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承继古典传统——拜占庭教育的主要特征

（一）继承、保存和传播古典文化的世俗教育体系

溯本求源，拜占庭教育的基础植根于罗马帝国时期，与罗马帝国东部的教育有着密切的连续性。因此，为更好地、完整地了解拜占庭教育，有必要追溯到罗马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之时。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移都君士坦丁堡后，把教育作为国家一项重要活动。他认为，帝国要充满生机地长存下去，至关重要的是要保持罗马帝国的传统。他指出，“坚持古代的传统是未来时代的准则”[2]。而达到这一目标，必须依靠教育。为补偿战乱给文化教育事业带来的损失，他慷慨资助教学活动，鼓励学者到君士坦丁堡讲学。君士坦丁首先恢复了停止已久的由政府支付公共教师薪金的传统，随后，又颁令做出具体规定：豁免公共教师一切赋税和劳役；不可强占公共教师的房屋驻扎军队；任何人必须尊重公共教师；任何人不得伤害公共教师或对他们提出起诉；按时付给公共教师薪金。君士坦丁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他们能够顺利地教许多人学习人文学科”[3]。君士坦丁以后的几个皇帝继续遵循和贯彻了这一振兴教育的政策。

君士坦丁等人一系列奖掖文化振兴教育的做法，极大地促进了帝国东部，尤其是君士坦丁堡世俗教育的繁荣，大批学者由帝国西部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如果说公元前3—2世纪末希腊化影响罗马帝国时，众多学者由东部进入罗马城，其声势犹如潮水一般，那么，这次涌入君士坦丁堡的学者，景象恰似回潮。君士坦丁堡同文化名城雅典、亚历山大、安提阿、贝鲁特等，成为帝国文化教育中心。

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408—450年在位）统治期间，于425年首创君士坦丁堡大学，延揽全国各地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学校共开设31个讲座，其中希腊语10个，拉丁语10个，罗马演说术3个，智者派学说5个，法学2个，哲学1个，学生修业5年。学校坐落于宫廷附近，狄奥多西二世将藏书达12万册的宫廷图书馆附设给了学校。君士坦丁堡大学一时竟成为全国最大的教育机构，尤其是529年雅典学园关闭后，它成了拜占庭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化的中心。

七八世纪，拜占庭内部旧有的奴隶制已经解体，封建制尚未确立，军事贵族之间连年混战，人民起义连绵不断。拜占庭东部各省相继被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占领，进入多瑙河南岸的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屡犯拜占庭北疆。处于内忧外患打击下的拜占庭，文化教育事业普遍衰落。国家举办的教育事业销声匿迹了，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大学几度中断。

9世纪中叶，封建制度在拜占庭初步形成，国家政权相对稳定。869年，帝国政府重建君士坦丁堡高级学校。这标志着拜占庭世俗教育摆脱了困境，古典教育再次步入繁荣。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利奥（Leo）被任命为校长。学校开设哲学、修辞学、几何学、天文学和语言学等讲座。利奥亲自主持哲学讲座，其他几个讲座由他的两位老师以及得意门生执教。后来学校又陆续增加了数学、音乐、文法、法律、医药等科目，聘请著名学者讲授。学校很快成为全国古典教育和古典研究中心。慕名前来求学者，不仅有拜占庭各地青年，而且还有一些阿拉伯和西欧青年。

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Ⅸ，1042—1055年在位）统治期间，再次下令重组君士坦丁堡大学，把学校分成法学和哲学两院，任命著名学者希菲林那斯（Xiphilinus）为法学院院长。君士坦丁九世注重法学教育，旨在培养国家急需的官吏和律师。为此，法学院着重实用知识的传授，凡到该院学习者，必须受过基础教育。学生毕业后，要进行专门司法学习。哲学院院长由学高望重的巴塞罗斯（Psellos）担任。巴塞罗斯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谙熟哲学、修辞学、文学、算术、几何学、音乐、天文学、法学、医药学等学科。在巴塞罗斯主持下，哲学院成为拜占庭哲学和其他世俗学问的研究中心，声誉日隆，西方的塞尔维特人、东方的阿拉伯人以及北非各地青年纷纷前来就学。

13世纪初，十字军发动第四次东侵，矛头直指拜占庭。1204年，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对君士坦丁堡大肆劫掠。大量古代艺术珍品被运往欧洲，藏书宏丰的君士坦丁堡图书馆被付之一炬。古典文化蒙受浩劫，古典教育在拜占庭几乎绝迹。1261年，米凯尔八世（Michael Ⅷ）收复了君士坦丁堡，随即在君士坦丁堡掀起了一场“巴列奥王朝复兴运动”，即对古典文化的复兴。皇帝米凯尔八世亲自制订计划，恢复拜占庭教育。他委任政治家兼学者阿可诺波利（G. Acnopolites）重振拜占庭教育。阿可诺波利亲授数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直到十四五世纪，较之邻国，拜占庭教育仍保持相对发达的水平，国家对教育依然关注，政府继续控制和资助公共教师。

