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人的主体性理论是人性理论、人的本质理论的深化，人性理论、人的本质理论是人的主体性理论的前提。

人性是在人与动物的对比中，作为物性、神性、兽性的对立面的人的特性提出来的。而主体性则是在承认人不同于动物的前提下，在与客体的对比中作为主体的特性而提出来的。人的主体性和人性的区别根源于主体和人的区别。马克思一方面从人类的角度肯定了人始终是主体，主体是人；另一方面又指出，对于现实的个人来说，人和主体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并非每一个人都是现实的主体。主客体关系的建立、主体地位的确立既取决于客体的性质，也取决于人的本质力量。“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象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53]只有当人具有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并现实地作用于客体的时候，他才可能成为活动主体，具有主体性。马克思举例说，从客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但是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不能欣赏音乐的人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

这就是说，主体性是在人性的前提下对于人的更高层次的规定性。就人来说，人可能成为活动主体具有主体性，也可能不成为主体不具有主体性，但人不论是不是主体、是否具有主体性，人总是人，具有人性。就主体来说，他首先是人具有人的特性，然后才是主体具有主体的特性。人是主体的前提，人性是主体性的前提。一个人一旦成为主体具有主体性，便又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人性的内容，主体性成了他的人性的核心。严格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讲的人就是现实的人，是在“社会历史中活动的人”，因而也就是作为活动主体具有主体性的人。

人的本质是一定社会关系下的劳动，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也是主体之所以为主体的根据。劳动创造了人，也形成、表现和确证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是以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主体性又进一步丰富、深化了人的本质的内容。从人的本质的角度看，劳动是人的类特性；从人的主体性的角度看，劳动既能肯定人也可能否定人。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既有“自由自觉的劳动”，也有“异化劳动”。私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带来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就是说，人的本质理论是从一般意义上讨论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它认为劳动是一种人格化的过程，通过劳动和社会联系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发展。而在主体性理论中，则要具体分析劳动和社会关系的性质，说明真正的主体性劳动是一种能动、自主、自为的劳动，异化劳动是一种非人格化的过程。“人本身被当成了私有财产的规定……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无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54]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分别研究了自由劳动和异化劳动。马克思说，自由劳动是人的类本质，“通过实践改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而异化劳动却使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至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55]

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必然带来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化。本来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交往，它把人和人联系起来，现在，异化劳动却把人与人分开，工人通过劳动创造了一个剥削、压迫自己的阶级——资本家。工人的劳动给资本家带来富裕，给自己带来赤贫，给资本家带来幸福，给工人带来痛苦。社会关系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形成一部分人剥削、压迫另一部分人的社会关系。这是与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异化联系在一起的。本来，劳动产品是劳动者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理应属于劳动者，表现和反映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能力。然而在异化劳动条件下，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却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受对象的奴役。劳动产品不属于创造它的劳动者，而属于不劳动的人。劳动产品越有价值，劳动者越没有价值。物的世界的升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由于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活动、社会关系以及劳动产品相异化，最终使劳动者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本来劳动是人的类本质，现在的异化劳动却成了劳动者的一种外在的东西，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的劳动，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本来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人的自我实现，现在却成为一种外在的强制，只要这种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劳动本来是自由的，劳动使人和动物相区别，现在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由此可见，异化劳动条件下的工人只是劳动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主体。劳动者和劳动主体不是同一个概念。劳动者可能是按照劳动以外的他人的目的出卖自己的体力和脑力，不占有劳动资料和劳动产品，实际上是充当他人谋利的工具、手段。而劳动主体则是劳动过程及其结果的主人，占有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自己的本质力量，具有自主性和自为性。劳动主体既是劳动的手段又是劳动的目的，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马克思说：“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56]

这样，在主体性理论中实际上就有两种不同的劳动和社会关系，对人具有两种不同的作用。只是说劳动和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还只是揭示了人的本质的客观基础，要真正把握现实人的本质属性还必须由此进入到更高、更深的层次，进入到真正的劳动主体的劳动和社会关系。正是在这种劳动和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主体性，才是人的最本质的属性。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人从根本上说，是劳动主体，是历史主体，人的本质属性从根本上说是人的主体性。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人的学说的探讨，在最深刻的情况下也只是达到劳动和社会关系这一层，这较之于旧哲学把人的自然属性或精神属性当作人的本质确实是深刻得多。但是现在看来，这并没有全面地反映马克思关于人的完整思想。

