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活动和著作

夸美纽斯在1592年3月28日出生于波希米亚王国东部莫拉维亚地方的尼夫尼兹城。父亲是一个手工业者，并参加了隶属于加尔文教派，主要由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并在教派内崇尚民主和原始共产主义原则的莫拉维亚兄弟会。12岁时，父母先后病故，由于得到兄弟会及亲友的资助，夸美纽斯才免除冻饿之虞，并得以继续完成其学业。在投亲靠友期间，夸美纽斯曾在贫穷简陋的乡村学校学习，后来也到较正规的拉丁语学校学习过。早在少年时代，通过亲身经历，他对当时的学校教育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认为不管是哪种学校，其教育内容、组织及方法均存在诸多弊病。他后来曾沉痛地回顾道：当我们离开学校的时候，“有多少人连关于真正的学问的一点观念都没有啊！我，我是一个不幸的人，我便是千千万万人们里面的一个，悲惨地丧失了一生一世的最甜美的青春，把生气勃勃的青春岁月浪费在一些烦琐的废话上面”[2]。他还激愤地指责当时学校的教学方法烦琐，令人厌倦，仿佛是故意跟人作对，以致“学校变成了儿童恐怖的场所，变成了他们才智的屠宰场”[3]。有鉴于此，夸美纽斯立志改革教育，献身教育事业。

中学毕业后，夸美纽斯就读于德国那撒公国的赫波恩学院，专攻神学。在赫波恩学院学习时，年轻的夸美纽斯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研究过许多古代思想家的著作，哲学和教育思想日趋成熟。在此处他结识了热心于教改的加尔文教神学家阿尔斯泰德（John Hery Alsted）。通过阿尔斯泰德的介绍，夸美纽斯了解了德国教育家拉特克（Wolfgang Ratke）的教育思想以及尼德兰教育的成就。在赫波恩学院学习两年后，夸美纽斯又转入海德堡大学学习。在此处，他接受了德国学者安德里亚（Johann Valentin Andreae）及马内乌斯（David Pareus）的影响，设法借阅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同时代许多教育改革家的著作，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在大学学习时，夸美纽斯还产生了用捷克语编写百科全书，在人民群众中普及科学知识的强烈愿望。

大学期间，夸美纽斯进行了两次长途旅行，遍访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并结交了许多思想新颖、见地不凡的朋友——其中有许多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改革家，从而进一步受到时代新思潮的强烈熏陶和影响。

夸美纽斯在1614年回到了莫拉维亚，担任了兄弟会的牧师，同时主持了一所兄弟会学校的工作。从此以后，他始终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兄弟会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活动，同时献身于教育事业。

1618年，捷克人民举行了反对德意志天主教贵族统治的起义，成为“三十年战争”的开端。两年后，捷克新教势力战败，德国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对捷克居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和抢劫，夸美纽斯居住的城市在兵燹中被夷为废墟，他所有的藏书和手稿也化为灰烬。不久，他的妻儿又死于战后的瘟疫。就在国破家亡的痛苦日子里，夸美纽斯于1623年用捷克语写了政治、文学著作《世界迷宫》。（Labyrinth of the World）与《心的天堂》（Paradise of the Heart）。这两部书的写作明显受到了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一书的影响。在《世界迷宫》一书中，夸美纽斯将现实世界比喻成一个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迷宫，放眼所见，皆是虚伪与罪恶。面对如此腐败的人类社会，作者时时流露出悲观、迷茫的情绪；但他又号召人们不要束手待毙，要如同安德里亚在《基督城》中建议的：必须在迷宫般的生活中发现一条光明之路。

在《心的天堂》一书中，夸美纽斯正面描述了他对真理的探求。从新教徒的立场出发，他指出人们不是通过世俗的学习，而是通过基督徒的信仰去发现真理的。与此同时，他又强调了理性的重要，认为人们有“两重清晰的内在之光，一为理性，一为信仰，二者皆由圣灵指导”[4]。夸美纽斯批驳了教会宣传的欲按基督徒的方式行事就必须摒弃理性的主张，认为正是“圣灵将净化与精制过的理性还之于民”[5]。这是夸美纽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宗教语言宣扬思想的大胆尝试。这种手法自始至终贯穿在夸美纽斯的著作中，成为夸氏著作的一大特色。

