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托马斯·阿奎那的生平及主要教育活动

托马斯·阿奎那1224年年底（或1225年年初）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洛卡塞卡城堡。托马斯·阿奎那5岁时，他的父亲将他送进蒙特·卡西诺的本笃会修道院学习。这是一所由在529年拆除的阿波罗和丘比特神庙修建起来的、在西欧久负盛名并受弗雷德里希皇帝的自由思想影响较深的修道院。虽然修道院是一所高等学府，但也专门为儿童开设一些初步的课程，如听讲《圣经》故事、背诵祈祷经文、学唱圣诗圣歌、参与宗教仪式活动等。托马斯·阿奎那在那里接受了近10年的教育。托马斯·阿奎那14岁时，弗雷德里希二世与当时的罗马教会发生冲突，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指责他信奉阿拉伯哲学家阿威罗伊[1]的“双重真理”说，宣布他为异教徒，革除他的教籍。弗雷德里希二世乘机派兵进攻卡西诺山，解散了卡西诺修道院，托马斯·阿奎那不得不离开了学院。不久，他父亲又把他转入那不勒斯大学学习。除了继续研读未学完的学科外，他还主要攻读神学和哲学。

那不勒斯大学于1224年由弗雷德里希二世创办，为多米尼克修会负责管理。学校按照当时教会大学的设置，分文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哲学主要是在神学中讲授。这所学校的主要特点是鼓励思想开放和学术自由。当时，欧洲的社会正发生许多重要的变革。11世纪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世俗王权力量的增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开始由阿拉伯的哲学家介绍到西方，并广泛流传。以柏拉图哲学为理论基础的早期中世纪经院哲学，即奥古斯丁主义的经院哲学成为哲学界和思想界批判的主要对象。一些新的学派（如阿威罗伊学派）开始出现，它们竭力推崇亚里士多德主义，反对旧的柏拉图主义。柏拉图理论已不再是唯一的理论权威。受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在欧洲的许多大学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开始成为一门时髦的学科，一些师生以持有亚氏著作的拉丁文译本为时尚，弗雷德里希二世也鼓励那不勒斯大学开展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学习。由于受创办者自由思想的影响，一些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学者纷纷到校任教，一些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也前来任教，使得学校内各种主张、各种学说都可以自由表达，学术气氛显得十分活跃。在学校里，托马斯·阿奎那不仅学习了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等科目，更多地感受到了当时学校自由、活跃的气氛。在学习逻辑和天文时，他开始接受哲学教育，阅读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以及后来一些学者对此所做的评注。这个时期，一个名叫彼得的爱尔兰老师向他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和宇宙学著作。托马斯·阿奎那在这所大学里一共学习了6年（也有说是5年），学校中的自由思想和学术气氛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244年，托马斯·阿奎那加入了多米尼克修会，成为一名修道士，但这一做法使其家人大为恼怒，因为他的父母曾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本尼狄克会的教士或院长。在13世纪欧洲贵族的眼中，教士与修士是有明确区分的。教士一般是一种固定的职业，属于上等阶级，享有世人的尊敬；而修士是新出现的，是以乞讨的生活方式接近穷人、宣传福音的教士。托马斯·阿奎那的选择与其贵族的出身和其家庭观念大相径庭，不久就被他的两个哥哥绑架至家中，禁闭了一年多，但家人的这一强制手段并没有改变托马斯·阿奎那对教皇和教会的坚贞信念。在禁闭期间，托马斯·阿奎那阅读了《新旧约全书》《箴言录》和其他哲学书籍，并写了两篇关于形式逻辑的短文，即《论谬误》（讨论在标准的推理形式中容易出现的谬误）和《论模态命题》（关于必然性和可能性的问题），开始了他早期的哲学著述活动。在禁闭期间，他的两个哥哥还使用了美人计希望他回心转意、放弃修道士的生活，但托马斯·阿奎那对自己的初衷坚决不改。一年以后，托马斯·阿奎那的母亲只得恢复了他的自由，成全了他的志愿。