值得一提的是，拜占庭在国家举办的教育事业中，继承了罗马帝国时代的传统，重视法学教育。不仅因为政府需要大量懂得法律知识的官员，而且，由于拜占庭工商业发达，尤其是君士坦丁堡地处交通要道和商业贸易中心，来往商旅络绎不绝，商业纠纷诉讼案件频频发生。因此，拜占庭人特别重视继承和研究罗马法律。前已谈及，君士坦丁堡大学自成立之日起，便设立法学讲座，贝鲁特等地也设有国办专门法律学校。查士丁尼时期（Justinian，527—565年在位），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掀起了宏大的法学学术运动。这一运动和查士丁尼的立法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查士丁尼雄心勃勃，极力扩张疆土，企图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版图。为统一民心和法度，他于528年任命一专门委员会，致力编纂一部完备的法典。534年，这一工作最后完成，法典总称《民法大全》，共包括《查士丁尼法典》《法理汇要》《法学总纲》和《法令新编》四部分，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法典。

法典编纂完毕后，查士丁尼为使法律广为众人知晓和遵行，达到加强统治的预期目的，大力推行法学教育。他在君士坦丁堡和贝鲁特等城市创建和重组法律学校，学生修业年限为5年。第一年上半年学习《法学总纲》，随后三年半里，研习《法理汇要》，第五年学习《查士丁尼法典》。由于《民法大全》卷帙浩繁，教师常选择重要章节辑成教材。查士丁尼以帝王之尊亲自为教科书撰写序言，并钦命专门教授讲解。教学方法大致是，教师列举相同或相似的法案，比较法理学家不同的观点，学生之间展开争论，最后教师阐述自己的见解。

在拜占庭世俗教育体系中，除国家举办的世俗教育体系外，私人讲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各城市中私人讲学之风盛行，学者们私立学校，招生授业，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教育传统。因学生须缴学费，只有“父母担负起学费的儿童才能接受教育”[4]。

私人开设的学校在程度和教学内容等方面不尽相同。他们有的开办初级学校，具有蒙学性质，其学生学习内容包括正字法、文法初步知识和算术初步知识。教科书多采用希腊化时代的注释，也有拜占庭人编写的教科书。《荷马史诗》备受青睐，教师常常要求学生整段背诵，甚至记诵全诗。因此，当时在拜占庭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非常熟悉《荷马史诗》。11世纪女作家科慕宁（Comnena）在她的历史作品《亚历塞传》中，66次引述《荷马史诗》的内容，极少在引文前加上“荷马云”之类的词句，否则，会给人以画蛇添足之感。初级学校一般也将有关《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的知识列为教学内容。

中等教育机构为文法学校，教学内容以古典知识为主，以古代希腊优秀作家的作品为蓝本，采用希腊化时期或拜占庭人的注释。也有许多学者开设学校，专门讲授较为高深的知识。前面提及的著名学者利奥就是通过向私人教师求教的方式来提高和完善其修辞学、哲学和数学等方面的知识的，他在担任君士坦丁堡大学校长之前，也曾从事私人讲学。

私人讲学是拜占庭传递古典文化的重要方式，即使在七八世纪拜占庭教育步入低谷时，私人讲学也从未中断过。尤其是11世纪，由于拜占庭私人讲学之风达到极盛时期，受过教育的人数激增，“具备读写能力的人，并不能显示出比同时代人格外优越”[5]。文书行业已不是以往那样高贵的职业，而成了普遍习见的行业。一位失业的作家曾被人劝告道：“靠抄写谋生吧……做个抄书匠吧！”[6]

（二）神学为体、古典知识为用的教会教育体系

4世纪初，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取得了合法地位，基督教势力迅速膨胀。可是，到4世纪中期时，基督教教会仍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教育政策，更谈不上建立系统的基督教学校和形成完善的基督教教育理论。不过，此时，帝国东部的希腊教父已经开始著书立说，阐述有关基督教的教育问题。按照希腊教父的理解，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上接于神的教民，教育的首要职责是让教民虔诚读经而信仰上帝。因而，圣经和基督教教义必然是基督教教育的核心内容。但是，这一时期的教父们继承了早期希腊教父们的传统，强调神学为体的同时，并未贬斥古典知识，而是主张古典文化知识，特别是希腊哲学，作为基督教教育的辅助来论证和阐明神学问题。他们甚至主张年轻的基督教教徒要接受系统的古典知识教育。这与西部教会敌视和排斥古典世俗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东派教会对古典文化抱有极大的宽容态度，始终采取吸取和利用的原则。

