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的唯一合法来源，被说成是“思”。但是，这种“思”是一种脱离集体的，甚至脱离其他全部灵魂的思维。思维被从灵魂中撕扯出来，成了纯粹个人的事。在另外一些人那里，“思”则是孤立的感觉（笛卡儿就持前一种看法）。这两个原则，即主体性的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哲学，如同竞争一样争先恐后，要超过对方：它们在哲学、科学中，在自然、灵魂和社会的控制引导的范围内，创造了巨大的成功，从它们自身里以其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许多大业。不看到这一点，自然是不明智也不公道的。但是——正是这个“但是”，乃是世界大战带来的惨重教训，是上帝对我们和整个欧洲发出的悬崖勒马的强劲呼吁——正是因为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时代及这个时代形成的精神大一统，在欧洲各国各民族中储存了创造着集体的精神力量的如此巨大、内在的资本，欧洲文化创造的这些成功，才得以产生。也正是由于这个资本处处隐秘，甚至违背参与者的知识，在深层当中把争执不休的精神维系住，欧洲文化才创造出累累硕果。此外，基督教认为，人的精神自己能够把握世界——而不只是世界在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基督教的这种信心，没有被古老的思维方式持续不衰的力量和被批判主义彻底摧毁，其原因也正是那个巨大的资本。欧洲新近出现的最重要事态，由于其重要性，颇值得在大街小巷大声传扬。这就是下面这个确凿的事实；在欧洲，除了基督教还被信仰，还存在——它也如同法国天主教徒的战斗檄文表明的那样，处境维艰——基督教积累下来的资本，这份未被意识到的遗产，在当今几乎已是消耗殆尽了。

在科学实验中，研究者把一部分原因与其他原因隔离开，以便能观测到这部分原因，而且只看这些原因如何产生效应。与此相似，世界大战也把上述两个近代原则分而置之，以便我们观测它们各自导向何方：其结果是一场精神的世界大战，和建筑一座世界规模的巴比伦塔。在欧洲，就连持极端世俗观念的团体，也是悄悄地靠着基督教，靠着教会的精神遗产赖以生存的。这个迄今为止隐匿极深的秘密，就是世界大战为了善意的人们察看而通过上面那个原则揭穿的。世界大战用有目共睹的血淋淋的字母，把这个真理写在了天空之上。当今，天主教会及其首脑在这个现代世界中重又深入人心，赢得了新的威望和新的道德尊严，导致这个奇怪的现象产生，并不是基督教庄严的中立立场，不是圣父为缓减战争痛苦作出的具体行动，也不是圣父和教会激动人心的和平祈祷单独所为。藏在这些纯洁的、使人高尚的印象背后的是另外一个更深的东西：这就是那个在现代灵魂所没有意识到的深处缓慢地发展着的、像一个轻盈的天使在上升着的新看法。这个新看法认为，神圣的精神源泉和生命源泉，直到此时此刻还一直是欧洲历史悄悄地获得养分的来源，——说得绝对些——只有重归神圣的教会，重归由教会单独认可并管理的欧洲基督教的集体思想，才能拯救至今一直在指导和控制世界的欧洲文化圈。使我们过高地估价维持欧洲团结的内聚力规模的，并不是一个或一系列谬误（这些内聚力计有：大众传播技术、世界工人联盟、国际金融资本、国际性科学、艺术、欧洲信念、白种人的团结、国际私法和国际公法，等等）。使我们过高估价上述力量规模的，是一个在根本上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和感觉习惯，即认为，道德的世界大厦必不可少的统一，可以由世俗力量“自下而上”地长期维持，似乎这座大厦的统一为了它长期的继续存在——还谈不到继续发展——不是首先需要“自上而下”的强大的、精神和道德的向心力。这里指的是那些不依靠利益联合体、纯粹的法律契约，不是以人类的本性及其孤立的理智天赋的（常常言过其实的）所谓千篇一律为依托，而是靠只存在于启示、恩典、理性和心灵的照耀之中的力量，靠存在于一个与这些看不见的力量相一致的、看得见的组织中的力量——这样一个组织，也是先让那些低级的、构成集体的力量，达到它们所可能达到的效力。

