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并实际探讨人的发展的现实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要特点。以往的思想家从人的抽象本质或某种善良的愿望开始，把人抽象化、理想化，“公然舍弃实际条件”[38]。马克思克服了这种缺陷。马克思的一生努力寻找人类解放的途径和全面发展的条件，并以实际行动去创造这些条件，推动人的发展。为此，他始终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人民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去探讨人的全面发展的方法与途径。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人的发展的前提和动力。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发展时总是反复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的产物，人的发展无疑是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的。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使人摆脱贫困状态，并在基本满足生存需要的前提下追求享受和发展。事实充分说明，“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39]。如前所述，人的发展表现为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40]。

人的发展也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生产力则是生产关系以及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促进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实现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完善和更替。“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41]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也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去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

人的发展还包括人的个性发展，而“自由个性”的实现必须消灭旧社会的生存条件，消灭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的现象，建立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42]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由于生产力总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人的个性也是不断发展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因此人的个性发展也只能是一个过程。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以及个性发展的历史性，认为“‘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43]。

生产力就是人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人的能力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促进“个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首要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也包括科学技术的作用，科学技术丰富人的知识，扩大人的力量，使人的体力和智力都直接或间接得到发展。科学技术武装的大工业是“整体的人”代替“局部人”的物质基础，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力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社会的发展。“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44]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科学技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为人的发展提供广阔的自由空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45]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及其运用，必然是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延长。对于自由王国的实现来说，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在艺术、科学等方面的发展成为可能。“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46]

人的全面发展不仅需要高度发展的生产力，而且需要高度发展的生产关系。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47]。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客观分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对于工人的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来说，生产力是根本原因，生产关系则是直接原因。“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种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末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任何道德说教在这里都不能有所帮助。”[48]因此，要改变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奴役，减轻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就必须改变其生产关系，废除私有制，使社会全体成员以自觉自愿的联合活动对那些异己力量加以控制和驾驭。

列宁的下述论断是人们所熟知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胜利的最重要的东西。然而，列宁并没有把事情仅仅归结为劳动生产率，他还提出了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更加复杂的任务，这种社会经济制度要求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49]

教育是传送知识和经验的一种手段，是培养人、“生产”人的素质的一种社会活动，“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50]。

“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51]人类能够不断进步和发展，原因之一就是人能够进行知识和经验的传授活动，把人类已有的文化科学知识、劳动经验和技能由少数人掌握变为多数人掌握，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与动物每一代、每一个体都从头开始不同，人的发展由于教育的作用而成为一种接力赛、团体赛。正是教育使人们不断获得新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拥有新的认识能力、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马克思断言：“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52]恩格斯指出：“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53]

人出生之后实际上只是一种自然人，其后天的发展虽然离不开先天遗传因素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然而在根本上则取决于人所受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马克思举例说，像拉斐尔这样有着较好天赋素质的个人，他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也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历史已经证明，任何社会和阶级，都要通过教育自觉地对年轻一代的身心施加影响，使其形成新的素质，具有社会和阶级所需要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知识。无产阶级也不例外。“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54]

人的发展的一切条件中最重要的是人自身的活动，其他条件最终都要通过人的活动发生作用。对于个人来说，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教育都是外因，活动则是个人的发展的内因。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不难理解，个人生理素质的改善和提高要通过个人生理活动，个人心理素质的改善和提高要通过个人心理活动，个人所有素质的改善和提高要通过个人的实践活动。没有个人的积极实践活动，就谈不上个人的任何发展。

在人们的各种活动中，劳动实践最为重要。实践是生理活动的基础、心理活动的源泉、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实践是“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55]。劳动实践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一致的。劳动实践发展了，人的身心就相应得到锻炼，人的能力、关系和个性自然也随之发展。人的活动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劳动实践的作用。

实践活动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仅指向外部对象世界，而且同时指向主体自身。马克思注意到这两个方面，明确指出：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实践所生产的，正是人的劳动实践使“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56]。恩格斯认为，人的手、人的大脑，不仅是劳动的前提，而且是劳动的产物。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人通过实践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实践对人的发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个人的知识主要来自教育，来自书本，是一种间接经验，但就知识总体而言，它是发源于直接经验的，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在我是间接经验，在他人是直接经验。即使是接受间接经验，也或多或少地要以一定的直接经验为背景。

人的能力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分不开，但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技能技巧的形成主要依靠个人在实践中的摸索和积累。自己的知识要转化为能力、别人的技能技巧要真正成为自己的才能，都必须经过个人的亲身实践。实践长才干。正是“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57]。

人的天赋素质存在差别，但这种差别对于形成个人素质、特长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人的各种丰富的生理潜能要通过实践活动得到唤醒、开发和发展；实践产物为人所消费、享受和掌握，反过来也促进人本身的进步。在这方面，马克思赞同亚当·斯密的看法，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天赋虽有差别但并不特别显著。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援引亚当·斯密的话说，和人相比，许多同类但不同种的动物天资上的差别更显著。“就天赋的才能和智慧来说，哲学家和搬运夫之间的差别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猎犬和鹑猎犬之间、鹑猎犬和牧羊犬之间的差别要小得多。”[58]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又一次援引亚当·斯密的话指出：“个人之间的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马克思最终得出结论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59]由分工掘成的，也就是由不同的实践活动造成的。即使人的生理因素，也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改善，从而形成新的素质和新的能力。马克思同意约翰·贝勒斯的意见：“劳动对于身体健康犹如吃饭对于生命那样必要……劳动给生命之灯添油。”[60]

实践同样可以改造人的世界观，形成新的思想观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改善和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61]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3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707—7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3页，人民出版社，1979。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 同上书，12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4] 同上书，190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6] 同上书，29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8] 同上书，108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1] 同上书，515页。

[32] 同上书，85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5] 《列宁全集》第1卷，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124—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95—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9] 《列宁选集》第4卷，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5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535页注解309，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