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爱主义不同意基督教爱的律令的第一条原理：“爱上帝胜过一切”（我们立刻再补充一点，因此要爱上帝之中的邻人，并时刻想到至善）。博爱主义在不同的程度上，不同的方式上，尤其是在欧洲文艺复兴，即所谓人本主义和不可一世的启蒙运动时代，猛烈抨击基督教爱的律令。上述所有这些运动，都致力于建立一种伦理学说，而这种伦理的要旨便是使人和人类孤立于上帝，利用人与上帝相争从中渔利。即使在基督教的价值得以保留的地方，被称为爱人或爱你的邻人的情感和精神行动，也产生了变化。这种新的爱人和只爱人之说，首先把不可见的精神部分、灵魂及其神圣——这一切全都一同包括在上帝子孙的总体之中——撇在一边，而只是在人的肉身财富和幸福以完善和至福为条件时才把肉身财富和幸福撇开。换言之，这种学说首先看重的是肉身幸福，只是在精神和灵魂以肉身幸福为条件时，才看重精神和灵魂的财富。进一步说，这种学说只是在其共时性上，才看重“人类”，即活着的人，而不是看重在其互为关联的历史存在中的人的群体，或在一种也包括死者灵魂的超世俗秩序背景下的人群。这种学说看重的是人的外部现象，人的感官幸福。精神和物质的财富以步步向上的方式通向至善，而这种学说则是在越来越脱离精神和物质财富在客观上有效的等级秩序的情况下，来看重这种感官幸福。但是，情况还不仅如此：不管这种爱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切善的愿望和行动最深的源泉而得以保存下来，而不至于被一种纯理智和纯形式的正义原则所替代或将被替代——这种情况同样发生过，例如在康德那里，这种爱本身[1]作为爱及其牺牲的自我描绘，仍然不是那个在其自身内具有最高的价值、无穷无尽地促使人高尚、向基督看齐的精神行动，反之，这种爱似乎只是由于被推导出来才具有价值。因为这种爱乃是扩大人或人的团体的福利或感官幸福的工具。当然，就是按照基督教的观点，我们也应当处处追求从经济、社会、卫生各方面促进我们周围世界的福利。这就规定了灵与肉独特的存在和现实，同时也同样规定了道德的技术观点，即涉及的价值越低，使人完善的实践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我们最终仍然应该为着人的精神人格的尊严，促进人的幸福，最自由、最纯洁的爱的意愿以其登峰造极的核心身份，已经包括在这个尊严里了。因为，这个尊严正是沿着爱的谦卑之路和自由服务之路而完善其身的。为着使人成熟到足以去爱，把爱作为所有美德的根基，我们也应该促进人的幸福。博爱主义的爱人却不是为了爱和人的自由的爱的能力而要求人的福利——这恰如贫穷的寡妇仍倾其所有以作点微薄贡献的譬喻——，正相反，它要求爱的目的只是为了福利本身。这样一来，爱的奉献自身的真正概念，就从根本上被毁灭了，基督教的爱的伦理也为世俗的福利伦理所取代，于是新型的人之爱或人类之爱，便乐于置自身于与上帝相对的地位，并常常表现为一种受压抑的对上帝的怨恨，表现为对上帝及其秩序有意识的抵抗，抵抗一切在人的价值、人的作品、人类机构中超越那些仅仅是共通的和纯类型的，即价值最低的人类自然特征的东西。对此我们勿须大惊小怪。