东派教会的主要教育场所有修道院学校、座堂学校和堂区学校。修道院学校源于基督教修行制度。东派教会修行制度的特点是提倡善行，注重祈祷、读经和生产劳动，反对苦行主义。为了很好地阅读《圣经》，东派教会强调对修道士实施教育，规定年轻的修道士都应学习阅读。9—10世纪，宏大的修道院运动风行于拜占庭，修道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地，规模较大的修道院均专门附设学校。修道院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也兼有修辞学、哲学等较高深的古典学科。

座堂学校也是教会开办的高级学校，致力于神学研究和教学，培养教会高级人士。座堂学校一般附设于都主教和大主教所在教堂。6—l1世纪是座堂学校在拜占庭境内发展的高峰时期，各大教区竞相设立座堂学校。680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主教公会上，东正教发布教育通谕，规定任何教士都可以把子侄或其他男亲属送到座堂学校或修道院学校读书。座堂学校的主要学科虽是神学，但也传授某些古典世俗学科，作为学习和研究神学的基础和辅助。因此，学校教师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神学学科教师，另一类是世俗学科教师。座堂学校培养出来的“护教士”们，大多擅长雄辩，熟悉希腊哲学思想，能用哲学观点来解释一些宗教问题。6世纪创办的君士坦丁堡大座堂学校，是拜占庭历史上最著名的座堂学校。它存在时间也比较长，始终与世俗的君士坦丁堡大学相颉颃。凡到该校任教者，都要经过严格的考核，最后由君士坦丁堡教区牧首斟选确定。学校设立固定神学讲座，每个讲座围绕一个专门宗教课题，例如设有《福音书》《使徒书》《诗篇》等讲座。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基督教经典著作。除神学讲座外，还有固定的哲学、文法、修辞学讲座。当时教会权威人士荟萃于此，著书立说，主持讲学，传播和阐述基督教教义与神学原理。这所学校不仅是教会学校最高学府，而且成为拜占庭帝国基督教神学研究中心。

东派教会比西派教会更早地关注一般基督徒子弟的学校教育问题，也比西派教会更早地提出教士应承担教师职责的问题。早在381年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宗教会议就颁布敕令，在城镇和乡村建立学校，免费教育儿童。529年威桑教会会议，明令“所有教区的神甫，须接纳未婚男女青年进入教堂，教导他们唱赞美诗，上宗教课，学习基督律法，以便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接班人”[7]。采用这种方式，教区的每个教堂逐渐兼具了教育儿童的职能。680年召开的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再次颁布通谕，指示城镇和乡村的教士要开办学校，基督教徒可以送子弟入校学习，并要求教士们不得强索学费或其他报偿，除非家长自愿酬谢。从以上几个文件可以推断，拜占庭较小的城镇和乡村，已有教士开办的堂区学校，面向世俗儿童，教授一些读写基本知识和基督教教义。

二、巴西勒和克利索斯托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一）巴西勒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巴西勒（St. Basil，约329—379年）出身于小亚细亚一个显贵的基督教家庭，受家庭影响，笃信基督教，早年接受了系统的基督教教育。青年时代到君士坦丁堡和雅典接受古典教育，曾一度准备从事律师职业和做雄辩家。回到家乡后，正值基督教修行主义风靡东派教会，巴西勒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修行会团，建立修道院，从此献身修道院生活。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最早产生于东派教会，巴西勒是集体修行的积极倡导者，力主将修道院制度和教会两者调和起来，并制定了一整套修道院制度，为东派教会修道院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和制度上的基础。拜占庭修道院制度基本上一直沿用着巴西勒所定的那套方针办法行事。巴西勒特别强调修道士的教育。他规定年轻的修道士应置于年长修道士的管理下，学习阅读。阅读的内容和顺序是先掌握字母、音节，读认单词，然后学习格言和小故事，直至可以阅读《圣经》。读经、祷告和工作是每位修道士每天必修的功课，巴西勒还主张把修道院的教育对象扩大到世俗儿童身上，只要父母同意，就可以把他们的子弟送到修道院接受教育。

在论述基督徒教育问题时，巴西勒坚持神学是整个教育的王冠，《圣经》是全部教育的核心，但巴西勒并没因此贬斥古典知识教育，把古典知识排斥在教育内容之外。相反，他认为，古典知识不仅同基督教教义无冲突，而且有助于纯洁青年的灵魂，培养青年的道德情感。他曾说，“荷马的所有诗歌，是颂扬一种善行”[8]。故而，巴西勒鼓励年轻的基督教徒不仅要钻研《圣经》和基督教教义，而且要求他们学习古典文学、哲学和历史等知识。他身体力行，将自己的学生送到挚友、著名修辞学家利巴尼斯（Libanius，约314—393年）门下，接受系统的古典教育。但是，在学习古典知识方面，巴西勒认为，不能全盘接受，要有所取舍。取舍的重要依据看是否增益青年的道德情操。巴西勒为指导青年学习古典作品，专门撰写《致告青年如何有益地阅读健康作品》一文，建议青年有所选择地学习古典作品。他举例，青年应从诗歌中学到扬善贬恶的品行，以滋养趋善的心灵。对诗歌中描述的良言善行，要尽情效仿；反之，浊语恶行，要像《奥德赛》中所描写的人们害怕听到海妖的歌声一样，堵上耳朵，“免得在欣赏美丽词句的愉悦时，不理智地接受了一些错误的思想，恰似吃下掺着毒药的蜂蜜”[9]。