马克思一生关心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阶级的命运，他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人学思想，在对工人和资本家的本质的揭示中提出的人的主体问题，是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正是从异化劳动及其与人的主体性关系的角度，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以前的人类社会看作人类的“史前时期”。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57]在这一点上，恩格斯同马克思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认为只有消除了私有制和异化现象，人才真正成为活动的主体，“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58]。因为只有这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59]。“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因此，“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60]。

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概念中，人性、人的本质和人的主体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说人性是人的本质的前提，那么，人的本质则是人的主体性的基础；如果说人的本质进一步揭示了人性的根源，那么，人的主体性则进一步规定了人的本质的内容。根据列宁关于事物本质多层次的观点，对人的概念也可以这样理解：人性是人的本质的第一层次，是最低的层次；劳动和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的第二层次，是中心层次；人的主体性是人的本质的第三层次，也是最高层次。这是人的本质的内在逻辑，也是人类关于人的本质认识的顺序。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人的本质和人的主体性的有机统一的思想告诉我们：一方面要把人性、人的本质上升到人的主体性的高度来理解，从主体性的角度观照人性和人的本质的内容；另一方面，要把人的主体性放在人性、人的本质的基础上来理解，从人性、人的本质的角度来把握人的主体性的形成和发挥作用的机制。

按照马克思关于“主体是人”的论述，主体必然是既有主体性又有人性，二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决不是人一旦成为主体就不再是人，一旦具有主体性就不再具有人的特性和人的本质了。事实证明，无论人的主体性如何发展，如何强大，它都离不开人性和人的本质，都不能摆脱人性、人的本质对人的主体性的制约。

人来自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的主体性不能排斥、否定先于人和外在于人而存在的自然界对主体及其活动的“优先地位”。“正象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他本身不但是有机体，而且还是这种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先存在的；作为在他之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61]由于人来自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的主体性不能排斥、否定人自身的物质存在。“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62]在实践活动中，人是以一种物质的力量作用于实践手段和对象，使对象发生物质形态的改变以满足自身的需要的。人的主体性就在于通过实践掌握外部自然界，把它变成自己“无机的身体”、“精神的无机界”，建立起一个属人的对象性的人化自然界。

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意识具有能动性。但是，意识的这种能动性并不能直接地使劳动手段运动起来，也不能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使之发生一种预期的变化。马克思早就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63]又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64]而且意识能否对活动具有能动性，还看它是否正确反映客观对象的规律性。马克思说：“主观性只有作为主体才能存在”[65]，说明主体的确包含主观及主观能动性，但是主体性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主观性，更不能把主观性理解为主观随意性或主观任意性。主观必须依据和符合客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人的主体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有通过实践，才形成主体性，表现和确证主体性。主体性不能脱离人的劳动本质，否则就不可能科学说明主体性问题。主体是在实践中开始同客体分化并以主体形式出现的。马克思指出：“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66]人类劳动实践的变化、发展，直接影响和制约实践主体的变化和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是什么样的，是和他的生产相一致的，既和他生产什么相一致，又和他怎样生产相一致。

人的实践活动都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主体是在实践活动中相对于客体而言的。作为对象性关系的两极实体，主体和客体相互规定、相互包含。主体能动地作用于客体，客体反作用于主体。由于客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因此主体性的形成和发挥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客体，要以承认客体、认识和利用客体的规律为前提。真正的主体性不是否认、破坏客体性，而恰恰是承认、服从客体性，科学、合理地利用客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客体性和主体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相辅相成的，主体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马克思反对黑格尔抽象地强调能动性，也反对费尔巴哈片面地强调受动性，认为主体是能动和受动的统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67]

这表明，在实践活动中，主体是受动的，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客体对主体的限制，主体性不是主体的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主体是能动的，他力图掌握客体，超越客体，不断扩展人类生存的时空范围，推进人需要层次和满足需要的对象领域。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对于人的主体性也具有两重性。

首先，人的主体性来自于人的社会性。人的主体能力“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68]。正是这种“横向交往”和“世代延续”，形成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能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

其次，人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和限制人的主体性。人是分为不同的群体的，如民族、阶级、家庭等。生活于每一群体中的个人其主体性的形成及其大小都不可避免地受其群体所影响，打上群体的烙印。根据马克思的说法，人的主体性是在交往中被揭示出来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69]

从历史过程来看，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对于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活动主体来说具有先在的和客观的性质。它是前人活动的结果，是后人活动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70]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又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1]历史的主体性既表现在历史主体创造社会关系，也表现为历史主体适应社会关系，创造和适应是历史主体相反相成的两种属性。创造表现了人对社会关系的支配、控制，使社会关系适应主体；适应表现了社会关系对人的制约、限制，使人适应社会关系。人的创造性越强，其适应性越强；人的适应性越强，其创造性也就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