这种近代的所谓人类之爱——基督教的语言并不认识这个词汇——，是一种革命色彩极其浓厚的抵抗**，首先是一种要把一切人性中客观的价值差异拉平的**。这种爱并非灵魂的精神性行动，而是一种激越昂扬的感性热情。作为这样一种**，这种爱活跃在卢梭的思想中，法国大革命时的罗伯斯庇尔们和马拉们便是打着这个旗号闹得天翻地覆。这些人为了让人人有饭吃，为了一个全人类的国家、世界大同等主张，要把个人、阶层、民族、国家的神授的、特殊的及独具特色的规定统一起来，使之成为一体，集中在一起，实即把这些规定消灭掉。罗伯斯庇尔们和马拉们这种没有组织的方式，便是由近代的所谓的爱而来。他们用较大的，涵盖面更广的领域作为爱的对象，来与较狭窄的领域争斗（如以人类对抗祖国，以民族和民族国家对抗部族和部族国家，如此种种），以求从中谋取利益。他们这条危险的路线也是源于上述所谓的爱。对于他们来说，一种以福利为秩序的爱所真正钟爱的对象，并不是较高的质的价值及较纯净的价值充溢，也不是距离上帝即至善更近的价值，而只是在数量上更多的人而已——如同英国人边沁幼稚地说的那样：“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这里我们极其清楚地看到了，博爱主义抹杀爱的律令的第一部分，对于为了人类事物及其秩序而存在的意蕴，后果是如何之多。如果所有人与上帝的共同关系被否定，精神的灵魂彼此之间最深、最有效力的终极联系——也就是靠着上帝而存在，并存在于上帝之中的联系被否定，那么就不能设想有任何善的等级秩序存在——而我们的爱正是应当在不同程度上、根据一定的优先法则，以这种爱为自己的依据——也不能设想有任何集体方式的确切牢固的秩序和相互关系的存在，按照永恒不变的法则保存和实现这些善，正是这些秩序和相互关系的责任（教会、国家、家庭、社区、等级、职业等）。所以，博爱主义宣扬以非人不爱作为原则，同样是消除差别和融解性的，其程度正与基督教爱的律令的建设性和组织性一样高。由于博爱主义而导致基督教爱的律令在欧洲受冷遇的大的思想运动，不可能在这里介绍，请允许我只简单地谈谈欧洲精神运动史上的两个阶段。

其一是宗教改革，其二是由启蒙时代向19世纪现实主义文化的过渡。宗教改革家们（以路德为最）的精神丝毫也不是博爱主义的。正相反，人和人的意志，人的业绩和成果，在他们的学说中似乎不是自主的，软弱无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的意志自由受到责难，以便给一种几乎被认为是强制性的仁慈让位。这种仁慈的目的，并不在于把由于堕落而全然腐化了的人，从他的被动的罪孽中拉扯出来，也不打算真正使人变得神圣。它的目的仅仅在于，通过相信耶稣的血是为人而流淌的，把减轻对罪孽的惩罚的和平意识灌输给人。宗教改革的精神任何方面都与博爱主义、文艺复兴针锋相对，也与那些靠罗马希腊诗人和思想家哺育成长起来的人类文明的理想处在尖锐的对抗之中。而且，宗教改革运动最激烈地把这个思想传遍全欧：即人类所有社会联系和群体单位，只有通过纯世俗的和人类自然的、几乎已失去与上帝的联系的灵魂力量和权威，才能找到黏合它们自己的胶剂及支撑它们的底座。因为，比如在路德的著作中，有关人类群体生活的言辞比比皆是，既深刻又动听（婚姻、家庭、教会、国家），但是，人与上帝的在根本上涉及拯救的本质联系，却被极其片面地置于个性的个体灵魂的深处，放到其信仰中去了。爱情、诺言、宽恕、统治、服务等灵魂行动，我们可称之为社会的行动。这些灵魂行动总体的集合，大概已经不复占有一种本真的拯救意旨了。“个体的灵魂和它的上帝”：一切拯救的意义据说只包含在这个相互交替的游戏中。作为结果，人只能指望通过信仰而达到的宽恕和辩护，而活的信仰也引发爱的集体，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基督，云云。然而这样一来，通过爱的拯救律令，一切社会联系虽然没有摆脱耿耿于怀的宗教制裁，但却摆脱了原初的控制和引导。这又一律令的含义，除深深献身于纯粹自然的人的活力、**、冲动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含义呢？是的，首先要做的只是，摧毁一个既可见又不可见的教会的统一概念，否认这个教会是神创的，旨在于共同拯救一切由此陷入灭顶之灾的人的机构。但是，相互关系的大原则一旦在人类生活的这个最高境地即共同拯救原则遭到挫折，如果处于上帝独一无二的教会的统一体和共同体之中的爱，不再被看作趋向上帝和拯救的必由天然之路，而更多地被理解为由任何个人已经获得了的拯救的结果，这样一来，团结原则和团结情感的解体，便必将从这个最高境地，从人类灵魂的这个终极的生命和力量核心向外逐渐蔓延到共同体组成方式的一切领域。国家、经济、文化、创造（认识还是构造姑且不论）——清一色的共同行动——，现在都应完全独立“自主”地，也就是说按照上帝不熟悉的法则走自己的路，发展其自身。宗教上排外的个人主义——我强调排外一词——，把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乃至经济上的个人主义一步步慢慢拖向自己。