在“三十年战争”中，捷克沦为奥地利的一个省，统治者对新教徒的迫害有增无减。1627年7月31日，当时统治捷克的皇帝下令：以天主教为捷克的唯一合法宗教，所有捷克新教徒均须在6 个月内公开皈依天主教，否则就要被驱逐出境。在此情况下，夸美纽斯和不愿改变宗教信仰、3万多捷克新教徒不得不在1628年2月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从此踏上了终身流亡、客死他乡的不归路。

夸美纽斯离开祖国后，定居在波兰的列什诺。在此处他主持了一所兄弟会办的古典中学，并亲自讲授物理等课程，通过教学实验发展了新的教学方法。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开始系统地总结前人、同时代人及本人的教育经验，并诉诸文字。

1628—1630年，夸美纽斯写成《母育学校》（Mother School，或译Mother Knee’s School or Infant School）。这部书是历史上第一部论述学前教育的专著。美国教育家威尔·孟禄（Will Monroe）在评价这本书时说道：“夸美纽斯所写的《母育学校》一书是母亲教育启蒙期的儿童指南，但是在这本珍奇古老的书中，人们找到的不仅是母亲教育儿童的指南，而且也是所有教师和一切担负着培养幼儿这一崇高神圣使命的人们的指南。”[6]这部书是用捷克语写的，后译成德文并于1630年（一说1633年）在列什诺第一次印刷发行，次年又在莱比锡出版。接着波兰文、捷克文、拉丁文、英文版相继问世，广为流传。

1631年，夸美纽斯写成并出版了一部教科书，名曰《语言入门》（Gate of Tongues Unlocked）。这部书是在充分吸取了德国教育家巴底乌斯（Bateus）、卢比勒斯（Lubinus）及拉特克等人革新拉丁语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特别是从巴底乌斯的著作中获益甚大，夸美纽斯在书中对此表示了特别的感谢。《语言入门》是一部为准备学习拉丁语的学生提供的一部入门教科书，但涉及知识内容极为广泛，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教科书。它在编写方法上颇为新颖，不仅内容丰富，可谓天文、地理无所不包，而且完全打破了传统拉丁语教科书的编写模式。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可获“一石三鸟”——即了解拉丁语结构规律、掌握拉丁语基本词汇、获得广博的知识——之功。这是一本用大胆创新的指导思想及教学体系编写的一本教科书。

《语言入门》出版后，短期内即广泛流传，十几种译本相继问世。17世纪中叶后，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采用此书作为学习拉丁语的课本。1635年，该书在莱比锡出版时，取名《金书》（Golden Book）。甚至连耶稣会学校也采用此书作为教材。美国教育学者认为，《语言入门》“是夸美纽斯最著名的一部书，如果他一生仅出版了这一部书，也足以使之成为所在世纪的杰出人物”[7]。

虽然《语言入门》一书得到社会广泛的欢迎和采用，但对初学者来说仍显得艰深，于是夸美纽斯又在1633年编写了《拉丁语初阶——语言入门的预备课本》（Entrance Hall as an Easy Introduction to the Gate）。如书名“初阶”所表示，这部书是为那些准备进一步研究“入门”的人写的启蒙书。在编排上，根据初学儿童的能力更进一步简化，分段安排教学，教授每个单词都联系有关的事物，以帮助儿童把事物与拉丁语词汇融为一体。

1632年，夸美纽斯在经过了约5年的酝酿及写作后，完成了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大教学论》（Great Didactic）。此后又用5年的时间修改、扩充，并改写成当时学术界通用的拉丁文。《大教学论》从书名上看，似乎是一部关于教学法的著作，实际上它远远超出了教学论的范围。该书的主要内容有：人生和教育的目的（1～9章）；改革旧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设立新学校的基本原理（10～14章）；体育、保健理论（15章）；教学理论（15～22章）；德育理论（23～25章）；儿童教育年龄分期及相应学制；各级学校素描和学校管理（26～31章）。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大教学论》已涉及现代普通教育学的各个方面，是以前的任何同类论著都不可企及的。夸美纽斯在书中明确指出，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实现青年时代的理想，即