1245年，托马斯·阿奎那离开家，来到巴黎大学，拜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1206—1280年）为师，专攻神学和哲学。大阿尔伯特与托马斯·阿奎那一样，也是多米尼克修会的教士，在巴黎大学曾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任巴黎大学的神学教授。大阿尔伯特知识渊博，思想开阔，精通古代东西方的经典文献，特别是希腊和阿拉伯的自然哲学著作，曾专门编纂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其中动物学和植物学比较有名。大阿尔伯特生活的时代正是亚里士多德思想影响的时代，面对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新的思潮，他看到了基督教信仰面临的危机，试图用亚氏的学说来为基督教教义进行辩护。尽管大阿尔伯特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其做法对托马斯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托马斯·阿奎那继承老师的思想，结合基督教发展的实际，创立了庞大的基督教经院哲学的体系。在学习期间，托马斯·阿奎那就表现出了自己的才华，深受大阿尔伯特的赏识。不少传说记载，托马斯·阿奎那刚到巴黎大学时，是一个沉默寡言但酷爱思索的学生。由于他身材魁梧，行动迟缓，性格沉静，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西西里亚哑牛”的绰号。但老师大阿尔伯特认为他会有所作为，有意留在身边，重点培养。在一次大阿尔伯特主持的讨论会上，托马斯·阿奎那打破了以往的学生对问题只能做正方或反方论证的惯例，直接提出了本应由主持人做出的结论。尽管他的举动违反了常规，但他惊人的辩才和准确的判断使大阿尔伯特心中非常喜悦。阿尔伯特向全班学生预言道：“我们可以说他是一只哑牛，但是这只哑牛在学问方面的吼声将响彻全世界。”

1248年，托马斯·阿奎那随大阿尔伯特去科隆创办圣十字架学院。1250年，托马斯·阿奎那晋升为神父。1252年，托马斯·阿奎那受大阿尔伯特和多米尼克总会长的推荐，离开科隆去巴黎大学神学院主持神学讲座，开始了他的教育教学活动。

托马斯·阿奎那走向社会、从事教育活动的时期，正是他经受种种考验和磨难，初步得到教会认可的时期。在当时的欧洲，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还是相当复杂的，不仅有王权与教权的争斗，在教会内部还有教皇和地方教派以及不同教派之间的争斗。后者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是以原有的柏拉图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来阐述教会哲学，还是以当时新出现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基础来阐述和发展教会哲学的问题上。大阿尔伯特向多米尼克总会长推荐托马斯时，曾高度评价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学说所具有的较深的造诣。托马斯·阿奎那本人也深信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比较接近真理，不仅可以为教会所利用，而且还可以促进教会事业的发展。托马斯·阿奎那正是肩负着这样一种重托和满怀着这样一种神圣的信心来到巴黎大学的。但当时的巴黎大学并不是为托马斯·阿奎那准备好一切的。首先，受教皇直接领导和委派的多米尼克修会的会士，虽然拥有凌驾于本地神职人员之上的优越地位，但容易引起与本地神职人员之间的冲突；其次，当地的神职人员教师对多米尼克修会会士来校主持神学讲座表示强烈的不满，因为主持神学讲座便意味着拥有讲解神学的最高权威；再次，巴黎大学尽管也受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但坚持柏拉图主义、反对和排斥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教会保守人士仍有一定的势力。面临着这么多的挑战，进入巴黎大学的托马斯·阿奎那只能把自己的立足点定在教学的成功上。

