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帝的存在和真理论

奥古斯丁自己承认，关于上帝的知识是通过柏拉图的理念论而获得的。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使他认识到上帝是绝对精神、绝对的有、永恒的存在。他说：“我读了柏拉图派学者的著作后，懂得在物质世界外找寻真理……我已经确信你的实在，确信你是无限的……确信你是永恒不变的自有者，绝对没有部分的，或行动方面的变易，其余一切都来自你，最可靠的证据就是它们的存在。”[43]他又说：“你决不能否认存在着一个不变的真理……你不能说他是你的或我的，或者其他任何人的。他既存在着又公诸于一切认识不变真理的人，犹如光奇妙地既是私有的又是公有的一样。”[44]这真理本身就是上帝。当然“如果有什么比这真理更高尚的，那么他就是上帝。如果没有，则真理本身就是上帝”[45]。如果你发现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高于我们的理性，你还能不称之为上帝吗？“真理就是我们的上帝。”[46]“所以，无论如何，上帝存在你是无法否认的。上帝存在着，而且真实地、无与伦比地存在着。我认为，我们不仅对此信以为真，而且掌握着十分可靠的知识，尽管迄今它是极其脆弱的。”[47]由此，奥古斯丁得出结论：上帝的存在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上帝即真理，真理亦即上帝。一切真理都存在于上帝之中，真理以光的形式照耀出来。

二、知识论与知识教育

从上帝即真理出发，奥古斯丁论述了《圣经》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他说：“规则除了写在被我们称作‘真理之光’的书上还能在哪里呢？一切真理的规则被铭刻在这里；并且从这里被移植到正直的人的心灵。但是，这种转移是无形的，正如印章的图形被压在蜡上而无损于图章自身，这些规则在人的心灵上留下自身的印记。”又说：“谁认识真理，即认识这光，谁认识这光，即认识永恒，唯有爱才能认识它。”[48]因此，在知识教育的内容中，学习《圣经》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语言，是一切知识的泉源。鉴于此，学习《圣经》时，必须绝对服从其中的教诲，即便其中有晦涩难解之处，也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和独立判断。只能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

奥古斯丁虽然强调《圣经》的权威性，但他并不一概排斥世俗的学术和文化，而是认为世俗学术中的一些知识不仅有助于传播教义，而且有利于培养信仰。他说：“修辞学既然对坚持真理或反对谬误都有用，谁敢说体现在真理辩护人身上的真理在反对谬误时（会）解除武装呢？例如，那些力图说服人们什么是谬误的人，应当知道如何提出问题，以便使对方进入一种友好的或注意的或愿意受教的精神状态，而同时真理辩护人却又不知道这种艺术，有哪个愚蠢的人会认为这是明智的呢？”[49]他又说：“如果那些被称为哲学家的人，特别是柏拉图主义者说了一些确实为真的、与我们的信仰相一致的话，我们不应该害怕，而要把这些话从它们不正当的主人那里拿过来，为我们所用。”[50]奥古斯丁的这两段话表明，古典文化之所以能够为基督教服务，原因在于它们不是古典文化作者本人的发明，而是上帝恩赐给人类的精神财富，但却被“邪恶、不正当地奉献给恶魔”，因此，基督徒“应该取回它们，用于传授福音”。他曾以《出埃及记》里以色列人掠夺埃及人财富为例，说明基督徒也可以合法使用异教徒的精神财富，他指出：“异教徒各科学问不只是错误和迷信的幻觉、殚思劳神的谜团……也含有适合真理之用的自由学科教育、极为卓越的道德规则以及一神崇拜的真理。”[51]当然，奥古斯丁也清醒地认识到古典文化必须经过一番改造，才能被基督教所利用。他说：“以色列人在出埃及时带走的金银衣物与他们后来在耶路撒冷所罗门王统治的鼎盛相比是贫穷的，同样，从异教徒书籍中搜集到的有用知识与神圣典籍的知识相比也是贫乏的。不管人们从其他来源学习到什么东西，都要谴责有害的，包容有用的。”[52]“有害”与“有用”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圣经》，基督徒应在信仰指导下对古典文化进行去芜存真的清理。

从其对古典文化的态度出发，在世俗知识中，奥古斯丁更为注重“自由学科”。他认为通过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音乐、数学、天文等学科的学习，既可以使学习者进行比较、判断，学习到其中所含有的真理、卓越的道德规则和正确的论点，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认识永恒的存在，认识上帝的至真、至善、至美。在自由学科中，奥古斯丁最为重视修辞的学习和雄辩才能的教育和训练。他认为，只有掌握修辞与雄辩艺术，人们才能更好地赞美、歌颂上帝，宣传基督教的信仰，批判和驳斥各种异端邪说或世俗文化，说服对基督教仍心存疑虑甚至敌视的人们，从而有助于基督徒更好地坚持真理，并能够忠心耿耿地为教会服务。此外，奥古斯丁还非常重视拉丁语的学习和语法训练，认为对语法规则的遵守，既有利于遵守天主的律法，又有助于对《圣经》做出最深刻的理解，还能在法庭上在诉讼时进行正确的辩论。

