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我们的祖先对水神的信赖和感激之情，从很久以前就开始逐渐淡漠。越来越多的农民只有在遭遇旱灾时，才会向水神求雨，平时又说某个池沼的精灵会吃人、能引起暴风雨。从三轮明神的求妻神话演变而来的《蛇郎》,无疑体现了日本农民对水神的这种心理变化。我认为，这种演变背后，存在着一定的经济原因，即随着人口激增和生活技术的进步，日本人从高地迁居到水源丰富的平原，并确立了以耕作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最初人们认为山中的泉水和池沼等地，存在着赐予人类幸福的神灵。有些家族还说，他们家以嫁女儿的方式来拉拢这些神灵，借此攀龙附凤。然而，随着时代发展，这些家族又改变说辞，认为他们的祖先曾让女儿将穿有麻绳的针，插在神秘男人的衣服上，用毒针让大蛇受到重创。有的家族甚至说，自己的祖先偶然听到秘密，或受到某位守护者的指点而让女儿堕胎，使原来的神人婚姻失效。在水神逐渐丧失威信的时代里，那些盲人乐师随着大趋势，背叛了水神对他们的信赖，甚至开始攻击水神，这便是盲人乐师为了谋生而毁方投圆的结果。在盲人乐师改编和传播的民间故事中，一位手持琵琶的盲人乐师为了拯救村子而牺牲自己，勇敢说出大蛇的秘密，正反映了盲人的水神信仰在过渡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文学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按理说，盲人文学所发生的演变应该算是一种发展，但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难免会叹息盲人乐师原来基于神话思想的文学，就这样“凋落”了。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蛇骨山”故事目前流传很广泛，但它的历史却较为短暂。诚然，日本多山地，自古就频发山崩，不少地方都有冠以“蛇拔”“蛇崩”两字的地名，这个名字意味着此地发生过大的山崩。然而，日本民间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在山脚下打进铁棒即可防御山崩”这样的迷信，盲人乐师更不可能每次都为了预告山崩而牺牲自己。也就是说，“蛇骨山”的故事并没有以特定的历史事实或历史记忆为基础，它与盲人花都被年糕撑死的故事一样，是某个时代的盲人乐师根据特定的思潮而编造出来的幻想。那么,在更古老的时代里，盲人文学又是什么样子呢?虽然在目前流传的民间叙事中，盲人文学并没有保留原貌，但通过今后细致的调研工作也许还能找到一些痕迹。在我前面介绍过的资料中，盲人与狐狸或者大蛇合葬在一起，这样的描述说不定就是古老风俗的一种残留。但可惜的是，仅仅根据现在搜集到的资料，我还无法下定结论。从前九州佐贺县黑发山(位于佐贺县武雄市)山脚下有一个部落，他们自称是“梅野盲人乐师”的后裔。我在《山岛民谭集》①中曾写道，当地人传说他们的祖先与镇西八郎为朝②一起杀死了黑发山上的大蛇，领主因此特别允许他及他的子孙随身携带刀剑。后来这个部落的人们走遍全国，在各地讲述《黑发山大蛇物语》,其中的几个版本还得以出版刊行，作为读物保存了下来。对当地人而言，这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平家物语》,尽管《黑发山大蛇物语》比《平家物语》的篇幅短很多。在我读过的手抄本中，作者要么在各地插入一些不太好笑的民间笑话，要么突然运用夸张的手法叙述一个首尾完整的民间故事。但在关键部分，却采用了与其他地方的“平家琵琶”歌曲十分相似的说法，我不得不怀疑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历史渊源。比如，《黑发山大蛇物语》的主人公海正坊是一位盲人乐师，他的母亲一心希望儿子能升官，于是化成一条大蛇，让他砍死自己立功。