如果说——如我已讲过的——今天所有出类拔萃之辈都已认识到，我们在经济和政治中正面临一个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的时代，那么——尽管社会生活各部分有着内在联系——精神生活，即哲学、艺术、科学等，也必定参与了那个深刻的转变，它们也必定在基督教集体理念的意义上，逐渐改变自己。我们欧洲总体的文化创造，也必然重新赢得个人、学派、民族和各代人之间由爱来引导的真正的合作精神。流传至今的所谓“唯心主义”和“批判主义”，都是基于那个错误的与世界为敌的基点。精神生活也必定取代这两者，重新把热忱地献身于客观世界的原则包容在自身当中，重新吸收在感觉和认识中直接把握存在的思想。上帝是依照世界恒定不变的本质及其关联，按照在它们的偶然具体的事物身上得以看出的神的本质理念给世界制定秩序的。一切哲学、艺术和科学，都必须学会以世界中一切变化的和从技术上看在世界中受我们支配的东西为参照物，看待、尊重和热爱那些恒定不变的本质和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上帝的本质理念。所以，为了整个的文化的存在，基督教集体理念的内在逻辑也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重新加以阐述。战前受到过高估价的人类在精神上团结的力量，现在已经在非基督教文化思想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于是在人的心灵中产生了空白地带；基督教的文化共同体思想的高贵精神，就是要填补这些空白。这必然是我们重建基督教集体生活最根本的任务之一。作为例证，请看看最近枪杀施蒂尔克伯爵[10]的那个不幸的罪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吧。他本人极其可亲，而他的行为却极其可怕和可憎。他的行动是令人胆寒的，但从心理学来看，又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个可怜的人把第二国际视为唯一超民族、超国家的团结人类的力量，他本人是于1914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秘书长。他把国际的存在视为他本人和他道德上的全部尊严，他信仰国际就像信仰一个偶像一样——笃信的程度犹如人们信仰上帝而非任何一种世俗机构才会有的那样。他的道德存在理所当然地随着国际的毁灭而毁灭。他的行动便是对第二国际绝望的结果。请看这个不幸到近乎野蛮的人物，他无休止地谴责这场战争，忘了人类的罪孽。他把这场战争斥为“集体大屠杀”，而他自己却沦为一个货真价实的杀人犯——而且完全不是出于利己的原因，不，他是怀着为理想献身的纯洁崇高的主观愿望而杀人的。您不妨把这个人物看作成千上万同样或类似的失望者的象征。他们没有那样狂热，但也远远没有那样忠实于自己。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或许在主观上远远没有这样道德。然后您就会知道该做些什么了。

基督教的集体理念，出于继续发展政治组织和精神——文化共同体的目的，给我们发布了许多指令。与此同等重要的，是为了我们鉴于刚才陈述的另外一个矛盾而从我们的立场中产生出来的那些暗示。为了简单起见，我把它们叫作自由的、经济的竞争体制和国家社会主义。有人认为，从基督教的集体思想和基督教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中，以及从与这些原则相一致的、客观上行之有效的世界和精神财富的档次划分中，会产生某种完全确定的经济制度；或者可以从这些基本原则中引申出这种经济制度。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基督教的集体思想和精神财富的档次划分，是永恒的，是延续不断的事情。而各个民族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经济制度，则处在丰富的历史发展变化之中，所以，上述论调是不值得考虑的。经济制度就像政治上的宪法形式一样变化频仍，任何一种此类经济制度的存在及其状态，都受着不可胜数的原因的制约。而这些原因与这种制度的拥护者的宗教世界观之间，只有极其微弱的或很间接的关系，甚至根本就没有关系。譬如有的民族长于行动，而有的民族性好沉思，其他原因还有各民族的气质，她们民族的想象力，她们的土壤、气候、自然资源、技术水平，占主导地位的内在或外部的法律关系状况，以及成千上万其他原因。但是，就如同精神在自然和历史中，处处给自己建造躯体一样，任何一个经济制度首先受着一个因素的制约，我们称之为主宰一切的“经济精神”，或曰该国上流统治阶层的主宰一切的“经济伦理观”。这个因素构成了包括外部组织在内的事物包罗万象的内在灵魂，把自己的印记压嵌到每一个微乎其微的经济行动和经济存在形式上。通过上流领导阶层的经济伦理学说的斡旋，宗教世界观，首先是它所包括的集体思想，对经济生活的外形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杰出的国民经济学家韦伯近来的研究，特洛尔奇、桑巴特及其他一些人的同类研究，致力于探讨如卡尔文主义和其他新教派别参与近代资本主义生成的问题，近来又细致地研究中国和印度等大的世界宗教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研究使得这个事实产生了问题。