探索一种教导的方法，使教员可以少教，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成为更少喧闹、更少令人厌恶的事、更少无效的劳作，而有更多闲逸、更多乐趣和扎实进步的场所，通过它使基督教社会可以少些黑暗，少些困扰和纷争，而是相反地增加光明、秩序、平和与安宁。[8]

《大教学论》在夸美纽斯的所有著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美国教育史学家保罗·孟禄（Paul Monroe）在20世纪初即已指出：

夸美纽斯的教育观及其全部教育活动之基础很早即已确立。他后来的一系列著述及教育活动只是早年信念的具体化与发挥而已。尽管夸美纽斯的著述（包括论文及教科书）数以百计，但却全部可在其早期教育论著之一 ——《大教学论》中得到体现。[9]

保罗·孟禄还认为：“毫无疑问，这部著作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教育论著之一。尽管历史上已出版的教育论著汗牛充栋，《大教学论》以其基本的风格而独树一帜。”这一基本风格就是：书中所体现的理想、原则及结构有令人惊讶的现代人意识，而与此矛盾的是理想的表述、所用方法的表述等又充满了所处时代固有的神学色彩。[10]

1632年，夸美纽斯担任了捷克兄弟会的长老，在处理繁重的兄弟会工作之余，他仍以极大的精力，孜孜不倦地从事教育科学的研究。这时，他积极进行“泛智”问题的研究。所谓“泛智”（Pansophia）就是广泛的、全面的智慧及科学。其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求人们应该掌握现实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有用的知识；二是主张“把一切有用的知识教给一切人”。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了17世纪生产发展与科技进步对人提出的新要求。这一思想早已具体体现在他的代表作《大教学论》及他所编辑的教科书中。但夸美纽斯并不满足，拟编写一部全面介绍当时科学知识成果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泛智论》。夸美纽斯的想法得到英国社会名流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的大力支持。在哈特利布的支持下，英国于1637年出版了他的《泛智论写作计划》（Intimations of a Universal Science）。哈特利布还将此书寄送欧洲各国知名学者和各教派的领袖，征求意见，以便引起更多人的兴趣，帮助实现他的计划。

夸美纽斯得知上述消息后甚感欣喜，在对《泛智论写作计划》加以修改、充实后，于1639年以《泛智的先声》（Precursor of Pansophy）为名再次出版。此书的出版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注目，不少社会名流及著名学者（包括英国诗人弥尔顿、法国学者笛卡儿等）均对此书表示了浓厚的兴趣。笛卡儿曾对该书写过评论，称赞夸美纽斯是“具有深湛的理智和博大的思想的人，而且对社会福利显示了高贵的热情”[11]。

1641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关于组织学术委员会专门研究泛智论的决议，并邀请夸美纽斯前来领导这一拟由多国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并创办能将其理想付诸实施的教育机构。夸美纽斯接受邀请后欣然前往伦敦。但不幸时乖命蹇，他刚刚抵英，就碰上了爱尔兰人的叛乱。动乱中，英国国会无暇顾及原先对夸美纽斯的任何承诺以及夸美纽斯的任何提议。

在英国逗留数月后，眼看英国内战短期内结束无望，这时，旅居瑞典的荷兰人盖尔（Ludevic de Gear）邀请夸美纽斯到瑞典从事研究工作。1642年8月，夸美纽斯来到瑞典。瑞典政府希望他为瑞典学校编辑系列教科书，并答应给捷克兄弟会以常年补助。当时，夸美纽斯的兴趣集中在泛智论的研究，而不是编教材，但他基于兄弟会的利益，同时期望瑞典政府能帮助他的祖国获得独立，因此考虑再三，终于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爱好，接受了编写教科书的工作。