奥古斯丁并不认为一切世俗知识都是有用的，都是应该学习的。他首先反对的是自然科学。他认为一切有关客观事物的知识，都是“虚妄的知识”，人类对自然界奥秘的探究，不仅毫无用处，甚至会导致对上帝的大不敬，因为他心中没有上帝。其次他反对史诗、悲剧和喜剧作品，认为这些作品的内容都是荒诞不经的东西，阅读这些作品理应受到惩罚。最后，音乐的学习应该有所节制，因为音乐是感性的，不应超越理性。

奥古斯丁主张应根据有用和有害的原则，以基督教原理作为价值标准，重新编写各科教科书，作为榜样，他亲自编写了逻辑学、修辞学、几何、音乐、算术和哲学等学科的入门教材。

三、认识论和教学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无须证明的客观存在，是绝对的真理，是无限而永恒不变的超越存在。那么，人是如何认识上帝的呢？

奥古斯丁从柏拉图主义的知识等级观念出发，把人们获得知识的能力分为感觉和理性两种。感觉又分为以身体为感官的外感觉和以心灵为感官的内感觉。人凭借外感觉把握外界有形事物，凭借内感觉把握外感觉，凭借理性把握内、外感觉，或者说，用理性对感觉的内容进行判断。这样，有形事物—外感觉—内感觉—理性构成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等级。他说：“很明显，有形事物被身体感觉所感知，身体感觉不能感觉自身；内感觉不但可以感知被身体感觉所感知的有形事物，而且可以感知身体感觉自身；理性却认识所有这一切，并且认识自身。因此，理性拥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53]因此，一切有理性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真理。但是，只有那些信仰上帝的人才能把真理之光的印记集合起来，使这些最初是模糊的印记突现为清晰、完整的观念，形成对上帝的认识。

奥古斯丁认为爱有两种：对尘世间美好事物的爱和对天国中上帝的爱。他认为人的感官可以认识万物，可以体验到尘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但却无法感受到上帝。只有对上帝的爱，才有光明，才有真理。如何去爱上帝呢？他认为只有反求诸己，从自己的灵魂入手，才能实现对上帝的爱。他说：“你究竟在哪里？……我暗中摸索于倾斜的坡路上，我在身外找寻你，我找不到‘我心的天主’。”[54]于是，“这样我逐步上升，从肉体到达凭借肉体而感觉的灵魂，进而是灵魂接受器官传递外来印象的内在力量，也是禽兽所具有的最高感性。更进一步，便是辨别器官所获印象的判断力；但这判断力也自认变易不定。因此即达到理性本身，理性提挈我的思想清除积习的牵缠，摆脱了彼此矛盾的种种想象，找寻到理性所以能毫不迟疑肯定不变优于可变，是受那一种光明的照耀……最后在惊心动魄的一瞥中，得见‘存在本体”[55]。“你指示我反求诸己，我在你引导下进入我的心灵……我用我灵魂的眼睛——虽则还是很模糊的——瞻望着在我灵魂的眼睛之上的、在我思想之上的永定之光。这光，不是肉眼可见的、普通的光……完全是另一种光明。这光在我思想上……这光在我之上，因为它创造了我，我在其下，因为我是它创造的。谁认识真理，即认识这光；谁认识这光，也就认识永恒。唯有爱能认识它。”[56]心爱又是如何认识上帝的呢？“我爱上帝之时，我究竟爱的什么？我灵魂之上的上帝是何人？我的灵魂将使我升入上天和上帝在一起。我将超越那股贯穿全身，使我神形归一的那股力量，我不能凭借那股力量找到上帝……然而我身上还有另一种力量，不仅使我生长，而且使我感到上帝创造并赋予我血肉之躯，这股力量使双目不听而视，使双耳不视而听，使其他所有的感官均各得其所，各尽其职。通过各种不同的官能，我一个人从事各种活动。”[57]即是说，因反求诸己实现了对上帝的爱，上帝赋予人以超越自我的力量，才认识了上帝，获得了真理。

