为主，又融合各阶层价值取向的一种民族风度。

一、由武士到绅士

中世纪的骑士阶层是一个居于封建领主与平民之间的社会集团。其前身是蛮族统治者的军事仆从——武士。这些武士最初是非常粗野的，在其身上深深打上了北方蛮族骄横暴虐的烙印。但对于他们的蛮族首领，武士却表现出极强的忠诚精神。到了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以后，粗野的武士集团逐渐发展演变为骑士阶层，并由于基督教的教化作用而由文盲日益变得文雅化。尤其在十字军东征以后，骑士阶层被注入了一种与基督教理想密切相关的新精神。骑士不仅效忠其主人，还是虔诚高尚的殉道者和扶弱济贫的勇士。这些新赋予的宗教和道德方面的美德，加上武士集团原有的那种罗马式的荣誉感和北方蛮族的忠诚、勇敢精神，就构成了骑士精神的基本内容。

到15世纪末，骑士时代已接近尾声。火药的传入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中世纪的社会等级制度日趋瓦解，而近代的社会等级尚未确定。在这个过渡时期，宫廷贵族阶层逐步形成。随着欧洲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宫廷贵族逐渐代替了骑士贵族。上流社会不断城市化和宫廷化。骑士贵族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得不放弃他们在乡下领地中无拘无束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半城市化的宫廷以及国王和诸侯。在宫廷中为国王或诸侯服务的使命要求他们具有更多的优良品行。贵族的美德不仅表现为军事方面的勇武、爱情方面的罗曼蒂克，“他们还应该具有更多的德行，即如何伺候国王和王子们用餐，如何使自己谈吐得体，符合对方的等级和身份，甚至连眼神、姿势，直至极其细微的动作和眨眼都应非常讲究”[4]。这样，骑士精神在从乡村旷野来到金碧辉煌的宫廷中以后，成为一种标志着贵族身份的昂贵的装饰品。在经过骑士文学的大力渲染和理想化之后，骑士精神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得以保存，尤其对法国上流社会的行为方式产生巨大影响，并从法国扩展到整个欧洲。洛克对礼仪教育的重视正是这种时代风尚的反映。

由于资本主义关系的不断发展，在英、法封建贵族中分化出一个与资本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新贵族阶层。在英国，新贵族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有些人还兼营工商业。新贵族主要从乡绅转变而来，但也有一部分大商人由于购买土地而加入新贵族的行列。在当时的英国，一个新富要想进入贵族圈子并非易事。接受贵族教育成为贵族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教育是一种特殊的贵族式教育，不仅想进入贵族圈子的人必须接受此种教育，就连试图保持住贵族地位的家族，也必须让孩子接受此种教育。换言之，没有受到此种教育，便不能称为上等人。”[5]这种教育的首要宗旨就是使年轻人成为举止优雅、谈吐不凡的绅士。洛克在《教育漫话》（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中探讨的正是这种以新贵族和新兴中产阶级子女为对象的“绅士教育”。

二、西方绅士教育理论的沿革

（一）绅士教育思想的产生

第一个表达文艺复兴教育思想的人是弗吉里奥（Pietro Paolo Vergerio），他用拉丁文写了《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全面阐述了人文主义教育的目的和方法。他深受昆体良的影响，倡导通才教育，认为这对培养事业家具有重要作用。弗吉里奥主张学问从属于道德，重视为军事生活做准备的体育锻炼，这些思想对以后的两个世纪影响极大，已预示出以后绅士教育的基本倾向性。维多里诺将自由教育思想付诸实践。他反复强调通过学习古代文学作品来进行自由教育，以培养完人和尽职的公民。但在他以后，这种理想衰退了，主要表现在人们把古典文学教育本身视为目的而非培养完人的手段。

伊拉斯谟（D. Erasmus）对西方绅士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广泛的生活问题的直接重视。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超过了维多里诺。在伊拉斯谟看来，文化之所以重要，正由于其与人们的正确生活相关联；教育能使青年人为尽生活的义务做准备。其次，他强调学问与品行的密切联系，既不像以前的弗吉里奥和维多里诺，甚至也与后来的洛克不同。最后，是他对礼仪问题的重视。他的《男孩的礼貌教育》（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1530）在西方广为流传，影响极大。[6]

维夫斯（Juan Luis Vives）被誉为“近代第一位思想家”。他将心理学方法引入教育，在教学方法方面独具匠心。维夫斯最先提出了一个革命的教育概念，即教育主要是一个由学习者的本性所决定的学习过程。他强调感觉是我们最初的教师；他关心学生的个性；重视用本族语教古代语言；他还主张学生去商店和工厂，向手艺人请教。他的这些思想都在洛克那里得到发展。

（二）绅士教育理论的形成

文艺复兴后期是西方绅士教育理论形成的重要阶段。对世俗教育的要求，宫廷教育的影响，培根及培根派教育家的主张和改革活动等，都是促进绅士教育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文艺复兴后期，人们已不满足于复古，而希望创造或发现更能贴近现实普通生活的教育和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所追求的目标既非培养教士，亦非培养未来的学者，而是培养经验丰富的实干家和优秀公民。有西方学者指出：

由于学问变得日益迂腐，并陷入脱离实际生活的危险之中，教育思想的重点，也逐渐从学术的成就转到绅士风度的培养上来。当时明智的人所需要的教育，与其说是造就一些可能在其专业上侥幸能自立的学者，勿宁说是培养一群以学问装饰起来的、精明能干的绅士。[7]

对洛克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有卡斯底格朗（Baldassare Castiglione）、蒙田和培根等人。洛克曾读过卡斯底格朗的《宫廷人物》（The Courtier），并深受其影响。[8]蒙田明确提出：“我们要培养的恰恰不是语法学家或逻辑学家，而是一位绅士。”[9]在他看来，生活的艺术是所有艺术中最重要的，为此，必须培养年青一代的判断力、理解力和良好的习惯，这必须通过生活、行动、了解世界来学习，而不只是通过书本知识。他强调身心健康的统一性，重视锻炼和知识的实用性，要求年轻的绅士举止得当，善于处世，注意使教学方法适合儿童的天性，这些都给洛克以积极影响。培根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领袖，他无情地抨击经院哲学，强调一切知识和观念都始于感觉，倡导通过实验和归纳的方法研究自然及其发展规律，推动了科学和教育改革的发展。为英国绅士教育理论的发展奠定基础的重要人物还有埃利奥特（Thomas Elyot）和弥尔顿。埃利奥特写了著名的《行政官之书》（The Book Named the Govenour）。他重视体育，重视实用，主张家庭教育，注重本族语教学。弥尔顿主张教育改革，倡导建立文实并重的新学园。这些都对英国绅士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