然而，伦理的这种形态变化，却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效果持续至今。倘若人们在至高的和终极的问题上，在他们的信仰以及他们与这个世界的根基和意义的关联这些问题上无法协调一致，而他们本来是有能力这样做的，那么，被共同的历史命运、领土、血缘，或某种别的什么强大的力量结合为生活统一体的人们，又该如何作为呢？请您试想一种由信仰不同的人组成的婚姻。两个人发自内心地倾慕对方，因此结成伉俪。他们心里怀着真诚善良的意愿，要毕生永远在一起，共同进行人生的战斗。他们一度发生激烈争执——并且灵魂备受痛苦的折磨，因为他们看到，在这里取得一致是不可能的。接下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这样的争吵发生了。每一次争吵之后，都留下一段他们的信仰与爱的意愿之间冲突的痛苦记忆。每一次，在他们心里都滋生或产生一种力量，督促他们不要再去触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中这个致命弱点，并把这点置之不理。其后果将会如何呢？我答曰：后果将是这样的，这两人到头来终将原则上放弃在他们认为是至高的东西上取得一致的努力，而去痛苦地获得平静。“咱们不要争吵了”，他们将会这样说。这样一来，结果又将如何呢？结果将是这样，他们在各种律令和价值范围内可能做到的一致，一步步向下降，也就是说，他们的信仰律令和价值领域越来越不打算在人生目的、目标、标准上取得一致，而是越来越趋向于在一切事物中取技术性的、机械性，即手段上的一致，如经营好赖以生存的生意，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个变化过程使他们放弃在至高的善的问题上取得一致，但究其本性是无法持久的。这个过程的发展愈渐深入，起先是在次高的善问题上也不去谋求一致，而后在更低一级的善里也如此，然后再一步步发展下去。这个变化过程的最终状况是什么？这将在精神上产生一个共同体组织——不论这两人怎样精明、干练，禀赋如何优越——而且这种组织极为奇特：在所有技术性的枝节问题上组织得井井有条，在诸如“如果我要做某事，该怎样入手”一类方式问题上，安排得无懈可击，双方在这些事情上高度一致。但是——在本质问题上，要解答诸如：我应该做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这些问题时，人类精神最核心的、确定目标的、构成形式的、规定标准的力量，却无用武之地。而且，有鉴于此，像任何一个不工作的器官一样，这些力量将慢慢地萎缩，最后陷入退化的进程中。

下面这个譬喻是针对整个欧洲的。自从欧洲失去了借助教会与上帝保持共同的和睦关系以来，情况就有如这个譬喻。欧罗巴像一位脚挂在马蹬上的落马骑手，被他自己的经济、商品，他的机器，他的方法和技术的自身逻辑以及他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业战争，即他的屠杀机器的自身逻辑拖着向前疾驰。由于一个为大家共同承认的精神——道德上的权威的作用，这种偏重于技术的物质文明已经脱离了一切更高的统一领导。