“放任主义”的那个“自由的”经济制度，长久以来已经没有历史的气息了，这一点我无须赘言。这个制度的精神，曾是经济中的个人不受需要满足思想限制的劳动追求和利益追求。这种追求不知道物质财富的分配等特别的分配问题（即“公正的”分配问题），它知道的只是最大限度地生产财富的问题；它错误地相信纯冲动会取得自然的和谐，它期望在有神论的宗教背景下，经济主体绝对自由的竞争和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可以带来最优的财富分配办法。我们早已生活在大规模的国家企业时代，我们已有一个强大的社会政治，以及从中衍生出来的德国工人立法。在英国，洛伊德·乔治也步此后尘，搞了一个类似的立法。我们的时代中，劳资双方的大规模组织林立，——从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来看——我们的时代里，所谓伪重商主义独占鳌头。国家利用伪重商主义给劳动、商品和财富打开了道路，其最终的手段便是——战争的暴力。这我们已经看到了。战争给我们演了一出戏，使我们看到，我国的工人组织与国家，甚至与以前为工会所痛恨的资本家的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单一、团结、巨大的民族性的劳动联盟。在这当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各个工会，而且，社会民主党本来是从与国家为敌而不与国家亲善的精神中诞生的。我们目睹了我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再以国中之国自居，目睹它埋葬了绝大部分国际阶级革命的希望。我们看到，它实际上积极地使自己适应活力旺盛的国家机制，看到它收敛起批判欲，放弃了它的未来国家的乌托邦，转而投身于当前实际的工作。我们看到很大一部分我们的工业巨子、商业和金融界的领袖人物，从他们的业务中脱身出来，不仅捐出了闻所未闻的巨额款项支付战争费用，而且还以自愿的国家公职人员的姿态，在一切措施办法中，不只考虑自己的和本企业业务上的利益，而是以整体福利为己任。基督教信仰最集中的思想即牺牲精神，每一次我们在圣餐的神秘气氛中共同实现它时，总是发现它具有最崇高的形式。整个大气层中似乎都洋溢着这个精神，它仿佛降临到经济存在的世俗领域中去了。

是呵，这的确是伟大深刻的转变，激动灵魂的体验！但问题是，我们的世界观将要把这些转变和体验引向哪个方向？我们的世界观将要怎样带领这些新生力量超越它们目前的存在？

现在，德国最优秀的人士里，有许多人在这些总体进程当中，已经看出某种类似社会主义开始实现的苗头，虽然不是以卡尔·马克思所主张的形式，相反，更多地是以斐迪南·拉萨尔所梦想的形式，即政治上虽然是君主制，但本质上则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民族的国家。我们且这样来设想一下：即使战争结束以后，人们仍旧要想大体上维持战争组织对经济生活自由广泛的干预——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只是一个合目的性问题；人们更想使战争组织成为根本改造我们的经济总体状况的出发点。战争和战争带来的危机，使我们不得不采取国家社会主义的措施和立法程序。人们想用战争和这些措施及立法，来促使我们的经济状况发生持续、本质的变革——其方向，如人们告诉我们的那样，与我们德国古老的气质和历史更加接近，与我们千百年来组织成任何形式的等级、行会、合作社的经济面貌如出一辙。在一个妇女服务年之后，从国家社会主义色彩浓厚的思想中，产生了许多要求，要求开设全国性的统一学校，消除学校机构中的等级和阶级差别。诸如这一类的要求，与上述思想意气相投。肯定这样的思维方式，是否符合基督教的集体思想呢？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肯定是：否！

