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的形式总是由片面到全面。“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1]这种历史发展的片面性造成人的认识的片面性、局限性。

问题在于，适应历史发展片面形式的范畴体系往往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成为一种“客观的思维形式”，统治着人的思维。于是，随着历史发展由“片面”到“全面”，就要反思、批判并打破原有的范畴体系，建立新的适应于历史全面展开形式的范畴体系，新的范畴体系对旧的范畴体系的批判实质上是实践活动不断发展的产物。因此，必须把反思置于实践发展基础之上来考察。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对反思作了深刻而全面的论述。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2]。这就是说，反思的对象是思想，反思是对思想本身进行认识，即以思维为对象的思维形式。反思的作用就在于，它不断使思维本身“过渡”，形成“自己构成自己”的运动，因而构成了思维发展中的“绝对的积极的环节”，即思维的辩证否定环节。

作为思维运动的“过渡”或中介，反思在不同层次上的运行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黑格尔的《逻辑学》分为“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在这三个层次中，反思的运行都不一样。以“本质论”为例。在“本质论”中，不同范畴通过反思连成一体。换言之，“本质论”中的各种规定都是反思的规定。“本质的观点一般地讲来即是反思的观点。反映或反思（Reflexion）这个词本来是用来讲光的，当光直线式地射出，碰在一个镜面上时，又从这镜面上反射回来，便叫反映。在这个现象里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一个直接的存在，第二方面同一存在是作为一间接性的或设定起来的东西。”[3]只有当存在向本质、直接性向间接性发展时，反思才出现。因此，黑格尔认为，在“本质论”中，各种思维规定都是由反思发掘出来，并且被反思固定下来的，“本质的观点一般地讲来即是反思的观点”[4]。可见，反思在不同层次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作为思维运动中的中介，反思本身也要被扬弃，从而形成思维的整体运动。以概念论为例。到了“概念论”，反思本身又被扬弃。此时，本质经过反思的中介进入间接性。“概念是‘存在’与‘本质’的统一。”因此，黑格尔又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反思：“第一，反思规定是建立起来之有，即否定本身；第二，反思规定是自身反思。”这里，产生双重关系，即作为“建立起来之有”的反思是否定；“作为自身反思，它又是这个建立起来之有的扬弃，是无限的自身关系”[5]。换言之，反思是对直接存在的否定，而思维自己无限的运动又是对这否定的否定，即对否定自身的反思。经过这样的运动，反思既包含了直接性，又包含了间接性；既包含反思他物，又包含反思自身；既是向外映现，又是向内映现。同时，这一过程又是作为中介环节的反思向“整体反思”发展的过程。

黑格尔对反思理论的贡献就在于：揭示了反思这一特定思维形式的对象，即以思维为对象；揭示了反思在思维发展中的中介环节作用，即辩证否定在思维中的具体体现；揭示了反思的不同形态，并按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历史线索，把它们由低级到高级联系起来。当然，黑格尔对思维的反思只是在纯思辨领域中进行的。

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是对黑格尔的思辨反思理论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的产物。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思维的反思是由实践发展所决定的，它的活力主要来自实践，而方向是“与实际发展相反的”，即“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6]。马克思对反思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打破了反思的神秘性，使其从纯思辨的王国回到人的现实活动中，成为“当作实践去理解”的一个环节。

马克思实践反思理论中的反思又是在自我批判基础上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反思是在自我批判基础上的批判。“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7]这就是说，反思是实践和主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进行“自我批判”基础上的一种批判形式，只有这种反思才具有“客观的理解”的意义。把反思扎根于实践活动和主体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深刻之处。

思维是按一定的逻辑规则运行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框架”、“思维定势”、“思维圈”，这些“框架”、“势”和“圈”本身又产生了排他性，拒斥不符合自身思维要求的信息。但是思维本身又只能从有限出发来把握无限，一旦形成了这些“框架”、“势”和“圈”，思维自己就陷入单一化、直线化。更重要的是，思维在自己的“框架”、“势”和“圈”里无法打破自己，因而在面对新鲜的信息时，就产生了“思维盲区”、“无知境界”、“悖论”，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马克思曾概括性地谈到过这一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8]这种“判断的盲目”是由思维前提的局限性、推理的程式化造成的。这就是说，一旦陷入特定的“思维框架”内，就会产生“思维盲区”，从而产生一定的“判断的盲目”，“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即无法正确理解新的信息。

思维框架、思维定势、思维圈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思维框架”概念是由恩格斯首次提出的，其意是指思维运行的空间，它像脚手架一样，规定着思维的视野、思维的容量、思维的深度。任何思维都是在一定的框架中进行的，思维框架规定着“思维的界限”，这种思维的界限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思维圈”；从“思维框架”到“思维圈”经过“思维定势”的中介。所谓思维定势，是指思维向着某种“完整性”、“稳定性”的运动，是在一定思维框架中产生的思维必然如此运动的过程。思维定势的形成标志着思维圈的形成以及思维方式的定型化。

正是由于思维运行的这些特点，思维本身的发展必然要求反思思维。反思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沿着“问题”展开思维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否定原有的思维框架、思维定势、思维圈，并形成新的思维框架、思维定势、思维圈。这里，已经显示出反思在思维运动中的重要性。黑格尔把反思称为思维“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部搏动的否定性”，认为反思是思维的“绝对积极的环节”，确实是极其深刻的。反思集批判性与创造性于一身，它是思维中的辩证否定的具体体现。没有反思，就没有思维的自我运动。反思因此成为一项独立的思维形式。