（二）克利索斯托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克利索斯托（Chrysostom，约347—407年）出生于安提阿，青少年时期接受传统教育，曾研习修辞学、哲学和法学。370年，克利索斯托受洗入教，并于397—404年担任君士坦丁堡教区最高首领牧首一职。他长于布道，擅于辞令，有“金口”之誉。克利索斯托所处时代，正是基督教蓬勃日上的时期。但是，在罗马帝国东部，所谓异教势力十分强大，特别是395年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以后，反映在教育上，基督教会虽已开办了学校，但是为数寥寥，远不能适应基督教的发展。广大基督教徒面临着一种选择，要么将子弟送入世俗学校，要么做个目不识丁的基督教徒。西派教父普遍认为，宁可选择后者，以避免“异教”文化亵污儿童的灵魂。克利索斯托则完全无惧于此，主张把儿童送到世俗学校学习古典知识。

为防止儿童进入世俗学校学习古典知识的时候“失去完整的灵魂”，忘却基督教信仰，克利索斯托指出，最为积极有效的方法是把家庭作为坚定的基督教教育场合。他宣称，在拜占庭“每一幢房屋就是一所教堂”[10]。父母应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职责，“在摇篮期就开始教育他，把良好的规矩铭刻于他心中，使任何人无法涂抹掉它们”。这样，儿童“像打上印记的蜂蜡”[11]，不用再担心他们接受古典教育时，污染纯洁的灵魂。为此，克利索斯托专门撰写了一部题为《父母抚养子女的正确方法》的著作，来探讨基督教徒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全书共90章，最后一章还涉及女童教育问题。

克利索斯托认为，父母在家庭中给予儿童最基本的教育是学习《圣经》和教父作品。他指出：“对《圣经》的无知是一切罪恶的根源。”[12]《圣经》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对于儿童未定型的灵魂，《圣经》可以提供最适当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他从《旧约》中选取了7000条语录，从《新约》中选取了11000条语录，作为儿童学习《圣经》的内容。克利索斯托把儿童的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重视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在这点上，他赞同古代罗马道德教育传统，希望父亲担当起儿童的导师，通过实际生活实施道德教育。例如，对儿童反复灌输道德准则，不厌其烦地通过示范来形成儿童的品性；用鼓励或奖励来维护正确的行为；用沉默或不高兴的表情以示反对，等等。克利索斯托的理论中虽然没有教鞭和棍棒的位置，但是，他强调纪律仍是必要的，尤其父亲应严格监察儿童的行为，避免其受到周围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克利索斯托把儿童的头脑比作一座城市，视、听、闻、触的感官是城门，为保持“城市”的清洁，必须小心把守“城门”。为此，儿童禁止进入戏院和公共浴池，因为那里有对年轻人不良的、过分的刺激；儿童不得跟“下贱”的奴隶接触，家庭奴隶必须严格挑选，以免儿童沾染上不良的行为。克利索斯托也坦言，无论如何预防和教育，儿童肉体中都存在着邪恶的欲望，并随时有爆发的可能。他写道：“医学手册告诉我们这种欲望在15岁以后同暴力相关，我们如何才能拦住这匹野马呢？我们要做些什么？要怎样束缚住这匹野马呢？”[13]克利索斯托认为，除非依靠《圣经》禁令，否则不能遏止肉体邪恶的欲望。

巴西勒和克利索斯托作为东派教会希腊教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教育主张代表了东派教会人士的教育观点和倾向，反映了拜占庭早期基督教教会对教育的态度，一直影响了拜占庭教会的教育实践。

三、利奥和弗提乌斯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一）利奥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利奥是9世纪拜占庭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关于他的生卒年代说法不一，大约生于790年，卒于869年。他于840—843年曾任希腊帖萨洛尼卡（Thessalonica）地区大主教。利奥早年在君士坦丁堡接受初级教育，按照当时拜占庭世俗教育的通行做法，学习读、写、算、文法、诗歌等一些初步知识。青少年时代，他遍访君士坦丁堡名师，接受修辞学、哲学和数学等方面教育。有一段时期，利奥在拜占庭境内四处访问著名修道院，搜罗古代典籍，常常隐居山林之中，如饥似渴地汲取古典文化营养。为了渴求知识，增益学识，他也曾远足欧洲各国游学。无奈欧洲大陆正值基督教教会一统天下，垄断了文化教育事业，世俗文化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浩劫。利奥形容欧洲大陆是一片智力荒漠，见不到任何知识的绿洲，欧洲大陆的文教状况令他大失所望。

