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从古代的萌芽状态开始,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形式。特别是经过资本主义几百年时间的发展,确已达到了既有效地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又在一定形式上给予劳动者以一定程度的民主权利。马克思主义肯定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进步性,同时又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的片面、贫乏和虚伪。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评判一种民主制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看它由以建立的所有制基础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还是废除私有制的斗争基础上的民主?”[1]资本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不管它形式如何完备,其目的都是要维护私有制,保证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资产阶级可以给劳动群众某些政治权利,但这是从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出发的,它附加种种限制,最终以有利于至少不至于危害资本主义私有制为限。一旦劳动者的民主权利使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受到威胁,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废除对劳动人民的种种许诺,直到**裸地实行暴力镇压。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在不威胁到私有制存在的前提下是可以有某些民主权利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坚信,无论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都没有和资产阶级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或者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民主权利。
“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条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的片面性。不管资产阶级如何花气力把这种民主装扮成“全民”的、“绝大多数人”的,但终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少数资产者占有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少数人真实地享有民主权利这样的客观事实。“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2]资本主义民主“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3]。
资本主义民主还是一种“虚伪的民主”[4]。形式上它好像也是赋予劳动者一定的权利,好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真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实际上这是虚假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金钱的社会,在那里,“金钱,它代表一切事物,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5]。无论法律条文怎么写,实质上却是谁有钱谁就有民主权利,谁有多少钱谁就有多少民主权利,谁没有钱谁就没有民主权利。资本主义民主是有钱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对于穷人、劳动人民则是假民主。
资本主义所谓民主选举,就是一种“金钱的选举”。只有足够多的金钱才能负担巨额的竞选费用;才能实际占有出版、新闻等方面的特权,制造舆论,拉拢选票;才能免除温饱之忧和失业之虑,四处游说。更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决定人的价值,金钱象征人的地位和能力,谁有钱谁就有能力,就是“上等人”,就可以成为“领头的”,就可以当选。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生动形象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畸形现象:“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这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是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的个人特点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6]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选举,是资本和财富的较量,是有钱人对有钱人的选举。普通百姓选来选去,选上台的依然是资本家或他们的代理人。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这里,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
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两党制”、“三权分立”这样一些政治制度,初看起来似乎比较民主。究其实质,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这是虚伪的。这些制度不是也从来不可能是为了劳动人民参加国家管理而制订的,其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巩固和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两党制”中的“两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而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经济财团的代表。他们的统治手法、策略或许存在某些不同,但“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7]。至于他们之间的竞争,不过是看谁能够更好地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至于选民们的民主选举,也不过是在这个资本家集团和那个资本家集团的代表之间进行选择。无论哪一党哪一派上台,资本主义制度不会改变,劳动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不会改变。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资产阶级两党制所带来的只能是假象,并无任何实际的意义。“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利用它们之间的虚张声势的毫无内容的决斗来欺骗人民,转移人民对切身利益的注意。”[8]
“三权分立”中的“三权”不是资产阶级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或其他阶级的政权,而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分权,“三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之所以要“分权”,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通过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和意志的相互制衡,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资本集团之间、派系之间的具体利益的分立,是“三权分立”的基础;资本集团之间、派系之间的根本利益的一致,又是“三权”一致的根源。所谓“三权分立”,最终也只是供资产阶级享受的民主。
总之,“两党”和“三权”都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权,都是少数人的民主。“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说:你们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看到它同封建制度相比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忘记它是有历史条件的和有历史局限性的,不要‘迷信’‘国家’,不要忘记,不仅在君主制度下,就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国家也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9]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时候谈论民主,都必须说明是哪个阶级的民主,是多少人的民主。一切关于抽象民主的空洞议论,在当代社会事实上都是有意或无意地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列宁说:“目前借谈论‘一般民主’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借谴责‘一般专政’来大反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并且正好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已在全世界遭到破产、战争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的历史关头来维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10]
[1] 《列宁选集》第4卷,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列宁选集》第3卷,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同上书,601页。
[4] 同上书,19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52—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列宁全集》第22卷,2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9] 《列宁选集》第3卷,684—6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同上书,6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