按照和瑞典政府签订的合同，夸美纽斯在瑞典工作了6年，圆满完成了瑞典政府委托的工作。此时，夸美纽斯成为全欧洲最受欢迎的教育家。法国首相黎塞留（A. J. du P. Richelieu）邀请他赴法国协助建立一所科学院，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请求夸美纽斯给予帮助。欧美大陆的学者与教育家均与他建立了通信联系。

1648年，“三十年战争”终于结束。在签订和约时，捷克仍被划归德意志管辖，新教派别的信仰自由也未得到承认，捷克民族独立的希望破灭了。沮丧的夸美纽斯于同年回到了波兰列什诺。

1650年5月，捷克兄弟会在原大主教去世后，举行代表会议，深孚众望的夸美纽斯被推选为大主教。经再三推辞不允后，夸美纽斯毅然担起了兄弟会领袖的重任，但他钟情于教育工作的决心并未改变。

就在同年10月，夸美纽斯接受了匈牙利一位贵族的邀请，到沙罗斯-帕特克（Saros- Patak）创办一所泛智学校。夸美纽斯为他的理想学校拟定了一份计划，名曰《泛智学校蓝图》（Sketch of a Pansophic School）。这是一个内容甚为丰富的教育实验计划，但并未能完全付诸实施，拟议创设的7个年级实际只办起了3个即告终止。在匈牙利工作期间，夸美纽斯构思并完成了著名教科书《世界图解》（The World Sensible Thing Pictured）。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依据直观原则编写的课本，全书共150课，由插图及对插图加以解说的拉丁语、民族语课文组成。150篇插图及课文构成了一部颇具特色的小型百科全书，包括了比较重要的拉丁语词汇及民族语词汇。夸美纽斯想用它来对初学儿童进行家庭教育和启蒙教育。他在此书序言里说：“展现在诸君面前的这部书篇幅不大，但它是整个世界和整个语言的鸟瞰，里面充满了插图、事物的名称和描述。”[12]此书集中体现了夸美纽斯“泛智”的教育思想和直观性教学原则。此书出版后，由于图文并茂，生动有趣，不仅受到儿童的喜爱，也博得许多学者的赞叹。

1654年，夸美纽斯离开匈牙利回到列什诺。1656年，列什诺在波兰与瑞典的战争中变成废墟，他的所有财产及大批手稿、书籍均毁于战火。最令人痛心的是他几十年来所搜集和研究的关于泛智论的材料及许多尚未出版的手稿也付之一炬。

列什诺被毁后，年迈的夸美纽斯来到了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在这里度过了他流亡生涯的最后一站。荷兰政府对夸美纽斯这位杰出的教育家和爱国志士给予了很高的礼遇。1657年，根据阿姆斯特丹元老院的决议，荷兰出版了他的教学论全集。全集印刷与装帧极为精致。但过分考究的形式使很多人只注重欣赏其华美的外表，视之为荷兰印刷艺术的杰作，而忽略了它那博大精深的内容，其中包括对作者呕心沥血之作，在本书中首次公开刊印的《大教学论》反应冷淡，这使夸美纽斯在欣慰之余又感到莫大的痛苦和失望。

夸美纽斯晚年最重要的但未完稿的作品名为《人类改进通论》（General Consideration Concerning Human Improvement）。这是一部以拉丁文写作的7卷本巨著。作者从1644年开始构思。夸美纽斯试图在本书中全面规划改造世界及人类的蓝图。全书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与其过去的思想相比，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1668年，76岁高龄的夸美纽斯病倒了，感到生命的历程即将结束，缠绵病榻之际，他写下了最后一部自传性的作品《信仰的必要》。文中写道：“……我整个一生不是在祖国，而是在流浪中度过的，我的住所时时变动，没有一个地方我永久居住过。”[13]但他对自己能终生矢志不渝，做一个“追求理想”的人而感到欣慰。

1670年11月15日，夸美纽斯与世长辞，结束了坎坷动**、奋斗不息的一生。死后，遗留在世的各类著作达265种之多。

二、思想特点

作为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产儿，夸美纽斯的世界观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显得异常复杂，并充满矛盾。

