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同于自然。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盲目作用的结果，“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历史本质上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但是，历史又离不开自然。“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离开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只能建立在虚无之上；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只能走向唯心主义历史观[3]。从根本上说，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4]正是以此为前提，唯物主义历史观确立了科学的历史规律观念。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把历史与自然区别开来，同时又把二者联系起来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实践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同时，劳动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头脑中作为目的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这就是说，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三种转换，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转换以及物质与观念的转换。
前一种转换是人的活动和自然运动共同具有的，后两种转换仅仅为人的活动所具有。实践活动包括物质变换，表明人的活动也必须遵循物质运动的共同规律；其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互换和物质与观念的转换，又形成了新的、为其他自然物体所不具有的特殊运动规律。这就是体现主体活动的特点，包括物质运动在内的人的实践活动规律。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因此，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实际上就是社会发展规律，即历史规律。
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历史规律或必然性就形成并实现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这里，我们碰到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命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命题绝不意味着，在人们从事某种历史活动之前有一个现成的历史规律可供认识，相反，“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5]这是因为：
第一，不存在任何一种预成的、纯粹的、永恒不变的历史规律，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规律都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形态中；当这种特定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形态结束时，这种特定的历史规律也就不复存在。
第二，以往的历史传统和既定的历史条件为新一代的历史活动提供了前提，并决定了新一代历史活动的大概方向；但这些历史条件又在新一代的历史活动中不断被改变，正是在这种改变以往条件的活动过程中，决定着新一代命运的新的历史规律才形成。
第三，只有当某种历史活动和社会关系达到充分发展、充分展示时，某种历史规律才能真正全面地形成；只有在此时，人们才能理解、把握这种历史规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在“从后思索”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历史的一般规律，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这些抽象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一般地说，历史规律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具体地说，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规律都形成于特定的、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而独立自存或预成的历史规律只能是“神话”，只能是黑格尔的“绝对计划”。
历史规律或必然性本质上是一个实践问题。
从根本上说，历史规律就是经济运动对人类历史行程的制约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历史运行的大概趋势，构成了历史运动的“中轴线”。但是，我们又不能把历史规律等同于经济必然性。在整个历史中，没有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起源不能用经济必然性来说明；同时，没有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为一定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所引导、所伴同、所追随。历史演变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在一种经济的平面上进行的。经济必然性既不可能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成为独立的实体，也不可能脱离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而纯粹地发生作用。经济必然性本身就具有社会性、历史性，以经济必然性为基础的历史规律因此具有总体性，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同时，历史规律同样具有重复性、常规性。只要具备一定条件，某种历史规律会反复发生作用，成为一种常规现象。以此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那里，可以产生相同的社会形态。但是，历史规律的重复性在表现形式上又不同于自然规律。如前所述，从规律的表现形式看，自然规律更多地表现为动力学规律，历史规律主要表现为统计学规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称赞比利时统计学家凯德勒运用统计平均数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而且他本人也运用统计学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一系列规律，并指出：“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6]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平均数规律”实际上就是统计学规律。
统计学规律揭示的事物之间的规律性关系，是一种必然性与多种随机现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在动力学规律作用下，偶然性可以忽略不计，但对统计学规律来说，偶然性不仅不能忽略不计，相反，它正是通过对大量偶然性、随机现象的统计才发现其中的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仅承认经济必然性在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的反作用下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而且认为历史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才能实现。“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7]。
历史规律的重复性不等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历史不同于自然，历史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法国大革命、明治维新、戊戌变法等都是非重复性的存在，但由此否定历史必然性确实是不能接受的。戊戌变法是“一”，但改良、改革作为历史现象在古今中外并不罕见，是“多”；法国大革命是“一”，但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历史现象在近、现代历史上却重复可见，是“多”……这表明，要把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三个概念加以区分。历史事件是“一”，历史现象是“多”，在这“多”的背后存在着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会重复起作用的历史规律。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产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其中的偶然性使历史事件各具特色，不可重复，规律重复的只是同类历史事件中的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它不是也不可能是重复其中的偶然因素。实际上，历史规律的重复性正是在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中体现出来的。1640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的出现，体现的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规律。
严格地说，任何事件，包括自然事件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事件也是不可重复的，自然规律也是在一个个不可重复的自然事件中体现出来的。但是，自然事件的差异性却深藏在其相似性的后面，历史规律的相同性则深藏在历史事件的相异性的后面。因此，在观察自然时，应从事件的相似中看到相异；在研究历史时，应从事件的相异中看到相同，从事件的单一性中透视出规律性。这样，才能走向历史的深处。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分析经济形式和社会关系，把握历史规律及其重复性、常规性，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只能用抽象力来代替。同时，由于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归结于生产力——人对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仅发现了历史规律的重复性、常规性及其秘密，而且能够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社会的物质变革。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自然科学的实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把唯物主义历史观称为“真正实证的科学”。“重复性”、“常规性”和“精确性”概念的出现，使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一门科学，一门成熟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