如果人云亦云地追随如狄策尔一类的许多社会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把所谓社会原则同所谓个人原则区别开；或是把基督教的集体思想简单化地放到属于所谓社会原则的集体思想中，这将是一个根本错误。因为，基督教的集体思想，既不是这两个原则中的任何一种，也不是二者胡乱的拼凑，而是一个第三种原则。基督教集体思想最内在的动力之一，就是也要从经济上来组织集体，把它组织成一个等级体系；此外，再组织成任何种类的职业和劳动组合。但是，这种情况必然首先是本着基督教的集体思想发生的；其方式则是兼有灵与肉特点的、不可分割的个人统一，给自己保住一个自足、自由的活动空间。个人统一的核心是神创造的单个灵魂，它给它自己的权利和行动保存住一个为它所特有的活动空间。产生这种情况的第二种方式是这样的：个人的统一并没有从法律上受到一个集权的国家强权的强迫，从根本上看——而是自愿地被一个道德—宗教的力量而非国家力量所激励，与不同的和以不同方式创造出来的集体结成一个合作的道德整体。所谓道德—宗教力量，就是说，在大量种类不同，但级别相当的、涉及每一个人的财富和行动中，个人统一自然地从道德上意识到它是某个集体的成员。我在一本书里曾经这样写道：“在一个由宗教思想的刺激而组织起来的人类集体中，任何人所做的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也具有着远远超过这项工作的直接目的的意义，远远超出个人所能觉察到的个人意图。人们知道自己在做这项工作的同时，也是在执行一个不可言说的命令。这道密令虽然是通过做工作的人所属的各种集合体——等级、职业集团、民众、民族等——以不同的强度发出的，但这道密令最终的出发点则是世界秩序的主宰上帝所给予的总体意义。这个意义和献身于工作的更高层次的神，现代人已经没有了，于是，现代人工作的世界含义已一同丧失。”

这段话不是说，要我们每个人确实成为一个大蜂窝里的国家官员或国家工作人员，而是说，每个不是国家官员或国家工作人员的人，也怀着一种公职和与责任相符的公务性的宗教意识和情感，带着喜悦高高兴兴从事他的工作，即使工作很繁重，也毫无二致。无论上帝赋予什么自然禀赋，赐给他什么等级，通过历史的进程放到或高或低的位置上，都在这个位置上尽其本分。只有在这样一个水平上，我国战前国家官僚机构与私人、国家与大众之间过于强大的对立，才会得到缓解。对立缓解之后，防治因没有基督教的集体精神和全民道德颓丧的苦药——吞噬一切的国家社会主义——才会成为不必要的。哪一个层次上有这种公职感存在，这个层次上公职人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成为多余的。但是，这种公职感必须与无所不管的国家社会主义严格区别开。总之，公职感——而非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德意志传统，也同样是一种天主教传统。我们的道德意识中，很少有天主教与德意志精神如此成功与深切吻合的基本元素。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什么是本质上自由的经济，什么是杂乱无章的、旧自由主义的伪竞争体制。前者在战争结束后，又取消了只是在短时期内有必要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措施。竞争、财富超过别人、地位高于别人；有错的是竞争的精神和竞争无节制的冲动，而不是作为客观法制机构的经济自由。竞争精神贪得无厌，否定一切真正的自身价值感。这个极其下贱、“卑鄙”无比的精神，原则上几乎能充斥一个国家，占领该国经济界人士的头脑，而在真正自由的经济中则不一定有这样的可能。这便是许多人的自相矛盾之处。他们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和自由经济作为客观的法律和组织形式，已经表达了历史经济的经济精神，所以他们创造出了这种矛盾。如果说，精神领袖是存在于某国典范性的少数人手里的占有和竞争的精神，那么，倘若这个国家放弃个人的经济形式，主要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占有和竞争精神就传播到新型主体“国家”身上。与别的国家及一国里非统治人口相比，这个主体只是在新的形式里满足了这个讨厌的精神。这个精神决不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新体系就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国家社会主义要想有助于更公平的财富分配，就只有——，只有当使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的领袖和官员得到活力的精神，正是公平的精神。否则，国家社会主义会与更自由的体制一样，导致经济领导阶层单方面富裕。战争把金融界的强人及部分在战争中暴发起来的阶层推向国家的领导，而战争首先把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作为必然性而提出来。如果激励一个国家的精神是这样一场战争，那么就更没有理由假设，财富分配会长久地，而不只是作为统治阶层对苦于战事的大众所作出的暂时让步，会比自由经济更公平，——以便在战争过程中使大众保持高昂的情绪。还有一点：我们基督教虽然相信，国家权力源于上帝——根本不是源于某部特殊的宪法抑或某个政府——国家有权干预调整经济生活，在一定的范围内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人为自己服务；但是，我们也坚信，人作为精神文明、语言活动和文化的主体，首先以宗教主体的基督的骨肉的身份，无条件地高于国家、国家颁布的权利和通过国家可能产生的一切“干涉”。如果我们在大肆扩张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下，经济上依附于国家，在整个生活方式中完全听命于国家，那么，国家就有可能在这些精神的事务上，甚至在宗教信仰的领域里强迫我们走符合其统治精神的路线。倘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仅出于战后极为艰巨的经济、金融和税收任务带来的技术性原因，“德意志人”类型的人将会爬上帝国最高机构的权力顶峰——当然也可能不是最高的——所谓“德意志人”，凭借他在这些事情中的专业知识、灵活性和经验，将作出最明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尽管“德意志人”的头面人物对于我们来说，是如何值得崇敬，他们却不仅仅把他们的专业知识，而且也把他们的整个生活观和世界观带到他们的职位上。至于这些生活观和世界观。与基督教的世界观并不那么相似，或抱有善意，但愿我就无须赘言了。

