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关系、阶级矛盾的历史变化，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实现形式也在转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对东方国家的冲击、渗透和影响，随着东方国家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首先在东方国家开始了其实现的历史进程。造成这一历史“倒转”现象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东方国家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西方开始它的矛盾进程的，但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以整个世界为舞台进一步展开其矛盾运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冲击、影响、渗透到东方国家。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而是各民族、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依存，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世界历史在20世纪已是一个可经验到的事实了，但它却形成于19世纪。马克思以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趋势，并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开拓世界市场“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从而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8]。
世界历史形成之后，各民族、国家的相互作用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越出了在各个民族或国家那里单独进行的境地，而成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是指，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在不同民族或国家内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是指，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各民族或国家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便越出其狭隘地域，在世界的宏大背景中进行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
在这样一个整体运动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便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形”，某些落后民族或国家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便会较快地达到激化状态，并产生同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然而，“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29]。正是以此为依据，马克思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之所以能够在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首先实现，其根源和秘密也正在于此。
在研究历史时，有的人总是不顾及历史的必然性而沉湎于“如果……就……”的假言判断中。在他们看来，如果“十月革命”失败了，俄国历史就会改写；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历史就会改写；如果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资本主义，今天就如何如何……然而，历史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它并不以“如果……就……”的公式为转移。实际上，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如果……就……”的判断是永远不能被验证的，因而是没有科学意义的。沉湎在这种研究方式中，我们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虚幻的历史。这绝不是误认风车为妖魔的堂吉诃德式的战斗，而是实实在在的两种历史观，即唯心主义历史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立。
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方国家的首先实现，标志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开始由一种历史趋势转变为社会现实。然而，这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具有国际的性质”，因而它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可以首先在某一国家内单独实现，但它的全面实现，即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却是世界性的，是一个长期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30]的确如此，生产的商品化以及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交通工具的发达，对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以及美洲、非洲的殖民化等等，使世界市场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得以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1]正是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力图使一切民族都“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同时又用暴力迫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2]，从而创造出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而资本原始积累只是资本积累的开端。如同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样，资本的世界积累同样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从结构上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中心——卫星”式的体系，即西方国家是“中心”国，东方国家是“卫星”国。恩格斯曾形象地指出：“英国是农业世界的大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33]在这样一个“中心——卫星”式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西方国家通过种种手段，包括在东方国家直接投资，利用其廉价劳动力资源；债务盘剥，造成工业较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依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构成国际贸易中的双向垄断，即卖方垄断（垄断高价）和买方垄断（垄断低价），形成国际贸易中长期超越价值规律作用的不平等交换，等等，残酷剥削、掠夺东方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向“中心”。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双重剥削——不仅剥削本国的工人，而且剥削东方国家的工人——得到双重好处，即既能在国外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又能在国内维持较高的剩余价值率。结果一边是西方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一边是东方国家贫困的不断加剧。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消除阶级对立、贫富差距。相反，它在西方国家内剥削工人阶级的同时，又在世界范围内剥削工人阶级，并掠夺“农民的民族”；它在西方国家内不断制造贫富差距的同时，又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制造贫富差距，并且日益拉大这个差距；它不仅没有消除东方国家本来意义上的落后状态，反而使经济本来就落后的东方国家处于一种畸形发展的状态，并使东方国家处在严重的社会危机状态，西方资产阶级在东方国家所做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相反，它“在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专制……比萨尔赛达庙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它使东方国家“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34]。
这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是以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发达为代价的，或者说，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发达”是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发达国家的剥削、掠夺和控制所造成的一种扭曲的发展形式。“不发达并不是由孤立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区中古老体制的存在和缺乏资本的原因造成的。恰恰相反，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历史进程。”[35]一句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了发达和不发达这两种对立的状态。
这种发达与不发达的对立是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如前所述，西方国家内的资产阶级不仅剥削本国工人阶级，而且剥削东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所以，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交织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时，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东方国家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而且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属于不发达国家，所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又交织着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总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表现为交织在一起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或“农民的民族”与“资产阶级的民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这些矛盾的出现并交织在一起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世界化的结果。
从人类总体历史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6]。从现实看，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远未发挥穷尽，因而还未发展到它的极限。没有发展到极限并不等于没有极限。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制从根本上规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极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规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
由于资本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在无限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矛盾之上，或者说，资本本身就是这一矛盾的生成和展开，所以，一旦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一旦资本扩张在世界范围内达到“饱和”状态，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到了它的极限。资本在空间扩张的极限就是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的资本主义灭亡的时间。同时，社会主义要真正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也只有在新的世界体系中才能确立。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37]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其全面实现是世界性的。
资本主义的寿命还有多长，这无法预料。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的理论揭示的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不是历史进程的时间表。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变暂时的相对稳定为永恒的绝对形式；不能把社会主义暂时的挫折看成是永久的失败，变运动中的曲折为运动的终结。从人类总体历史进程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才刚刚开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实现这一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仅仅是拉开序幕。把起点当作终点、序幕当作闭幕，这是历史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