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

1

2004年，我还住在甜爱路，常会途经山阴路那边。离吉祥路口不远，有个小书店，名为“升丰”。老板黑瘦，很高，五十来岁，嗓音浑重，平时总是戴了顶深蓝的棒球帽，他有名片，上面居中印了三个字：“莫五九”。

据说他年轻时也是个好读好写之人，家里有好多书，如今都堆在那里，来不及清理。说这话的，是店里唯一的店员，那个兰州来的女人，四十多岁，白净端庄，年轻时应是很漂亮的。她有个女儿，正在读大学，但不怎么用心学业，让她很放心不下。

书店很小，十五六平方米左右，还有个五六平方米的里间，有张大床，有电视机，电风扇，洗衣机，留给人走路的，也就那么一道缝隙了。夏天这里通常开到晚上九点多钟，实际上过了八点基本上就没人来了；冬天里关得要早些，有时七点多就关了。那时我在多伦美术馆，每天吃过午饭，就会逛到这里，翻翻书，几年下来，不知不觉就买了很多，他们给我八五折。

那几年书的生意还比较好做，他们有很多住在附近的老客人时常照应着，日子过得也还算舒服。晚上人少的时候，时常能看到他们在里间躺在**看电视，有说有笑的。

到浦东工作后，我大约两三个月会去一次升丰书店，都是晚上七点之后。有一天，发现书店关得比以前早很多，七点刚过。过了些日子，我晚上六点多去的，也还是关着。透过玻璃门，借着外面的光亮，还能影影绰绰地看到里面陈列的书。一周后的某个晚上，坐车经过那里，发现书店已变成一家新开张的时尚鞋店。

那个兰州女人自称是给老莫打工的，没其他关系。她来上海的目的，也就是找个地方，安稳地挣点钱。但是显然，至少在表面上来看，在这么个小书店里，是不大可能挣到什么钱的。她平时话不多，但说起来会头头是道。有时言语间，会觉得她经常看不上某些人，但也只是看不上而已，并无多少恶意。

在她眼里，老莫是个让她不知该说什么好的那种人。从前年起，她就经常从他家里拿些旧书到店里卖，卖了也就卖了，他就一个儿子，人家早就说了，那些书白给他都不会要的，没地方放。

在那些旧书里，有套两卷本的一九九零年版《意大利童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刘宪之从英文版转译过来的。书里有卡尔唯诺寄来的本人照片，以及专为中译本写的题辞。在上卷的首个衬页上，是老莫用那种书法硬笔写的两竖行赠言：

“送给浩咏五周岁生日礼物，父亲于九二年国庆”

其中的“亲”、“于”、“国”三个字写的是繁体，其他则仍是简体。从笔迹可以看出，他写的时候，手里还是有点紧张的，有些抖。这样算下来，老莫的儿子，到今年已是二十九岁了。

2

1995年的夏天，我们想开个书店。就在东四路后面、邮电局东侧的那条小街上随便找了个地方。那里只有个普通阳台那么大，顾客要是达到三个人，你就得到外面待着。

那里原来也是个书店，店主把剩下的书很便宜地卖给了我们，而我们花了三个多月也没能卖完它们。

注册登记的时候，工商局的人指着“巴赫书店”问我们：

巴赫是什么意思？

是个德国的音乐家。

为什么用德国音乐家的名字作书店的名字呢？

因为我们将来要卖古典音乐磁带，都是进口的那种……

那为什么还要叫书店呢？

因为同时还要卖些书。

那人摇了摇头，说那你们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我们带着某位领导写的条子，去工商局，找到那个人，然后他就什么都没说，把这个执照给我们办了下来。

其实，最早想到的名字，是“乡村骑士”，因为那时我们都喜欢马斯卡尼，就是在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听到的那首间奏曲的作者。

为了弄到进口的磁带，我去了趟北京，在中国图书音像进出口总公司上的货，这多少有点夸张，进的货加在一起也只有两个纸箱。

那时我们都在上班，开始时是轮流偷着跑出来看店，后来不行了，只好让老爸老妈来照看。开到第四个月，就支撑不下去了，挣到的钱，只够付租金的。

老妈态度坚决，关了吧。她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跟我合伙的那个朋友竟然会送书给别人，只是因为那个女孩子说非常喜欢那本书，可是因为在上学，买不起。

当然，我知道这事儿，那本书，是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一本暗蓝色的书。

我们开店的钱，都是从老妈那里借的。她说关，也只好关了。

我跟一个人谈了半天，终于把这个店，还有剩下的书，一起转卖给了他，磁带我自己搬回了家。接过他的钱，看着这个跟我一样年轻的家伙站在店里，开心地打量着那些书，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

跟我合伙的朋友，因为极度的失望和挫败感，在路口树下的地摊上，理了个光头。

我抱着那一箱磁带从他旁边经过的时候，他面无表情，看都没看我一眼。阳光透过那些高大的杨树树冠，风一吹过，就会有很多耀眼夺目的阳光碎片奔涌而来，让人睁不开眼睛，马路上到处都是卷曲的大树叶子，在风里滚来滚去。