利奥返回君士坦丁堡后，立志振兴古典文明。他设立学校，招生纳徒，传播古典知识。由于利奥学识渊博，学校很快吸引了一大批学生。9世纪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之间战争频繁，利奥在前线担任官员的一位学生被阿拉伯人俘虏。当时，阿拉伯帝国处于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哈里发延揽人才，奖励学术，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利奥的这位学生偶然参加了哈里发举办的宫廷学术沙龙，他的欧几里得几何学造诣使众多的阿拉伯学者和哈里发折服，利奥也因此声名远播阿拉伯帝国。哈里发求贤若渴，以帝王之尊亲笔致信利奥，特准利奥的学生携信回到君士坦丁堡，邀请利奥到阿拉伯帝国讲学。拜占庭皇帝闻听此事，对利奥礼遇有加，钦定利奥担任君士坦丁堡公共教授职位，并拨出专门场所和资金，聘请利奥主持讲学。后来，哈里发又专门致信拜占庭皇帝，恳请利奥到巴格达讲学，信中写道：“勿以宗教之歧异，国土之不同，而拒余之请。对于友朋，固应尽其友谊。果如所请，余将报君以黄金百两及永久之联盟与和平也！”[14]终因拜占庭皇帝不忍割爱，哈里发未能如愿以偿。9世纪中期，利奥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学校长，在他主持下，君士坦丁堡大学重新成为拜占庭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化的中心。

利奥非常推崇古典文化，他本人学识渊博，通晓古代希腊哲学、几何学、天文学、修辞学、音乐、代数等学科，尤其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研究造诣颇深。利奥认为，拜占庭世俗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向人们传授古典知识。从流传下来的利奥的一些日记片断，我们可以看到他极力主张向学生传授广博的古典知识。利奥指出，学生学习古典知识的捷径就是大量地阅读和研究古典原著，这些原著既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也包括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的修辞学、几何学和天文学等原著。他本人整理和编写的《希腊文集》是学生学习希腊语知识的基础和入门教材。利奥甚至鼓励学生学习一些实用科学知识。作为一名数学家，他精通机械学，是拜占庭名闻遐迩的能工巧匠。利奥为拜占庭皇室设计制造了许多机械器具。据一位西方使节描述，在拜占庭皇帝宝座前陈设着由利奥设计制造的鸟兽铜器，旋转按钮，一只只鸟儿可以发出悦耳的鸣叫声，伏在地上的铜狮子摇头摆尾，发出阵阵吼声，皇帝的宝座也可以随意升降。据说，拜占庭由首都君士坦丁堡通向各地的烽火报警系统也是由利奥发明设计的。

（二）弗提乌斯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弗提乌斯（Photius）是9世纪拜占庭文化复兴运动中最活跃的人物，在拜占庭古典研究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关于他的生平，没有详细准确的记载，一般认为，他生于810年，卒于893年，出身于拜占庭一个显赫的家庭，叔父曾任君士坦丁堡教区牧师。弗提乌斯从小在君士坦丁堡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师从过利奥。成年后，弗提乌斯在拜占庭政府和教会中担任过要职。855年，他被委任为拜占庭常驻阿拉伯帝国的使节，858—867年和878—886年，两度担任君士坦丁堡教区牧师。他担任君士坦丁堡牧师期间，极力强调按照希腊哲学观点和方法来论证神学，把希腊文化作为基督教教义、礼仪、习俗等方面的基础，加剧了东西教会之间的歧异。有关他的教学活动，流传下来的资料甚少，只有一些零星的资料记述过他曾担任过宫廷教师，也应聘在君士坦丁堡大学讲过学，更多的时候是在家中设学招生，传授知识。前面提及的“斯拉夫人的使者”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两兄弟就是弗提乌斯的得意门徒。弗提乌斯学识渊博，除精通神学外，谙熟哲学、修辞学、文学、历史、数学、声学、医药学、地理学等，是一位百科全书式学者。时人称誉他“在几乎世俗学问所有的分支上，超过了所有同时代的人，堪与古人媲美”[15]。弗提乌斯家中定期举办各种沙龙，邀请著名学者参加，有计划地阅读和讨论古典名著，涉猎范围很广。弗提乌斯的府邸遂成了君士坦丁堡的学术中心。