这就是说，关键不在于实行系统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传播与基督教集体理念相一致的经济精神。为此，我们首先可以立足于两个基点：其一，我国的工人群众的理想国家的偶像已被战争完全打碎，这个现实必然带来许多后果；其二，工人群众的优秀分子中现在流行着这样一个趋势，要把自己从一个易涨易落的、敌视国家也常敌视教会的阶级，发展成为一个配备有可靠权利的稳固的等级，并以等级的身分投身于国家生活。

人们尽可以因为了解人的本性、了解历史的产生等，取笑所谓有“理想国家”，取笑战前我们民族相当一部分人生活于其中的偶像。的确，这个偶像与人类本性的所有根本法则都产生矛盾。但在这同时，人们也该想一想人的灵魂悄悄地赖以生存的和所希望的东西，灵魂立于其上的东西，为了这个东西，人忍受着生活的重负——即便这个东西是错误的——讥讽嘲笑这样的东西总是未免过于残忍。而且，这里牵涉的不只是一个灵魂，而是很多灵魂。我不知道诸位是否听说过，正是这个现代的理想国家的思想在心理上有其宗教渊源。大家知道，这个思想出自马克思的理论，大家也知道，马克思是犹太人；大家还知道，虔信的犹太民族时至今日还把复国主义看作他们最深的思想根源之一。正是靠着这个引导犹太人的救世主的希望，犹太民族才得以承受其巨大的苦难。就连不再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仍旧保留着这种思维和希望未来的形式，尽管他们用完全不同的内容，例如完全现代的内容——取代了虔敬的犹太人所期望到来的救世主；——这些新内容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从“科学的”思考中产生出来的。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理想国家思想的精神根源就是这种盼望弥赛亚的犹太教思维形式。[11]在我国相当一部分人中，这个根据其渊源来看是宗教性质的理想国家理念，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积极的宗教的代用品，是根深蒂固的。这个所谓“理想国家”在人们意识中的位置，恰恰就是上帝应占据的地方；“理想国家”的幸福观在生活中的地位，也恰恰就是不朽说在犹太教中的地位。奇怪吗？不奇怪！有限的意识对信仰什么或不信仰什么没有选择，我把这种状况看作宗教哲学和宗教心理学中一条可以精确论证的原理。每个人只要仔细审视自己和旁人，就会发现，他总是把自己与某种确定的善或某种善的方式加以认同，使得他与这个善的关系可以归结为这几句话：“若没有我所信仰的你，我便不能存在，我便不愿意存在，我便不应当存在。”——“我们俩，我和你——善，我们同生死，共存亡。”这个善对于不同的个人和民族、阶级等，其内容当然是变幻无穷的。对于守财奴，它便是金钱，对于专制国家偶像的崇拜者而言，它就是国家，对于视民族为“至善”的人，它就是民族，对于儿童，它则是儿童的玩具。总而言之，人或者信仰上帝，或者信仰某个偶像，二者必居其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人如果对他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偶像产生疑惑，如果他对于他在自己的占有物的体系中给偶像留出的位置大失所望，对于他以杂乱无章的方式热爱、希望、信仰着的东西丧失信心，那么，他周围的所有人都应满怀爱、敬畏和感动来注视这个人。观察在他身上，可能会产生伟大的东西：他会成熟起来，成熟到信仰真正的上帝。我们的理性和心灵有一个天然的意向和向往，要接近上帝。只有偶像被打碎，那么，过去每个人都很充实，也必定感到充实的地方，空白地带就出现了。于是，灵魂便要自动地回归上帝；而且，只要灵魂不被新的偶像引入歧途，它肯定会回到上帝那里去。如此说来，当大众的这个偶像破灭之后，我们有无限多的事情要做。如果我们注意到，信仰已经临近无数空白点形成的深渊，我们就会不遗余力地使我们的民众重新回到正确的信仰上来。