3

2003年底，我来到多伦路上时，它就在那里了。

报纸上报道过它，作为多伦路上一个特别的点。他把那份报纸剪下来，镶在一个镜框里，挂在书架旁边。它在这里多久了，他从没说起过，我也没问过。它的名字有点奇怪地写在一块蓝底的简陋牌子上：世界名著书店。那个牌子挂在了右侧的门上。

有十六七平方米，中间用书架隔开，左边以国内书为主，右边以翻译过来的书为主，小说、散文、传记、戏剧、哲学，分类清楚。

当时多伦路上，算起来至少有七八家旧书店。美术馆对面地下有几家，多伦路上有两家。到现在，就只剩下他一家了。提起此事，他是有些自豪的。最近两次去他那里，他都忍不住要问我同一个问题：

“你知道吧，这条路上，就剩我这一家书店了？”

我说我知道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的书多。”

卖了这么多年的旧书了，他家里据说还有几百编织袋的存货，够他再卖个十来年的了。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的旧书，多到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哪些袋子里放着哪些书，只能打开哪个就是哪个。

每次去那里，他都很热情地打招呼，递支烟给我，哪怕我说刚抽完，或说咽喉痛，他也不放过我：“抽吧，一支能有什么呢？”他抽的是焦油量8毫克的红双喜。

我每天中午都要去他那里待上一会儿，去翻翻那些我差不多能记住位置的旧书。要是中午因为有事错过了，我就会在下午，或者晚上下班后去补上这一例行公事。有时候，经过他的店前，看到他，也会彼此笑一下，打声招呼。他总是坐在那里，用那种细砂纸，把刚收来的或者才从库里翻出来的旧书整容，然后贴上价签。

他很懂书的价值，从不会乱要价。那种把《荒诞派戏剧集》卖到八十块甚至更高价的事，他是不做的。他觉得那太贪婪了。其实现在想来，每个月里，能在他那里挑到我想要的书的几率，并不算高，但每个月下来总会有那么几本。

我碰到他，总要习惯性地问他，生意好吧？

他也总是轻松地说：“还好，一直都这样。”

有时他也会反问我，你们美术馆的生意还好吧？我会说：还好，展览一直在做。有一次他忽然问我：“你们靠什么赚钱呢？”我说我们不赚钱，只花钱。他听了之后，想了想，就笑道，“那样倒是真不错，我以为你们那里是卖画的呢。”

我的那本《空隙》出来后，特地送了他一本。他坚持不要，看完了又还给了我。

后来，他告诉我，他觉得那些小说对于他来说还是有点难懂，但他给他一个朋友看过，也是写东西的，朋友说是有这样的一种写法的。他最终还是把它留在了店里，说是要推荐给有可能喜欢它的人看看。

他手里有些能卖上好价钱的书，我都没怎么注意过。最近一次去他那里，他告诉我，刚卖了一套五几年的，八千块，是个台湾人买去的。到浦东这边工作以后，大概每个月只能去他那里一次了。忙起来，要两个月才能去一次。

那时他有五十几岁了，瘦瘦高高的，略微有些驼背，戴副眼镜，看上去很像个中学老师，教历史的，或者教数学的。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没问过。

4

我忘了西风书店最初那个店主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只记得在他那里能买到一些其他地方买不到的文艺类书，还可以打八五折。我每周会去一到两次，都不会空手回来。可我就是想不起来他的样子，想了半天，还是像个影子，浮在脑子深处，无法变成清晰的图像。

冬天里，他弄来个很好烧的铁炉子，使这个不大的书店里很温暖，阳光照得入门处一米见方的地方白得耀眼，跟尽头处的这只炉子刚好是个呼应，让人觉得惬意。他很爱干净，尽管烧炉子，可是书架上，书上，都很难见到什么灰。要是中午的时候去的话，就会碰上他把装着饺子或者酸菜的铝饭盒搁在炉子盖上热一热，那香味就满屋都是了，真的很香。

书店就在东四路南面的那条小路上，离中央大街不过十几步远。那时周围除了新华书店和不远处的一个县级新华书店，就没别的书店了。

他进的外国文学、哲学、历史以及中国古籍方面的书，总会比其他书店早两个多月。我还记得他跟我说起过，他进的书，别人是不敢进的，进了也会压货，走不掉。

“就说这套书吧，”他指着那套译林版的《追忆逝水年华》说，“我一次就进了六套，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抚顺市买这套书的人，不会超过六个。结果怎么样，现在还剩这么一套，我就自己留着了。”

1999年的时候，好像在入冬之前吧，西风书店转手了。看书店的，变成了一个老太太，五十多岁的样子，总是乐呵呵的。其实真正的店主，是她儿子，在税务局做职员，喜欢书，又有些空闲，早就相中这家小书店了，正好赶上原来店主身体不好，就顺势盘下来了。

她儿子有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只在周六周日才会出现，都是刚从沈阳进书回来。他对书的兴趣，跟前面的店主非常相近。到了2001年时，我感觉他们进新书的频率明显放慢了。有时两三周都不见新书。问其原因，说是儿子太忙，没时间去进书了。没过多久，老太太就说，要是有人想盘书店，告诉她一声，打电话给她儿子也行。为什么？一是她儿子因为事务繁忙，还要谈恋爱，没心思打理这个书店了。二是她大儿子的儿子都两岁了，可是还不会说话，她要去照看他。