爱的律令的第一句话“爱上帝胜过一切”遭到冷遇，并不是无关宏旨的小事。相反，它意味着欧洲人心中核心的、引导的、确定目标的精神力量已病入膏肓。这里指的就是欧洲的博爱主义；它把基督教爱的律令逐出可见的公众生活，基督教的道德力量在公众生活中受阻，不能发挥其宗教——教会的作用，被封闭在人的个性的内在区域之中。新教运动早期急遽上升的片面的超自然主义，不谋求把上帝之国真实地嵌入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去。启蒙运动只须一块块剥去超自然主义这种危险的放弃的外壳，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博爱主义的及在人类根本目标上没有领袖、没有榜样的人类的景观。人类一味听任于其自然冲动为所欲为，所以，连同它与上帝的共同联系一起，人类已丧失了它自身特有的最高统一的保证。因为，如奥古斯丁已看到的那样，[2]神人同形同性说乃是人的观念。像当前这场战争革命所表现的类似的欧洲大乱之所以没有迅即出现，上帝所不认识的博爱主义之所以还没有全部展开其离间分解的威力，原因在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判断和意识领域之外），欧洲共同的传统汇同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价值，创造了一个持续了许多世纪的基督教文明。正是由于这些传统在基督教受冲击后仍继续产生其影响，在人们有意识地背弃它们之后，它们的生命力仍持续了相当一段时期，恰如夕阳西沉之后，晚霞仍旧绚烂多姿，光华四射。正好像一支乐队正在演奏，指挥突然中断指挥，而乐师们却还继续演奏一段时间才停止，欧洲各民族似乎也组成一部某种交响乐。但是，终极大乱必然是要到来的。启蒙运动的大思想家，如伏尔泰、康德、沃尔夫所说的自律的“理性”，是伦理学、逻辑学、经济学、法律等原则的超时间并超历史的概念总和。在这所谓“理性”当中，永恒之光还在闪烁，并在人们否认有基督教存在的地方，仍放射着基督教的光芒。

19世纪愈渐片面、现实，愈渐赋予历史感的文化，也渐渐把这些光的轨迹**涤殆尽。启蒙运动时代把真与假、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所有概念，都深深地植入一个理性的人的本性的统一体之中；而19世纪片面而又实际的历史文化，则严格遵循博爱主义思想的逻辑路径，把这个统一体作为观念渐渐地分解了。衡量人之所以为人所适用的公共标准，最终也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趋于形式化。变到最后，广大群众谁也看不见，摸不着这个标准了。剩下来的是什么？是互相厮杀的人群的观念。他们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受着各自的人之本能的驱使，且不论这本能是种族、民族，还是国家、阶级，不一而同；——他们组成了一幅撼天动地大争斗的图景。在这里，只有一件事主宰着一切：这就是血淋淋的成功。不论是道德的，不论是法律的标准，但凡可以叫作观念、标准的一切——据说曾一度统治一切人类关系——，只是为他们的利益和本能俯首帖耳效尽犬马之劳的大棒、刀剑、武器，——只是成功的伴生现象，是假面具；人类集体的自私自利之心，就是装出一副道貌岸然面孔躲藏在这些现象背后。并非任何一个所谓“唯心主义的”哲学命题——那些有气无力地浮在所谓文明圈水面上的小气泡——表达了欧洲目前的状况；反之，达尔文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最清楚最真切地道出了欧洲的内在状况。

下面我要讲述前面提到的七种精神力量中，其他几种是怎样把基督教爱的律令排挤开的。在此之前，有必要简要地阐述一下最一般的基督教的集体理念最后的本质规定——看看它们是怎样从爱的律令中繁衍出来的——

[1] 指近代博爱主义的爱。——译注

[2] 参见拙文《论人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