弗提乌斯生活的时代是拜占庭古典教育再次呈现繁荣的时期。但是，由于七八世纪战乱的影响和拜占庭境内多民族文明的交流和融合，古典知识失去了往昔的纯正，希腊语、拉丁语中的外来语和俚语日益增多，词义和词性发生了诸多的变化。面对新情况，弗提乌斯竭力主张维护古典知识的纯正性。他指出，继承和传播古典知识，必须首先维护古典传统，保证知识的规范化。为此，弗提乌斯下大力编纂希腊语和拉丁语词典。他编纂的《词典》（Lexicon）是一部词条相当完备的希腊语词典，词典中收集词汇之多，在拜占庭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弗提乌斯是保存、传播和学习古典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他本人学习和研究领域几乎涉及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每一个学术领域。弗提乌斯藏书宏丰，收集了大批的古代希腊罗马典籍。他的著作《典籍广览》（Bibliotheca），被史学界看作拜占庭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典籍广览》是一部评论性书籍，共包括280章，几乎涉及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每一位经典作家的作品。它每提及一本古代典籍，先简要介绍作者的个人传记，随后点评书籍内容，对每本书点评长短不一，从两行到70页不等。这部著作成为后人了解拜占庭文化和古代希腊罗马典籍的重要史料。

四、巴塞罗斯和希菲林那斯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一）巴塞罗斯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巴塞罗斯（Psellos）出生于1018年，去世年代说法不一，一说1078年，一说1096年。他是拜占庭历史后期著名的学者，是11世纪拜占庭文化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巴塞罗斯出身于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平民家庭，家境贫寒，幼年丧父。但是，他母亲非常贤惠，含辛茹苦，竭尽全力地为巴塞罗斯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巴塞罗斯的启蒙教育是在离家很近的一所修道院学校中完成的。他天资聪颖，入学不久就能熟练地背诵《伊利亚特》全诗。巴塞罗斯少年时代，他的两位叔叔已是君士坦丁堡颇有名气的学者。他毫不讳言地讲，两位叔叔对自己学业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位学校老师。巴塞罗斯16岁时，在叔叔引荐和资助下，师从于拜占庭著名学者莫罗帕斯（Mauropous）和尼西塔斯（Nicetas）。莫罗帕斯通晓希腊语和拉丁语，熟悉哲学、修辞学、几何学和法学等学科；尼西塔斯擅长文法学。他们是对巴塞罗斯一生学业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巴塞罗斯扎实的哲学、修辞学、文法学和法学功底，就是受业于莫罗帕斯和尼西塔斯的结果。

巴塞罗斯由于出身平民，没有庄园和其他财产，因此，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他曾做过律师，也曾在拜占庭政府中短期担任官员，然而，巴塞罗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从事教学活动，以教学和写作为生。他担任过公共教师，更长的时间在做私人教师。教学虽然是他赖以谋生的基本手段，但是，巴塞罗斯断然否定他从事教学仅仅是为了生计。他说：“我历尽艰辛获取知识并将知识传授给人们，绝不是为了换取金钱，我甚至用金钱资助那些渴求获得知识的贫寒之士。”[16]巴塞罗斯坦言道，他自己从事教学活动是为了保存和传播知识，保证古典文明成果的传递。

1045年，在拜占庭皇帝亲自过问下，拜占庭政府重组了君士坦丁堡大学。大学由哲学院和法学院组成，巴塞罗斯受聘担任哲学院院长，达到了其教学生涯的巅峰。巴塞罗斯的两位老师莫罗帕斯和尼西塔斯以及他的几位得意门生共同组成了哲学院的教师阵容。在巴塞罗斯的主持下，哲学院声名鹊起，吸引了拜占庭境内外众多渴求知识的青年。巴塞罗斯不无自豪地说：“尼罗河浇灌着埃及的沃野，我的唇舌则浇灌着他们的心灵。”“你若问波斯人和伊索比亚人，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慕我之名而寻我求教的。从巴比伦前来的人是从无餍足地饮我那智慧之水的。在众多国家之中，有的称我是学识的明灯，有的称我是心智的光辉，其余国家也以别种最为尊贵的颂语来赞誉我。”[17]虽然巴塞罗斯学术造诣很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他也曾谦虚地说：“确切而言，我无须孤芳自赏，也不能没有自知之明而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在知识的探究和思辨方面，我同先哲们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18]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巴塞罗斯的自谦之词，而且道出了绝大多数拜占庭学者的共同特征，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的保存者和传播者，而不是知识的创造者。