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是对黑格尔的思辨反思理论的扬弃，具有独特的理论特征。“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9]这就是说，实践发展的实际形式决定反思的形式，反思的局限性导源于“物质活动方式的局限性”。通过对“劳动”这一范畴历史理解形式的分析，马克思说明了反思是实践基础上的反思。

这里，首先通过考察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的“劳动”范畴的分析，来说明马克思实践反思理论的特征。

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对价值形式作出分析的思想家，他正确地看到“五张床＝一间屋”可以转化为“五张床＝若干货币”。然而，亚里士多德到此却停步不前了，认为“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但是没有这种可以公约的性质”。所以，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认识到“五张床＝一间屋”存在着“等同性”，另一方面又认为，“那是实际上不可能的，这样不同种的物是不能公约的”。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缺乏“价值概念”。亚里士多德生活在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古希腊社会，这种社会的片面形式使他不能形成相等的劳动概念，只能产生人类劳动不平等的观念。“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10]社会实践的片面形式产生片面的观念，即使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也在所难免。

其次，以马克思对劳动范畴的历史考察来说明马克思实践反思理论的特征。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本身是古老的，但真正把握“劳动”的意义，却是现代社会。这一过程大致有五个阶段：（1）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是存在于货币中的物；（2）重工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客体转到主体活动中，即工业劳动与商业劳动；（3）重农学派则把作为劳动的一定形式的农业看作是创造财富的唯一形式；（4）亚当·斯密作出进一步抽象，“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11]，从而抽象出“劳动一般”，确立了劳动价值论；（5）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第一次对“劳动”与“劳动力”这两个概念作出区分，指出劳动是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而劳动力是存在于人体中的智力与体力，从而揭示出资本的存在是以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并使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的，从而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

就劳动与价值的关系而言，这里存在着抽象发展的五个层次：纯客体→主体活动→某种形式的劳动→劳动一般→劳动与劳动力的分离、剩余价值、资本。这五个层次又始终存在着两个方面：一是实践本身的发展；二是对前边的已经形成的抽象进行反思、批判，即重工主义、重商主义对货币主义的批判，重农主义对重工主义、重商主义的批判，亚当·斯密对重农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批判。其中，实践的发展始终是反思、批判的前提和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12]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实践反思的根本特征：一是“最一般的抽象”产生于被抽象的对象已经具有“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形式；二是“最一般的抽象”是从“特殊形式”上升到“普遍形式”的过程。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作出“劳动一般”的抽象：其一，“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13]其二，“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14]

因此，劳动作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15]。这就是说，只有在劳动形式全面展开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能作出“劳动一般”的抽象。这就是问题的本质。但是，马克思并不是直线地看待实践与思维之间关系的。在马克思看来，思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由于思维运动有自身的特殊性，所以又产生了一个思维的反向运动，即思维从高级阶段反过来认识低级阶段；只有立足于展开了的具体范畴，才能深刻地把握简单范畴，高级范畴形成的过程同时又是使低级范畴“变形”的过程。换言之，思维发展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只有抓住“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一问题的关键，才能更深刻理解反思的重要性。

范畴的发展是一个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形成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这里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16]

这里，出现六个范畴：（1）简单范畴；（2）不发展的具体（整体）；（3）比较简单的范畴；（4）比较不发展的具体（整体）；（5）比较具体的范畴；（6）比较发展的整体。这六个范畴之间存在着横向对应关系，即简单范畴——不发展的整体；比较简单的范畴——比较不发展的整体；比较具体的范畴——比较发展的整体。同时，这六个范畴之间又存在着从纵向的独立到“从属”的关系，即简单范畴→比较简单的范畴→比较具体的范畴；不发展的整体→比较不发展的整体→比较发展的整体。马克思认为，“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17]。换言之，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

问题在于，仅仅停留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水平上，并不能完全说明逻辑本身发展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在认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中存在着“变形”、“反过来思”的过程。这就是，从简单范畴向比较简单的范畴，再向比较具体的范畴演化是一个特殊的结构变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简单范畴成为较具体范畴的从属因素，成为更高层次系统内的一个要素、构成部分；而较高层次的具体范畴又改变着原先较低层次的简单范畴的比重和结构。如同实践的发展一样，在范畴发展中也存在着一种“普照的光”，这种“普照的光”就是反映人类最高实践活动特点的概念结构，这种概念结构支配着以前的概念结构。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8]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体系中，范畴的次序不是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的，而是“倒过来”安排的。新的概念结构、“较具体的范畴”总是对原有概念结构进行批判，改变着原有概念结构各要素的比重、地位，使之从属化。

通过范畴发展中的这种正向与反向的运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提出关于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及科学分析，总是从“事后”，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之所以要从“事后”，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是因为“后面”已经不同于“前面”，“完成”已经不同于“开始”，这里已经发生了结构、本质和整体上的飞跃。如果从“前面”、“开始”出发，就会局限于“前面”、“开始”所遵循的“简单范畴”与“不发展的整体”之内，思维在这一“思维圈”内无法使自身上升到“比较具体的范畴”。所以，思维的行程要倒过来，从“事后”，从“完成的结果”出发进行反思。此时，思维就会形成一种批判功能，使原有的概念结构“变形”。

马克思实践反思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揭示出反思成为思维中“绝对的积极的环节”的真正原因，即反思是以实践活动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同时，又揭示出“反过来思”是从“发展的结果”出发，逆向溯因的过程，是一个重建范畴体系或概念结构的过程，是通过建立新的范畴体系对原有的范畴体系进行批判的过程。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揭示出思维的正向与反向两个方向的运动，为人们把握历史运动提供了科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