其次，——这一点与第一点联系的紧密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我们要为着使工人阶级成为一个等级而工作。等级是某种持续存在的东西，是某种人在其中感到满足的东西，是某种人们不能像“职业”一样自由选择的，而是某种人们发现自己被“置于”其中的东西，等级也是某种使国家真正成为家园，使固定、有限、肯定、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意识变得亲切的东西。等级思想和等级中固定的尊卑秩序——同等级与之有关的财产和使命相当——与基督教的集体思想是分不开的。与此相反，等级的数量、方式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在历史上则可能发生变更。众所周知，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又有一个所谓第四等级加入到神职人员、贵族、市民这三个等级中。而在现在，只承认有四个等级也是大谬不然。至少必须承认所谓私人雇员和自由精神职业是初露端倪、方兴未艾的等级，他们与第四等级有着远远强于市民资产阶级的认同感。不过，在此我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我倒更想谈谈代表等级精神的东西。与阶级精神相比，等级精神的特性是通过把对产品和产品质量的爱作为劳动和行动的首要动机表现出来的，而把对产品的总量的爱作为第二个动机，把对净赚的钱的总数，即对利润的爱只作为第三个动机。但纯粹的阶级精神却是随着可利用的货币价值总量而产生的，其余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迫采取的手段。阶级精神是拜金精神。在等级中，劳动和谋利的欲望于家庭“生活在本阶级水平上得到满足”时，便有一个限界。而在阶级中，这种欲望是没有限界的，人与人的竞争便是**裸的强力的限界。在等级中，人人只与本等级的成员比高低，企图超过别人，而不去无休止地与拿自己和自己的状况与其他等级的成员相比。与其他等级成员的比较，似乎注定要导致仇恨和妒嫉。反之，哪里只有阶级而没有等级，哪里的人们必定个个互相争强好胜。因为在这里，大家觉得积极的行为动机是“超过别人”（地位更高，财产更丰），而不是劳动的内涵。因此，阶级仇恨和阶级嫉妒的现象，与主要按阶级建立起来的社会在本质上是分不开的。阶级差别首先是财产差别。尽管人们在形式上享有同等的国家公民的法律地位，但是，阶级差别却日趋扩大，于是，阶级仇恨和嫉妒的现象也就更普遍。感谢上帝，在现代德国情况早已不再是这种情形。这样一个社会，仅仅由于它的结构形式——特殊的个人性格暂且从略不计——就充满了仇恨和嫉妒。此外，一个等级还有它的“荣誉”和“良心”，而阶级只有一个总体利益。一个阶级给自己争得多少权利；它就只有那么多权利，而一个等级的权利则是通过与其他等级，与国家相互的内部协商自由形成的。我们目前的社会秩序，是一个由等级和阶级组成的奇怪的混合物，但其中阶级结构占主要地位。另一方面，这个秩序当然也具备确定的趋势，要使自己组成新的等级单位。基督教的集体理念命令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要促进这个进程的发展。这个进程不可能由国家方面自上而下的行为所取代，它首先必须是一个自愿的自我组织的进程，可以在这样获得的成熟的等级构造的基础上，导致在国家里这些构造具有某种形式上的法律地位。