就其世界观中进步的、并反映时代精神的一面而言，大致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是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夸美纽斯从青年时代起，阅读了许多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他表面上承认而实际上摒弃了中世纪天主教会鼓吹的“原罪说”[14]，高度赞美人的力量，对人所具有的智慧和创造力具有极大的信心。《大教学论》第一章标题是“人是造物中最崇高、最美好、最完善的”，即反映了这一思想。此外，夸美纽斯重视人的现世生活、现世幸福、现世利益；他崇拜自然，重视科学知识的作用，主张通过教育使人得到和谐发展，通过教育，认识万物，并利用万物享受人生乐趣。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企图利用科学知识去控制自然，追求幸福生活的合理要求，与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

其二是具有唯物主义感觉论思想。早在1613年，当时夸美纽斯还在赫波恩学院学习。就在这时的私人日记中，他曾以问答的形式写道：“一切认识是否都起源于感觉？”“头脑里的一切没有不起源于感觉的。”[15]这一论断实际上否认了天主教会宣传的知识来源于圣经、来源于神启的传统观念。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夸美纽斯的感觉论思想是承袭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苏联学者克腊斯诺夫斯基（A. A. Kpacновский）对此提出异议，并指出：反映培根唯物主义（感觉论）思想的重要哲学著作（如《新工具》等）1620年以后才陆续出版；1613年的时候，夸美纽斯不可能了解培根的哲学，因而可以认为夸美纽斯并没有依靠培根而独自提出了感觉论，走上了经验论哲学的道路。[16]然而，我们也不应因此否认作为17世纪先进哲学思想旗手的培根对夸美纽斯的重要影响，他本人也曾一再提到这一影响。如在1632年发表的《物理学》一书序文中，夸美纽斯以赞赏的语气提到了培根的著作，誉之为刚出现的“新世纪的灿烂之光”[17]3。在《泛智的先声》一书中，夸美纽斯认为，培根在其名著《新工具》一书中“揭示了探讨自然事物的正确方法”，还称赞培根的实验归纳法包含着“探求自然秘密的道路”。总之，我们不妨认为，夸美纽斯在其早年即已初步具有了唯物主义感觉论思想，而后来接触到的培根的著作丰富了他的思想，并给他提供了论证这一问题的理论根据。唯物主义感觉论思想构成了夸美纽斯教学认识论基础。

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构成了夸美纽斯进步世界观的另一重要特点。作为信奉民主与平等的莫拉维亚兄弟会的成员及领袖，夸美纽斯从教派传统中接受了民主主义精神的重要影响；作为一个备受欺凌的弱小民族和教派的成员，夸美纽斯自发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总之，夸美纽斯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地位，注定了他必然站在新兴的市民阶级、手工业者及平民的立场上，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表示愤慨，对劳动人民的不幸抱有深切的同情，并在其整个一生中，为了民族的独立、宗教信仰自由而不辞劳苦，辛勤奔波。夸美纽斯的民主主义思想充分反映在他的一系列教育主张中。

在夸美纽斯的世界观中，除了进步的一面外，也有落后的一面。神学在当时占统治地位，夸美纽斯从幼年时代就接受了宗教的深刻影响，成年以后又长期担任教职，因此，他并未也不可能挣脱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束缚，起码在形式上他必须借用宗教与神学的外衣来发表他的新思想、新见解。其世界观中唯心与唯物的因素及形式与实质的冲突导致许多矛盾。例如，他一方面确认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归之于上帝的创造；一方面重视现世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宣称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为来世做准备；在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上，他一方面正确地提出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承认“神启”的作用，认为《圣经》也是智慧的源泉。在夸美纽斯的晚年，由于受到别人怂恿，他还一度严重背离过平生的信念，出版过宣扬迷信的预言集。此外，在社会政治观点上，他虽然揭露、斥责了社会上的种种黑暗现象，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但并不反对社会的等级区分和君主制度，甚至将恢复民族独立、复兴祖国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恩赐上；他还把净化道德，使人心皈依上帝当作解救人类的主要手段。凡此种种，都反映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夸美纽斯世界观中进步与落后的因素、内容与形式的矛盾，都充分反映在他的教育思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