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3]作为“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古希腊哲学家所研究关注的矛盾与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世界本原是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
亚里士多德把探索世界本原的哲学概括为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4]的学术。这就是古代意义上的哲学本体论。在寻求世界本原的过程中，古希腊哲学家集中探讨了“万物与始基”（米利都学派）、“存在与逻各斯”（赫拉克利特）、“存在与非存在”（巴门尼德）、“原子与虚空”（德谟克利特）、“影像与理念”（柏拉图）、“质料与形式”（亚里士多德）等一系列关于本体问题的矛盾。正是在揭示和论证这些矛盾的过程中，形成了古希腊哲学自发形态的辩证法。
考察古希腊哲学家对本体问题的辩证思考，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基本思路：一是关注经验世界的多样统一性，把本体视为万物所由来和万物所复归的某种感性存在物，如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物、阿那克西米尼的空气、赫拉克利特的火，因而以现实的因果关系去解释万物与本原、变体与本体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主要是古代唯物论的辩证法思想；二是探寻对象世界的现象与本质的逻辑关系，把本体视为超越经验而为思维所把握的理性存在物如毕达哥拉斯的数、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因而以超验的逻辑关系去说明事物存在与本质规定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主要是古代唯心论者的辩证法思想。
古希腊哲学在本体论上两种基本思路的对立，从其提出问题的直接性上看，是关于世界本原（起源）的不同解释，因而可以称之为两种不同的宇宙本体论；从造成这两种思路的根源上看，则在于人类自身的感性与理性的主体矛盾。古代唯物论者注重感性经验，坚持本体的可感性，可以说是一种经验论的宇宙本体论；古代唯心论者则注重理性思维，坚持本体的超验性，可以说是一种理性论的宇宙本体论。这样，透过古希腊哲学的宇宙本体论的对立，就会窥见其蕴含的认识论上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立。而这种认识论上的对立，则根源于自然界对人的本原性和人对自然界的超越性的对立。在古希腊哲学的宇宙本体论的背后，隐藏着比肩而立的人类学本体论。
对于这种蕴含在宇宙本体论之中的主体矛盾和主—客体矛盾。古希腊哲学家已经有所觉察和触及，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等著名命题，试图从主体与主客体关系的视角去反省本体论问题，因而孕育了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知识与信仰、真善美与假恶丑、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等全部世界观矛盾的胚芽。但是，从总体上看，古希腊哲学是把人的本质及其矛盾对象化给客观世界，从客观世界本身去寻求人类安身立命的本体，因而是一种自发形态的本体论批判，即自发形态的辩证法。
这种自发形态的辩证法，在“古代世界的黑格尔”——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系统的总结。具体地说，亚里士多德围绕古希腊哲学家在本体问题上的两种思路的对立及其内在矛盾，概括出关于事物的四种原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三种实体（个体、共相和神）等十几个重大问题，并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予以分析论证。经过亚里士多德系统地诘难、分析和引申，古希腊哲学本体论的种种内在矛盾不仅被显露和凸显出来了，而且获得了初步逻辑化的理论内容。这种展现本体论内在矛盾的理论内容，就是古代形态的辩证法。正因为如此，列宁极为赞赏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哲学的理论总结，认为他“最典型的特色就是处处、到处都是辩证法的活的胚芽和探索”[5]。
古希腊哲学的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在后一方面，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是富于启发意义的。苏格拉底用自称为“催生术”的盘诘方法去诱引人们据以形成其结论的根据和前提，引导人们明确承认自己的信念或论据中所隐含的矛盾，从方法论的角度推进了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批判，也使古代辩证法趋于成熟。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苏格拉底的兴奋点不是探寻世界本原，而是对诸如勇气、义务、虔诚、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等这些人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信念进行辩证法式的批判反省，从而使人们意识到“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无价值的生活”。
这样，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即雄辩的批判方法，便显示出两方面的启发意义：一是把作为世界本原的本体引向作为信念的根据、标准和尺度的本体，从而把揭示本体论的内在矛盾升华为对本体观念的前提批判；二是把哲学的兴奋点由探索自然的奥秘引向对社会生活的反省，把宇宙本体论引向人类学本体论，从而把对象化给自然的人的本质及其矛盾引向主体的自我批判。作为这两方面的统一，苏格拉底的辩证法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本体论的真实意义并不是确认什么是世界的本原或什么是真实的存在，而在于寻求判断存在和真善美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这就是说，本体就是人类自己信念的前提和根据；本体论就是关于人类信念的前提和根据的理论；本体论批判就是揭示人类信念的前提和根据的内在矛盾，它蕴含着本体观念的重大变革，也蕴含着辩证法形态的重大转换。
古希腊哲学是朴素的，也是充满生机的，其根本特征，恰如列宁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评论，是“寻求”、“探索”，“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然而，这种充满生机的寻求和探索，在西方中世纪哲学中“却被变成僵死的经院哲学，它的一切探求、动摇和提问题的方法都被抛弃”[6]。
辩证法被扼杀的根源，从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上说，是由于把批判性的本体论探索，即揭示本体论的内在矛盾，变成了对本体的非批判性信仰。当哲学家们把“本原”、“本体”、“共相”、“形式”、“理念”等范畴从与其相对的范畴，即“万物”、“变体”、“个别”、“质料”、“实存”中独立出来并加以绝对化，便演化成西方中世纪哲学的上帝本体论。
“上帝”作为本体，它不仅是“万物的原因”，即包括人的肉体和精神在内的一切存在物的造物主，也是“宇宙的原则”，即集真、善、美于一身而裁判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古希腊哲学命题，伴随着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地位异化给“上帝”，就变成了“上帝是万物的尺度”这个经院哲学教条。在这里，“上帝”不仅仅是解释宇宙起源的神秘的“第一推动力”，更重要的，是人类道德的立法者和人类正义的仲裁者，是人们用以判断、评价和规范自己的思想与行为的根据、标准、尺度，即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支撑点”。这样，上帝本体论就把古希腊哲学中比肩而立的宇宙本体论和人类学本体论以神的形式统一起来，抛弃了辩证法，变成了一神教。