我有意不讲得过于直接、实际。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现在觉得最重要的莫过于把基督教的集体思想的永恒价值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结合起来；赋之以活力，使它们自己行动起来。

不仅我一人觉得，一个崭新的、至今只可猜测的、朝气蓬勃的精神和春天已经来临，以争取欧洲大部分国家重新信仰基督教的集体思想。成千上万的迹象正预示着这个朝霞的升起。说不定我在别的地方另有机会谈及并尝试澄清这些迹象。不过，恰恰由于这个任务，这个由这场大战向欧洲发出的迷途知返的神圣呼吁而产生的新形势，也给所有基督徒带来了双倍神圣的责任。

到目前为止，欧洲基督教各成员国不得不花费其主要精力，只求抵抗住现代文明的狂涛巨浪，在各个领域中保全自己，在现代文明的风暴面前保护自己信仰的火焰不被吹灭。这就产生了一种谨慎小心的态势，胆战心惊地闭关自守的心态——仿佛是那个犹太社区的封闭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与宽广、开放、自由的天主教信仰不完全相符，与发自基督教会精神内核的无限悲悯的叹息南辕北辙。这种局面是危机造成的。但是现在，与基督教会已经形同路人的世俗文明建筑于其上的支柱，已经陷入超出想象的风雨飘摇之中——其处境比它们的历史所显示的还要令人震惊！

现代文明对其自身和它的信条的怀疑，虽然才刚刚开始轻微震动，但渴望解救的呼声将越来越响亮，言辞越来越恳切。它对它一度祈祷恳求过的，开始时浑身是胆追求过的东西，大失所望。一种新的赎罪悔过的意志在它的心底萌发。一俟战争结束，各国人民将逐渐看清自己的所做所为，这个萌芽就将一变而成一条宽阔汹涌、席卷欧洲的洪流，一条眼泪汇成的江河。懊悔，不只对于个人，而且对于全体人，都是复兴和新生的必由之路。

当前，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基督教会也倾听并理解那个求救的呼声。教会的每一分子借着他们的信仰和道德的复兴，首先打开自己的心扉，敞开一切心灵，让那条悄悄在教会中深深流淌的信仰和爱的河流，从心灵中奔腾而出，流进一个亟须信仰和爱来滋润的世界——世界已经在渴望爱的甘露——它的要求从来没有这样迫切。

[1] 德语的Neuzeit意为近代，指1500年以来的时代，以区别于古代和中世纪。——译注

[2] 迈斯特（1753—1821），法国作家、外交家。——译注

[3] 亚当·缪勒（1779—1829），德国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浪漫学派代表。——译注

[4] 罗德贝图斯（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政治家。——译注

[5] 古代基督教以安提阿教会为中心的神学学派的理论家。——译注

[6] 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约生活于200—258年。——译注

[7] 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约生活于315—386年。——译注

[8] 参见布鲁克：《论普鲁士风格》，慕尼黑，皮佩尔出版社。

[9] 见《战后社会学的新取向与德国天主教的任务》。

[10] 施蒂尔克伯爵（1859—1916），奥地利首相（1911—1916），保守派，1916年被左翼社会党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枪杀。——译注

[11] 参见普棱格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中恰如其分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