奥古斯丁认为，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又是同对自我的认识分不开的。上帝赋予人超越自我的力量，既认识了上帝又认识了自我，使二者统一了起来。对真理的认识，就是在这种统一中进行的。由此，他进一步对作为主体的“自我”做了分析，指出人有灵魂和肉体，并对肉体感官的认识作用做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外界事物是通过感官而感知的。但是，他非常强调灵魂、理智的作用，认为“人身的感觉本该伴着理智，驯服地随从理智，仅因理智的领导而被接纳”[58]。绝不允许感觉超过理智而自为领导。因为感觉易为物欲所蒙蔽而成为其附庸，那样就不能认识上帝，也就不能认识真理。只有灵魂，才能“对无声无形的天主，能从他所造的万物而心识目睹之”[59]。灵魂给肉体以生命，上帝则是灵魂生命的生命。因此，认识上帝，获得真理，必须以上帝的启示为依据，通过对上帝的爱使灵魂升华，到达上帝的身边，得到“天启”，才能认识真理。

奥古斯丁的认识论还包含着对人的认识过程的较为细致的心理分析。如前所述，他把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和理性。记忆是联系这两种能力的中介，在人的认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他把记忆看作灵魂的府库，在那里储藏着无数的影像、概念、知识和情感。上帝赋予人超越自身的力量而进入这个府库，从而获得各种知识。他说：“超越找本性的力量，拾级而上，趋向创造我的天主。我到达了记忆的领域、记忆的殿廷，那里是感觉对一切事物所感受而进献的无数影像的府库。凡官觉所感受的，经过思想的增、损、润饰后，未被遗忘所吸收掩埋的，都庋藏在其中，作为储备。我置身其间，可以随意征调各式影像，有些一呼而至，有些姗姗来迟，好像从隐秘的洞穴中抽拔出来。有些正当我找寻其他时，成群结队，挺身而出，好像毛遂自荐地问道：‘可能是我们吗？’这时我挥着心灵的双手把它们从记忆面前赶走，让我所要的从躲藏之处出现。有些是听从呼唤，爽快地、秩序井然地鱼贯而至，一经呼唤便重新前来。” “在那里，一切感觉都分门别类、一丝不乱地储藏着，而且各有门户：如光明、颜色以及各项物象则属于双目，声音属耳，香臭属鼻，软硬、冷热、光滑粗糙、轻重，不论身内身外的，都属全身的感觉。记忆把这一切全都纳之于庞大的府库，保藏在不知哪一个幽深屈曲的处所，以备需要时取用。”“从同一库藏中，我把亲身体验到的或根据体验而推定的事物形象，加以组合，或和过去联系，或计划将来的行动、遭遇和希望……如果没有这些影像，我将无法说话。”[60]记忆对感觉材料的保存既然是一种“分门别类”的处理，它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活动的，记忆的规则不来自感觉，“记忆还容纳着数字、衡量的关系和无数的法则。这都不是感觉所镌刻在我们心中的，因为都是无色、无声、无臭、无味、无从捉摸的”[61]。这些规则是真理之光压入记忆体内的痕迹，记忆按照一定的规则区分、排别。记忆体内有两部分内容，一是来自感觉的材料，一是来自真理之光的规则。知识就是两者的结合。他说，“知识”（cogitare）这个词来自“集合”（cogere），“cogitare一字为理智所擅有，专指内心的集合工作”[62]。所谓集合，指心灵根据规则对感觉材料进行分析、综合，从记忆上升为概念的过程。他说：“概念的获致，是把记忆所收藏的零乱混杂的部分，通过思考加以收集，再用注意力好似把概念引置于记忆的手头，这样原来因分散、因疏略而躲藏着的，已和我们的思想相稔，很容易呈现在我们思想之中。”[63]

奥古斯丁还认为，在人的记忆中或在人的心灵中，有着共性、一般、普遍的知识，有着概念、学术方面的知识，其中包括文学、雄辩术、数学、法则等。这些知识都不是从感觉进入人的心灵的。它是人心中所本有的，是上帝所赐予的。人要认识它们，也只有凭上帝给予人的“灵魂的眼睛”“超自然之光”“智慧之光”，始能做到。对此，奥古斯丁举例证明说，如颜色、声音和气味，肉体的感官能够体验到的，可是它们意味的东西或意义本身“肉体的感官却无法感受，除了我的灵魂之外，别处哪里都看不到。在我的记忆中收集到的不是颜色等的印象，而是它们所意味的东西本身，这些东西怎样进入我的身体呢？如果它们能说话，请它们回答。我敲遍了我身上每一个门户，没有找到它们的入口处。……那么它们来自何处？怎样进入我的记忆中的呢？我不清楚。因为我获得的知识，不是靠别人的传授，而是来自我自身。对此我深信不疑，并且命令自己妥善保管，以便随意取用……可见这些东西早已存在我的记忆中，不过似乎隐藏得很深，如果不经提醒，一时不可能想起”[64]。因此，为了获得知识，只需抛弃一切物质的、感性的东西，从经验的世界中摆脱出来，接受“超自然之光”的照明，进行自我思维，就可以发现。或者说，人们之所以有真正的知识，就是对自己内心早已存在的概念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论，奥古斯丁认为教学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发现心中已有的真理，而不是去认识客观物质世界。教学活动，就是通过符号、言语、数等等，引起学生对其心中已有概念的重新认识”[65]。