在当时，神学院的教学主要是讲解《圣经》和《箴言录》，采取的方法主要是宣讲和辩论。宣讲时，教师在台上念一段经典著作，然后逐字逐句进行分析，同时举出一些问题加以解答。辩论时形式多样，也比较隆重，经常出现师生一问一答的对峙局面。托马斯·阿奎那到了神学院后，头两年主要讲解《圣经》，后两年讲解彼得·伦巴德的《箴言录》。为了在教学上站稳阵地，通过教学阐发自己的信仰和争取师生对自己的支持，托马斯·阿奎那对《箴言录》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并在注释中加以论证，阐明自己的观点。经过艰辛的工作，托马斯·阿奎那将原来30万字的《箴言录》，扩展为200多万字的巨著，名为《彼得·伦巴德〈箴言四书〉注释》。在这部巨著中，托马斯·阿奎那不仅引用教会历代的经典著作，也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其突出特点是一改过去沿用的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的先验论，而采用当时流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特别是其自然哲学思想，强调感性经验和客观现实，注重理性认识和后天证明，对基督教教义进行新的论证。在教学中，托马斯·阿奎那以其流利的口才、新颖的思想和清晰的论证，很快吸引了学生，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托马斯·阿奎那的做法却遭到教会内部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指责托马斯·阿奎那借用教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篡改基督教教义，标新立异，损害教会传统思想。在地方势力和保守势力的联合夹击下，托马斯·阿奎那于1254年被迫离开巴黎大学的讲坛。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不因一些保守派的反对而停止传播，也不因托马斯·阿奎那的一时失败而失去地位。相反，随着亚氏著作的不断翻译和介绍，西欧形成了研究和学习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浪潮。在这个浪潮面前，罗马教廷不得不改变策略，于1256年重新让托马斯·阿奎那返回巴黎大学继续主持讲座。托马斯·阿奎那回到巴黎大学后，不仅积极地进行教学活动，而且还开设多种形式的辩论会。在辩论中，托马斯也一改过去的风格，大胆迎接挑战，以其独到的见解，对神学上的任何问题，哪怕是十分复杂和深奥的难题，做到深入浅出的解答。有时，他还举行不限范围、不定题目的随问随答的辩论会，通过辩论和解答别人提出的问题，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扩大自己的影响。作为一名教师，托马斯·阿奎那除了讲课和参加辩论外，还应同事之邀写了两篇文章：《论自然的原则》和《论存在与本质》。这两篇文章分别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上的一些术语，被认为是托马斯·阿奎那哲学体系早期的重要著作。由于托马斯·阿奎那优异的教育教学成绩，巴黎大学校长于1256年建议授予其博士学位，并破格晋升其为大学教授。1256—1259年，是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大学站住阵地，并不断扩大自己影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以神学博士这一最高的荣誉资格进行教学，并全力以赴地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讲述《圣经》和讨论各种神学问题。他认为神学的中心问题是上帝创造一切，现实的一切变革均以上帝为目的，为宣传上帝服务。为了更好地把基督教神学的学习与社会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第一次主持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它涉及了哲学、神学以及社会现实等12个问题的讨论：上帝、天使和人的真理及对真理的认识，天命和预定，恩典和辩护，理性，良心和自由意志，情绪，狂喜，先知，教育等。在总共29个问题中，每个问题只涉及一个主题，但它本身又由许多个别的题目构成。例如，以真理为主题的问题，就由“什么是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吗？”“理解会有错误吗？”等12个辩论构成。在教学和辩论的基础上，托马斯·阿奎那写出了《论真理》一书。全书由253个辩论题目组成，字数在50万以上，成为托马斯·阿奎那教学活动的主要成果。在这本书里，他对真理做了三重区分，即真理以不同的方式分别属于实在、感觉和判断，而主要是在个体的判断之中。

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大学的教学和辩论活动，尽管遇到了各种阻力，也遭到教会内部人士的反对，但却使得基督教神学原来的颓势开始发生新的转机。托马斯·阿奎那的成功，使得教会人士看到，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柏拉图哲学一样，可以为基督教所用，并且重新确立基督教的权威。1259年春，出于对托马斯的赏识，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把托马斯召回意大利，让他任罗马教廷神学顾问，确立了托马斯·阿奎那作为神学的最高的学术和理论权威的地位。尔后，托马斯·阿奎那一直为历届教皇所器重。在这一时期，托马斯·阿奎那主要是在教廷任职，并到意大利的维坦博、奥尔维埃托、罗马、贝鲁莎、阿纳尼等地讲学。在意大利讲学的这一时期，托马斯·阿奎那完成了一项重要的著述任务，即《反异教徒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的撰写。这部书实际上是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前期工作分不开的，书中的前54章是在巴黎大学讲学时写的，其余的部分是在意大利期间完成的。全书分4卷，每卷100章左右，共462章，大约40多万字。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是要“竭尽全力弘扬公教信仰所宣布的真理，驳斥与之相反的谬论”，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为此，必须借助“人们都信赖的自然理性”，利用这些“理性所探究到的真理”去排除错误。同时，要使“理性所证明的这些真理同基督教的信仰互相协调一致”。该书的主要特点如下：公开、大量地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融入基督教的教义中，为基督教的各种神学命题做辩护；放弃了对原有的宗教假定的“自明真理”不进行论证的传统做法，对基督教神学重新进行了没有宗教假定的、详细的论证；适应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调和自然与超自然、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强调二者是统一的，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承认理性的地位的；注重综合和分析的运用，并在论证中充分地表述自己的观点。