巴塞罗斯的思想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他对柏拉图推崇备至，在一切场合极力宣传和颂扬柏拉图的哲学观点。巴塞罗斯认为古典知识虽然由众多不同学派组成，但柏拉图的思想可以说鹤立鸡群，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因此，柏拉图的著作应该是学习古典知识的最基本的著作。他的著作《逻辑学》就是按照柏拉图哲学体系撰写的，这本书传入西欧后，受到普遍欢迎。然而，就某种意义而言，巴塞罗斯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更大。新柏拉图主义是3—5世纪发展起来的一个哲学学派，其是以柏拉图哲学，特别是以柏拉图的理念论和神秘主义为基础，糅合斯多葛派、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以及其他各种哲学思潮而形成的。它的最基本特征就是把柏拉图的理念论同神学结合了起来，强调所有精神的和物质的存在，都是从最高的精神实体流溢出来的。巴塞罗斯关于上帝和灵魂的解释，具有鲜明的新柏拉图主义色彩。

关于上帝是什么，巴塞罗斯认为，“上帝不是天空，不是太阳，不是任何可以感知的事物……也不是感官和智力能够触及的，上帝具有深不可测的本质”[19]。因此，人们对上帝的理解不能依赖自身的认知能力，不能靠知觉和理性去认识，而只能来源于对宇宙秩序的领悟，只能靠信仰和虔诚。显然，巴塞罗斯的观点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对于灵魂问题，巴塞罗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他认为，灵魂不是物质的和有形的，而是精神的和无形的，它往来于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之间。但是，巴塞罗斯并不把肉体看成是罪恶的根源，反对强调人世生活的绝望和无能。他认为不应该鄙视肉体，肉体具有积极作用，它是灵魂的“工具”，可以帮助灵魂认识现象世界的客体，从而反映出事物更高级的理念。他也不赞成原罪论，认为善与恶是相对的，一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并不是命运里预定的，善行能够帮助人们的灵魂顺利地回到上帝身边。巴塞罗斯并没有着意去界定或区分柏拉图思想和新柏拉图主义，而常常将两者看成是一脉相传的关系，特别是把后者看成是前者的继承与发展。

巴塞罗斯讨论有关知识和知识学习问题时，主张哲学院学生的学习要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学习文法和修辞学。文法学习要以希腊罗马原著为教材，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娴熟地掌握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语法结构，为今后学生正确地阅读和写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巴塞罗斯强调修辞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甚至认为“知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修辞学，另一部分是哲学”[20]。他指出，大部分人认识不到修辞学的重要性以及它与哲学的关系，意识不到学好修辞学是进一步钻研哲学的基础所在，特别是有些哲学家忽略用最美的语言和优雅的文体来表述他们的思想，致使他们的哲学变得枯燥而乏味。但是，巴塞罗斯同时指出，也不能纯粹为了追求华丽的辞藻和典丽的文风而忽视作品的内涵，走向另一个极端。

当学生完成文法和修辞学训练后，第二阶段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等课程。巴塞罗斯指出，这些学科的学习也是为将来更好地学习哲学打下基础。他说：“我重视这些学科，不仅逐个地学习，而且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研究，诚如爱皮诺米斯（Epinomis）所言，它们和谐一致地导向共同的结果。”[21]例如，巴塞罗斯认为，算术是联系具体有形世界和抽象无形世界的中介，可以帮助学习者形成抽象的观念，为进一步洞悉理念世界奠定基础；天文学有助于学生领悟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秩序，它不应当与占星术等同起来，运用一些低级的法术或幻术。巴塞罗斯甚至批评把雷电和地震当作上帝的惩罚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他认为这些都是自然现象，并试图从自然和理性上去寻找合理的答案。

最后一个阶段学习哲学。巴塞罗斯认为哲学是知识的最高形式，“没有哪门学科能够与哲学相伦比，它是从各门学科中抽象出来的，包含了各门学科”[22]。因此，只有扎实而完整地学习了其他各门知识，以宽广的知识为基础，才能进一步地学习哲学知识，也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有可能攀登上这一知识的顶峰。巴塞罗斯虽然运用新柏拉图主义观点来诠释《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但是他并没有因循希腊教父们的观点，把哲学看成是神学的奴婢。巴塞罗斯把哲学看成是各门知识的抽象和综合，不言而喻，哲学也是知识的王冠，它的地位并不低于神学。11世纪，西欧经院哲学体系初步形成，哲学界全神贯注地致力于调和基督教教义和希腊罗马哲学、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相比较而言，巴塞罗斯虽然也宣扬上帝要靠虔信去领悟，而不能靠理性去认识，但是，他提出，哲学和宗教是各自独立的认识领域，反对把哲学和宗教混为一谈，反对教会对学术妄加干预。巴塞罗斯的学生义塔罗斯（J. Italus）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观点，认为哲学和教会教义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应完全采取不同的途径探索真理，主张哲学和神学应该分离，全面地驳斥了被教会利用和歪曲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为此，他们师徒两人遭到了教会的残酷迫害。