下家是个光头小伙子，带着圆脸大眼睛的女朋友继续经营书店。他弄了个小镜框，里面镶着一张复印的小版画，是瓦雷里的头像。

据他女朋友说，他以前也写过诗的，当时在做什么买卖。拿下这个书店，主要还是为了让她有点事干，挣钱多少并不重要。后来没多久，他们就结婚了。两个人很恩爱，她每天坐在那个小书店里，似乎既悠闲又幸福。她话不多，记帐时写字很工整，写字的样子有点像个小学生。

大约过了一年，附近忽然开出了一整条街的小书店。书都很雷同，都很滥，还有很多盗版书混杂在里面。虽然很滥，但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把西风书店的生意抢去了。他们进新书的速度也是越来越慢了。后来，干脆把右侧的书架全换上了言情小说，对外出租，一本一角钱。

书店就这样维持了下去，但里面的书，是越来越不成样子。她也明显有些发胖了，人也没了精神头，每天坐在那里画画指甲，看看言情小说，来了买书的都不理会。

我到上海后，每次回抚顺，都会抽空去这家书店看看。可是每次看到那些书，都没有什么变化，连位置都没动过，每本书上都落了很厚的灰尘，随便翻过一本，手指头都会被染黑，放下书之后，还得再拍打拍打才能干净。

那个女店主，倒是每次都有明显的变化。妆化得越来越浓了，样子变得越来越妖了，穿着打扮越来越古怪了……那双大眼睛，周围画着深深的眼影，还涂得通红的饱满嘴唇，当初那个朴素安静的女孩子，已不复存在了。她打手机时，说话是毫无忌惮的，夹杂着很多粗口，眼神也变得轻佻而又尖锐。

2007年春节期间，有一天经过那里，发现那里已是一家手机修理店。附近那条书店街上，也只剩下两家书店，还在撑着。东四路上的那个新华书店，把一层整体租了出去，只留下二三层，继续卖那些很久都不会更新的书。还有那个县级新华书店，已经变成了餐馆。

5

1998年秋天，他终于等来了机会，把自己在铝厂的工作卖了。三万块。直接后果，就是跟把他从山东带出来的叔叔反目了。他们的关系严格地说，应该是父子，他是被过继给叔叔的，因为叔叔没有儿子，而婶婶又失去了生育能力。

卖完工作没多久，他就去了沈阳。在一个写字楼的八楼，租了个房间，开了个书店。

他又印了一些广告传单，进了一批书，这样就花掉了一万多块。每天来书店转的，都是写字楼里的那些人。外面的人怎么可能想到要坐电梯到八楼来看书买书呢？尽管他在楼下面贴了一张小海报。

那些人觉得他是个奇怪的人，竟会把书店开到了写字楼里的八楼。通常都是在吃过午饭之后，他们才会来他这里转转。没有外面的人上来买书，他自然很失望，但也并不意外。这不过是印证了大家的预言而已。意外的是，会有人真的就不怕麻烦地一路找过来，到这里买书。

其实前后只有两个人，加在一起，两个人也只来过三次。先来的是个老头，退休的中学老师，教历史的，来过两次，只买了一部书，还是旧书，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老头每次都跟他聊上几个小时，聊自己过的日子，身边没有亲人，每天除了看看报，看看书，就是四处转悠。第二次来聊的时候，他就有些受不了了，也不接话，只是默默地听着。老头临走时握着他的手说：

“干什么都不容易，贵在坚持。活着也不容易，但也要坚持，是吧？”

他只好说，是啊。

另一个人，是个正在读大学的姑娘。她来时，是晚上五点左右，他刚要关店。她说想买书，他就等着，让她不用急，慢慢地看吧。

她漫无目的地看着那些书，最后可能觉得总归要买一本才说得过去，就顺手抽出那本昆德拉的《玩笑》。他想知道她为什么会选这本。她说她也不知道，跑这么远的地方来，怎么也要买一本吧。

他说那就送给你吧。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不用。

她付了钱，然后又扫了几眼那些书，不声不响地走了。

后来，不出意料的，每天来的人越来越少了。就连大楼里的那些人也不怎么来了。

他就整天坐在窗前闷头看书。天黑时关门。这样又坚持了一个来月。最后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当时已是冬天了。已下过一场雪。他借了辆三轮车，把一箱一箱的书装上去，运回了自己租的那间小平房里。

然后的一个多月里，他什么都不做，就点好炉子，天天窝在火炕上看书。

等到差不多要过年的时候，他有了新的想法，去南方。其实就是去他一直想去的广州看看。他想找个大学，做旁听生，学哲学，学德语。

于是他就把那些书精简了一下，把不大喜欢的，拿出去摆地摊半价卖掉，也只卖了一半，余下的干脆论斤卖给了收破烂的。自己喜欢的书，打包寄回了山东老家。

他在广州，待了不到一个月。回到沈阳后，又去学理发。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他把剩下的那些钱，都花光了。

2015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