1268年，托马斯·阿奎那又奉多米尼克修会总会长之命，再次赴巴黎大学主持神学讲座，并与以西格尔为代表的阿威罗伊主义派别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直至1277年，教皇指示严禁阿威罗伊主义在校园传播，才结束了论战。尔后，托马斯·阿奎那又专攻巨著《神学大全》的写作。托马斯·阿奎那的这部代表作开始于1265年（或1266年），历经10多年，直到他去世，只写出三部分。1274年，教会决定在法国里昂召开会议，以调解西方拉丁教会与东方希腊教会的矛盾。托马斯·阿奎那奉命赴会，但在途中一病不起，于3月7日逝世。托马斯·阿奎那去世后，他的一些学说曾遭到攻击，但最终罗马教会确认了他的地位。1323年，托马斯·阿奎那思想被奉为正统，其本人也获得“圣徒”“圣师”“天使博士”“哲学导师”等各种光荣称号。19世纪末，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钦定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为罗马官方的神学和哲学，要求世界各地的神学院和教会学校教授和学习。托马斯·阿奎那的教育思想也成为基督教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

《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是托马斯·阿奎那重要的代表作，是基督教一部经典的神学专著。尽管这部巨著没有写完，但该书充分体现了作者完整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因而，该书享有基督教第一部百科全书的美称。

《神学大全》是托马斯·阿奎那在教学时与论敌进行辩论的过程中形成的，也是他在对自己的早期著作进行修订、整理、充实，进一步总结、加工过程中形成的。《神学大全》全书分为三部分，有200万字。其中，第一部分是作者1267年在意大利教学期间写成的，共119个辩题；第二部分包括上下两卷，上卷有114个辩题，下卷有189个辩题，这一部分篇幅有100万字以上，被认为是托马斯·阿奎那所有著作中最著名的部分，是一部基督教伦理学著作；第三部分是全书最短的部分，只有90个辩题。关于此书的写作目的，托马斯·阿奎那在序言中指出，为了有利于初学者学习基督教真理，本书是按照初等教育教科书的方式编写的。但从全书的内容和结构来看，《神学大全》实际上是一部基督教神学辩护集，其各部分是由题和条而不是由章和节组成的。