古希腊哲学所建构的是把人的本质及其内在矛盾对象化给客观世界的宇宙本体论，中世纪哲学所建构的则是把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地位异化给神的上帝本体论。近代西方哲学的根本任务，用费尔巴哈的话来说，就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将神学转变为人本学”[7]，也就是把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地位归还给人。
由这个根本任务所决定，哲学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便相应地转化成上帝与自然、上帝与精神、上帝与人的矛盾。揭示、展现和论证这些矛盾，构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的上帝自然化（物质化）、上帝精神化（理性化）、上帝人本化（物质化与理性化的人化统一）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发展进程。
揭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种种内在矛盾，批判地考察上帝本体论的种种前提假设，近代西方哲学恢复了古希腊哲学的充满生机的“寻求”、“探索”精神，重新研究了古希腊哲学提出的问题及其蕴含的世界观矛盾的胚芽，使本体论批判跃迁到新的层次。这种本体论批判层次跃迁的集中表现，就是“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
人们常常把近代西方哲学称作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的“认识论转向”，由此产生了一种误解，似乎近代西方哲学的根本标志是以认识论代替本体论。这种误解又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把近代以前的全部哲学都归结为本体论，而阉割了古代哲学本体论批判的真实意义；二是把近代哲学视为与本体论相对立的认识论哲学，又模糊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本体论批判的根本指向。可见，这种误解的实质，在于离开本体论批判去看待古代哲学的本体论追究和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
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其根源在于要求把对象化给客观世界或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地位归还给人本身。其转向的实质在于把自发的本体论批判和非批判的本体论转向自觉的本体论批判。因此，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把中世纪哲学非批判的本体论转向本体论批判，将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二是把古代哲学自发的本体论批判升华为自觉的本体论批判，即对本体论的认识论反省，将对象化给客观世界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作为这二者的统一，就是在自觉的本体论批判中确立人（及其理性）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主体地位。
近代以前的哲学是从对象自在的矛盾去寻求和说明世界的统一性即本体，而近代哲学则越来越明确地自觉到：凡属对象在人类思维中的规定性，都是人的思维（理性）关于对象的规定；这些规定性是否合理，不仅需要考察关于对象的意识内容，而且必须探究形成意识内容（思想内容）的人的理性及其能力。这样，近代哲学就在哲学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上发生了重大变革，即从人的理性及其对存在的关系出发去思考本体论问题，提出了自然世界与人类意识、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实体与属性、自由与必然、知识与信仰、自我与非我、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等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的一系列范畴、命题和原理，以认识论的形式深化了本体论的内在矛盾。
这种近代水平的对本体论的认识论反省，即自觉的本体论批判“十分清楚”地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同时也把辩证法由自发形态升华为自觉形态。这就是从认识论的视角揭示和展现本体论的内在矛盾，并使之获得逻辑学形式的系统表达，从而达到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融为一体的辩证法。其系统展开和最高表现，就是黑格尔所创建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
但是，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即对本体论的认识论反省，以及在这个转向和反省的进程中所形成的自觉形态的辩证法，只是把本体论的内在矛盾推向更尖锐的程度，并没有合理地即唯物辩证地解决人及其思维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近代哲学提出了两种基本的理解方式：其一，实体即自然，理性（思维）只是实体（自然）的一种基本属性，人作为理性动物，通过感性直观和理性抽象认识世界而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这就是强调人及其理性对自然的依赖性或者说自然对人及其理性的本原性的近代唯物主义思想。其二，实体即理性，理性（思维）的规律就是自然（存在）的规律，作为自为的能动的主体，理性通过自我运动、自我认识而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这就是强调人及其理性对自然的超越性或者说自然对人及其理性的被动性的近代唯心主义思想。
由于上述两种理解方式的对立，近代哲学在批判上帝本体论并“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两种近代意义上的本体论——物质（自然）本体论和精神（理性）本体论。二者分别从对立的两极去寻求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把自然或理性作为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事物并规范人类全部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没有找到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理性、自然对人的本原性与人对自然的超越性对立统一的真实中介和现实基础。由此造成了整个近代西方哲学在本体问题上的物质（自然）本体论与精神（理性）本体论的抽象对立，在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片面强调自然对人及其思维的本原性）与主体性原则（片面强调人及其思维对自然的超越性）的互不相容。这种本体论的抽象对立和思维方式的互不相容，导致双方各把自己所承诺的本体（自然本体或理性本体）视为不容置疑的人类安身立命之本，即“最高支撑点”。因此，近代哲学的本体论批判就以非批判的本体论信仰而终结，自觉形态的辩证法也最终陷入了非批判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