奥古斯丁作为一个基督教神学家，其神学体系的建立，标志了基督教西派教会“拉丁化”的完成。一方面，它反映了西罗马帝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状况；另一方面，它却是基督教拉丁教会文化的典型，为以后基督教西派教会神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它在13世纪以亚里士多德理论改造基督教神学的托马斯主义兴起以前，一直支配着基督教神学与哲学。即使是19世纪末，托马斯主义被列为罗马教会的官方哲学时，奥古斯丁主义依然为新经院哲学家所继承和宣扬，现代法国著名经院哲学史家日尔松（Gieson）对奥古斯丁主义推崇备至，宣称“圣奥古斯丁的哲学著作，无论从其广度或深度来说，都远远超过早期基督教所有的思想论述，它给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人们到处可以发现它的印迹。它迄今还起着作用”。“奥古斯丁主义已经经历了15个世纪，谁也不可能预卜其终结。”[66]

奥古斯丁作为基督教教会的教育家，他所提出的以皈依和信仰上帝以及服务于教会的教育目的，以善恶论、原罪说、禁欲主义为道德核心，以《圣经》为中心教材，强调《圣经》的权威性和真理性，以经过改造的神学化的“七艺”为课程，以服从、体罚和神秘的内心反省为主要教育教学方法的思想，构成了中世纪教会学校的指导思想，影响欧洲各国的教育达1000多年。

奥古斯丁教育思想对西欧中世纪教育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从积极影响来看，他从信仰和理性的关系出发，认为世俗知识可以为基督教信仰所用的见解，为以后的神学家提供了如何利用和改造世俗文化的榜样，托马斯·阿奎那曾评价说：“圣奥古斯丁充分地利用了柏拉图主义者的学说，每当他看到这些人的教诲中与信仰相符合的东西，他采用之；当他看到与信仰相反的东西，则修订之。”同时，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既压制了古代文化中的怀疑、批判精神，又在神学的形式下保存和发展了古代文化中的某些前提、原则以及论证、求知的理性方法。这对于处于蛮族入侵、古代文化衰落之中的中世纪早期教会致力于保存古典作品，以及教会学校和修道院学校安排教育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为未来古代文化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条件。奥古斯丁对于基督教教育问题的若干见解，为整个中世纪教会教育以及教会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消极影响来看，奥古斯丁的上帝观和《圣经》的权威性、儿童原罪说、爱精神生活的天国高于爱物质生活的现世等，无疑影响了中世纪学校所盛行的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课程设置的宗教性、体罚、机械训练、教会对学校教育的垄断，使教育成为教会的工具，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手段等。

[1]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页。

[2]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30页。

[3] 《新约·罗马书》，第13章13、14节。

[4]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58页。

[5]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究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9页。

[6] 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65页。

[7] 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66～168页。

[8]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53页。

[9]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353页。

[10] 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69页。

[11] 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68页。

[12]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20～221页。

[13] 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43页。

[14] 引文均转引自叶秀山等：《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5～336页。

[15] 参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43～144页。

[16]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76页。

[17]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77页。

[18]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77页。

[19]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74～275页。

[20]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5页。

[21]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1页。

[22]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8～19页。

[23] 转引自徐宗林：《西洋教育思想史》，文景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24]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355页。

[25]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9～10页。

[26]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9～10页。

[27]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0页。

[28]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5页。

[29]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8页。

[30]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9页。

[31]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6～18页。

[32]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7页。

[33]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9页。

[34] 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50～151页。

[35] 转引自伊丽莎白·劳伦斯：《现代教育的起源和发展》，纪晓林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36] 转引自伊丽莎白·劳伦斯：《现代教育的起源和发展》，第29～30页。

[37]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71页。

[38] 徐宗林：《西洋教育思想史》，第74页。

[39]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60页。

[40] 以上详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72～173页。

[41]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361页。

[42]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357页。

[43]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33～134页。

[44] 转引自叶秀山等：《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第332页。

[45] 转引自叶秀山等：《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第332页。

[46]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48页。

[47] 转引自叶秀山等：《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第332页。

[48] 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48～149。

[49]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90页。

[50] 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42页。

[51]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43页。

[52]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43页。

[53]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147页。

[54]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91页。

[55]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31页。

[56]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26页。

[57] 引自A.弗里曼特勒：《信仰的时代——中世纪哲学家》，程志民等译，光明日报社1989年，第24页。

[58]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16页。

[59]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91页。

[60]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92～193页。

[61]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96页。

[62]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96页。

[63]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96页。

[64] 转引自叶秀山：《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第341页。

[65] 参阅戴本博：《外国教育史》（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页。

[66] 转引自叶秀山：《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第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