这与伊予上浮穴郡(现爱知县上浮穴郡)源赖政射杀怪鸟鹤的传说可谓是同工异曲。伊予人传说，赖政的母亲一心希望儿子被朝廷重用，于是死后化作一只鹤，在大内山上作怪。我怀疑是盲人乐师构思出了如此荒诞不经的内容。此外，《黑发山大蛇物语》中，还出现了松尾弹正之助留下的子女，即万寿和小太郎，据说姐姐万寿为了松尾家的复兴和弟弟小太郎的出人头地，自愿成为水神的活供品。而类似的平家琵琶也流传于其他地方。比如，在大分县各地，以宇佐神宫为中心，至今仍流传着一对母子甘当祭品的传说①。这则传说有几个版本，但各版本中都会出现名字中带有“弹正”二字的重要人物，牺牲的母亲也一定叫阿鹤，儿子则叫市太郎或小市郎。我个人认为，此类传说本身也是远古时代的八幡神话的残留物，也就是说，此类传说的原型可能就是神与人类女性结合所生下的非凡之子。关于这一点，今后我将另作文章专门讨论。现在我只想指出，日本有许多民间叙事都以单身母亲和独生子为主人公，故事讲述某女与神结婚，以处女之身受孕，让非凡的神童降生于世。人们根据这种神人通婚和神童降生的叙事，才把神童奉为神。在这种古老信仰形成和传播的过程中，肥前的“梅野盲人乐师”及其后裔，可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越后大利山的大蛇和盲人乐师之间，可能有过更加密切的关系。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古人可能就在讲述这位盲人乐师的故事，他为了人类的幸福生活，自愿把生命献给了水神。我这样的想象是否正确，还需由今后的调研工作来评判。

最后，我还要简单说几句。与男性盲人乐师一样，女性盲人艺伎的文学作品，往往也包含着自我宣传的因素。尽管不同性别的两种盲人文学作品，发展方向也不同，但追溯其渊源，二者讲述的其实是同一种信仰的不同侧面。总的来说，男性盲人善于讲笑话，而女性盲人则偏重悲剧性结局，努力催人泪下，这也是女性盲人为顺应社会需求所形成的倾向。也就是说，女性盲人较活跃的时代，也是越来越多的听众对简单的奇迹故事开始产生厌倦的时代，听众们渴望听到一些能感同身受的动人故事。正因如此，《朝颜日记》的深雪①也罢，安寿姬和都志王丸的母亲②也罢，她们都保持着传统的女盲人形象。盲人艺伎的创新之处，仅仅在于她们给这些女盲人形象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民间故事中也有许多可怜的盲人，如在《没有手臂的女儿》中，阿银、小银受尽继母欺侮，最后被赶出门外。后来她们的父亲成了盲人，仍苦苦寻找两个女儿。阿银和小银也哭瞎了双眼，直到最后才重见光明。还有属于丰玉姬神话系统的《龙宫妻子》,龙女在回龙宫之前挖出自己的一颗眼珠留给孩子，却被无情的领主夺走，龙女无奈又挖出另一颗眼珠送给孩子，从此再也无法辨认白天黑夜。“请你修建钟楼，晨暮各敲六次钟，让我能够知道时间”。听完盲人艺伎充满感情的讲述，那些有孩子的女性听众都会掩面抽泣，泣不成声。在日本，此类民间故事极为丰富，外国是否也有同样的情况?读完我这篇文章，传播论者还会继续从国外的故事集中“大受启发”,借此安慰自己吗?日本的盲人艺伎用失明的双眼面对听众，用悲伤的语气讲述这样的故事，这无疑是她们师徒传承的技艺，但其背后确实还存在着日本人上千年来建立在人间与龙宫之间的信仰传统。只不过随着时代变迁，越来越多的听众不在乎故事的真正内涵，盲人艺伎也开始照本宣科，由她们支撑的古老信仰也就衰退了。男女盲人乐师变得更加啰嗦，他们急于追求新意，开始宣传自己的祖先有何历史贡献，又强调某位盲人乐师有何功绩，进而得出盲人聪明，不得小看的结论，这一切也是社会变化导致的。盲人乐师自古以来就崇拜水神，后来又背叛水神，将秘密泄露给人类，之后向其他人邀功。虽然他们的这种做法很令人讨厌，但也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一个靠文学生活的职业作者逐渐功利化，难道我们有资格批评他们吗?

(昭和七年七月《中央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