（二）希菲林那斯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希菲林那斯（Xiphilinus）大约于1010—1013年出生于拜占庭的特比佐德（Trebizond）城，去世年代不详。他早年在故乡接受学校教育，青年时代来到君士坦丁堡接受高等教育，师从莫罗帕斯和尼西塔斯，成为巴塞罗斯的同窗好友。两人在求学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直保持终生。诚如巴塞罗斯所言：“在知识的王国里，我们相互砥砺，相互帮助。”[23]他们共同钻研学术，成为拜占庭名闻遐迩的学者，当时被传为美谈。然而，他们在学术观点上并不完全一致。希菲林那斯尊崇亚里士多德，他对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颇具微词，甚至直接批评巴塞罗斯的哲学观点。在学术研究领域方面，希菲林那斯对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君士坦丁堡最著名的法学学者和律师。1045年君士坦丁堡大学重组，拜占庭皇帝亲自为法学院选择校址，学院是在一所著名修道院的原址上扩建而成的，位于一座山脚下，面向大海，依山傍水，风景宜人。学院不仅拥有优良的教学设施，优秀的师资队伍，而且附设了一所图书馆，拜占庭皇帝诏令从全国各地官方和民间收集了大量的法学书籍充斥其间，为法学教学和研究大大提供了便利。希菲林那斯应聘为法学院院长，致力于法学教育，法学院很快成为拜占庭全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中心。

拜占庭继承了古代罗马帝国的传统，一向重视法学教育。然而，经历了七八世纪战乱后，拜占庭法学教育废弛。在谈到拜占庭法学教育现状时，希菲林那斯毫不讳言地指出，帝国法学教育糟糕到了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缺乏法学教育机构和专门人员，政府官员、法官、公证人和律师很少有机会接受严谨而正规的法学教育，他们只接受过普通教育，至多再加上一定的修辞学训练。即使有一些人接受专门的法律训练，也是靠师徒相传的方式，没有统一的法学教材，也没有标准和规范的法典作为教学依据。因此，一旦他们在实践中运用起法律知识，就会各行其是，随意引申和诠释，造成法律概念出现模糊不定、混淆不清、是非颠倒等现象，甚至使法律成了党派之间斗争的工具，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公正性，带来了不良的后果。这样一来，必然会危及拜占庭的统治秩序，也会造成犯罪现象蔓延。因此，希菲林那斯认为，拜占庭急需恢复法学教育传统，以培养政府官员和法律专门人才。希菲林那斯的观点恰恰迎合了拜占庭社会的现实需要。

希菲林那斯赞成由政府出面建立法学教育机构，集中优秀的法学学者担任教师，为年轻人提供一个接受正规法学教育的场所。希菲林那斯认为，法学院的目标就是为学生提供周全的法律知识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熟悉法律知识的政府官员或法学专门人才。学习法律知识必须以宽广而扎实的普通知识为基础，因此，希菲林那斯特别强调学生要学习和掌握希腊语和拉丁语，学习和掌握哲学、修辞学等知识。他以自身为例，说明学习其他知识是法学学习的基础所在，尤其是修辞学知识至关重要，是顺利学习法学知识的基础，万万不能忽视。希菲林那斯针对法学教育的特殊性指出，为了保证法学教育的质量和维护法学实践的规范性，每一位学生只有修完所有课程获得证书并从事一定时期的司法实习后，才有资格从事法律实践活动。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0页。

[2]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1，p.287.

[3]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85页。

[4] N. H. Baynes and H. St. L. B. Moss，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9，p.200.

[5] D. J. Geanakoplos，Byzantium：Church，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403.

[6]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1，p.312.

[7] F. Eby and C. F. Arrowood，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cient and Medieval，Prentice-Hall，1940，p.622.

[8] N. H. Baynes and H. St. L. B. Moss，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p.203.

[9] D. J. Geanakopios，Byzantium：Church，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een Through Contemporary Eyes，p.294.

[10] F. Eby and C. F. Arrowood，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cient and Medieval，p.603.

[11] F. Eby and C. F. Arrowood，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cient and Medieval，p.604.

[12] N. H. Baynes and H. St. L. B. Moss，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p.209.

[13] 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14] 格莱夫斯：《中世纪教育史》，吴康译，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61～62页。

[15] N. H. Baynes and H. St. L. B. Moss，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p.209.

[16] J. M. Hussey，Church and Learning in the Byzantine Empire，867—1185，Russell and Russell，1937，p.51.

[17] 曹孚等：《外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页。

[18] J. M. Hussey，Church and Learning in the Byzantine Empire，865—1185，p.75.

[19] J. M. Hussey，Church and Learning in the Byzantine Empire，867—1185，p.79.

[20] J. M. Hussey，Church and Learning in the Byzantine Empire，867—1185，p.62.

[21] J. M. Hussey，Church and Learning in the Byzantine Empire，867—1185，p.63.

[22]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309.

[23] J. M. Hussey，Church and Learning in the Byzantine Empire，867—1185，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