《神学大全》第一部分的主题是哲学和神学。哲学和神学的关系或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是中世纪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中世纪早期，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混淆哲学和神学的区别，把哲学作为神学的附庸，强调理性是信仰的工具。在后期，受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响，一些哲学家，如阿尔伯特开始把哲学作为不同于神学的科学来对待，出现了主张神学和哲学彻底分离、用哲学批判神学的趋势，哲学和神学的关系问题又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阿奎那既要坚持神学的立场，保护神的地位，又要顺应历史的发展，进行必要的变通。这种变通就是承认哲学与神学的分离，但反对用哲学批判神学。这样，重新论证上帝便成为托马斯·阿奎那解说哲学和神学关系的重要支柱，成为《神学大全》的重要任务。上帝是欧洲哲学史上本体论在基督教中的表现形式，也是基督教哲学的核心问题。关于上帝的证明历来为基督教哲学家所重视。例如，在基督教历史上奥古斯丁和安瑟伦都十分推崇关于上帝的直觉本体论证明，即认为凡有上帝存在的观念必定有上帝的存在。托马斯·阿奎那指出，证明有两种：一种是先天证明，即从原因推断结果；一种是后天证明，即从结果推断原因。像奥古斯丁等人用先天证明来论证上帝是不成功的。因为把需要证明的结论当作证明的前提或原因是无效的，上帝观念的存在不是上帝存在的原因。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有效的证明应当是后天证明，即从我们熟知的事实或结果开始，推演其原因——上帝的存在。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五种关于上帝的证明。第一，事物运动的证明，即一个事物的运动原因是由另一事物在推动的，每一事物的运动总有其他的事物在推动，但“最后必然追溯到一个不为其他事物所推动的第一推动者，大家知道，这个第一推动者就是上帝”[2]。第二，事物动力因的证明，即没有事物作为自己的动力因，没有一个事物先于自己存在，每一事物都有一个先于自己的事物为动力因，这样追溯上去必有一个终极的动力因，这个终极动力因就是上帝。第三，对可能性和必然性关系考察的证明，即不是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而是有些事物是必然的，必然的事物都有其原因，但外在的原因不能无穷地推论下去，必有一个自身就是必然的东西，是其他事物必然的原因——这就是上帝。第四，事物完善性等级的证明，即一切事物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完善性，这种多少的完善性是与最高的完善性相比较而言的，因此可以肯定有一个最高的完善性——这就是上帝。第五，自然目的性的证明，即有些事物如自然物，虽无知识，却是有目的地活动着的，无知的东西是受着一个有意识的理智者的指导——这就是上帝。

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的五种证明从理论上扬弃了奥古斯丁主义的先天证明。它强调从事实经验出发，运用理性推理，从已知推究未知，从结果推究原因，遵循的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由感性上升为理性的认识路线。尽管这种后天证明仍是论证预定的结论，但在形式上为承认物质世界，承认客观规律，承认哲学理性的地位，为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现实社会打开了通路。

《神学大全》的第二部分是作者在巴黎大学撰写的，主题是伦理学。伦理学思想是托马斯·阿奎那教育思想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而他的伦理学思想又受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其中关于“至善”和“幸福”的思想。对于这个问题，我国的学者有较深入的研究。有的学者指出，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亚里士多德虽然提出了人人都趋向善和幸福的命题，可缺乏对上帝的认识。因而，只能分析现世和暂时的部分的善和幸福，认识不到至善和至福，从而无法解释人生的最终目的。亚氏所理解的现世的善和人间幸福与基督教所理解的最高的善是有差距的。结论是，亚氏的伦理学是不完善的，需要用上帝的原则加以补充。[3]也有的学者指出，托马斯·阿奎那“至善”论是以上帝的至善为原因的结果。道德活动的终极目的不是幸福，而是上帝。幸福和上帝分别代表了共有的善和最高的善。虽然人们不一定知道具体的善与最高的善的因果联系，但可以从一个具体的目标与共有的善之间的联系断定它有善的品格。因此，人类道德服从的目的是幸福，不是上帝，人类幸福和上帝并无必然的联系。[4]这些研究表明，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是建立在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改造的基础上的，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人类社会现实的具体的善和共有的善的关注。正因为如此，托马斯·阿奎那在伦理学的研究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的《神学大全》第二部分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伦理学的巨著。这一部分共分上下两卷，上卷讨论“一般伦理学”，主要从公共社会生活、个人行为和心理等方面研究一致公认的伦理道德问题，其中不仅分析了德行问题，还论述了各种法律。下卷讨论“特殊伦理学”，即从基督教义的角度来论证人的行为的规范性，其中提出了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德行与罪行等问题。《神学大全》的第二部分在基督教神学教育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推崇为基督教的伦理教科书。

《神学大全》的第三部分是作者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写的，主题是教理神学，主要论述神学的“道成肉身”“基督救世”学说，以及基督教中洗礼、圣餐礼、坚信礼和忏悔礼四项圣事的性质和作用。总之，这一部分仍是通过对神学圣事的一般的阐述，为神学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证明和依据。

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发表以后，赢得了当时基督教世界的极大重视和高度评价，成为基督教思想的重要的理论基础。《神学大全》最早曾被译成希腊文和亚美尼亚文，后又翻译成英、法、德、意、荷、日等多种文字，并出版过多种版本。在我国，1950年曾翻译了该书的部分内容，名为《神学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