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潮

第八章是霍妮全书结构最清晰的一章，她在第一段首先对人格障碍者的心理动力做了一个总结，总共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如我们可见，他会努力将冲突的一方面扶植为主导。但他依然是撕裂的”；第二，“他会寻求极端方法将自己与他人完全隔离开来，虽然冲突不再起作用，但是他的整个生活却站在了悬崖边”；第三，“他炮制出一个理想化的自我，自我感觉内心统一、无往不利，但同时又制造了新的裂痕”；第四，他还会使用七种其他防御方法，来固化上述三方面的人格结构。这六种方法分别是：盲点法、分隔法、合理化、过度自控、自以为是、闪烁其词或者回避晦涩、愤世嫉俗。

霍妮分别描述了这七种防御方法的表现，她把它们称为保护体系，在今天，这个多种防御方法组合形成的结构叫作“防御从”，而霍妮总结的作为辅助的几种防御机制，今天已被美国心理学家杰瑞姆·布莱克曼发展为了101种，具体可见其著作《心灵的面具：101种心理防御（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这些防御从形成的人格特征，被当今的精神分析师科恩伯格称为人格组织（personal ity organ ization)，霍妮描述的人格结构比较符合科恩伯格所说的边缘人格组织。

而霍妮所说的把冲突的一方面扶植为主导，由此造成了人格撕裂，今天称为分裂。分裂之后，如果把“坏客体”投射给别人，容易造成一个人孤立和隔绝的状态，但如果把“好客体”投射给别人，是不是就不会孤独呢？其实也不是这样。“好客体”投射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真正看到对方，真正地了解对方，他喜欢的只是对方符合他幻想的地方，一旦发现对方不符合幻想投射，对方就可能变成“坏客体”。而人类的爱，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依仗于真实看见、全面接纳，无论好坏，照单全收。

霍妮在此还提出理想化形象有助于消除孤独的自成一体、自我圆满的状态。但它还是有分裂，这时候的分裂，是理想自体和现实自体的分裂，理想的我可能是无所不能、无比可爱的，它可能贬低和攻击现实的我，而现实的我总是有无能的、不可爱的地方，这种情况就可能产生“我不配”的感觉——这在今天被称为“冒名顶替综合征”，在自恋型人格障碍、回避型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等心理障碍中，都容易观察到。[28]

第八章 实现伪和谐的辅助方法

有一种司空见惯的事，那就是一个谎言往往引出另一个谎言，而第二个谎言又需要第三个来圆谎，以此类推，直到说谎者被困在一团乱麻的谎言中，被人逮个正着。在个人生活或集体生活中，只要缺乏遇事刨根问底的决心，上述这种事情便必然会发生。简单糊弄或许会有好处，但也会引发新的问题，需要设法应付。神经症患者回避基本冲突的尝试也是如此。同样，要想解决冲突，引发根本问题的因素必须得到显著改变，舍此别无他途。而神经症患者则会身不由己地假装解决了前一次假装解决问题时遗留的问题。如我们可见，他会努力将冲突的一方面扶植为主导，但他依然是撕裂的。他会寻求极端方法将自己与他人完全隔离开来，虽然冲突不再起作用，但是他的整个生活却站在了悬崖边。他炮制出一个理想化的自我，自我感觉内心统一、无往不利，但同时又制造了新的裂痕。他尝试在这个“战场”上消灭内心的自我，以此消除裂痕，最终却发现自己的处境更为艰难。

如此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仍须得到进一步支撑。于是，他转而在一系列无意识策略中寻求帮助，这些策略可以分为盲点法、分隔法、合理化、过度自控、自以为是、闪烁回避，还有愤世嫉俗。下面我们不会一一讨论这些现象，因为这个任务太重了，我们只会描述患者是如何运用这些手段应对冲突的。

神经症患者的真实行为与理想化自我形象之间的鸿沟之大，让人怀疑是否还能指望患者看清自己，而他却始终意识不到眼前的矛盾。这些极其明显的矛盾却恰恰是其视野的盲点，这一点正是首先吸引我注意的事情之一，使我发现了前述诸多冲突的存在和关联。例如，有一个患者，具有屈从型人格者的所有特征，并且把自己想象得和基督一样，他曾随口跟我说，在员工会议上他常常想稍稍动动拇指，用枪把同事们一个个打死。确实，破坏欲当时无意识地引发了这种关于屠杀的想象，但关键在于枪击，即他戏称的“玩玩”，丝毫不曾动摇他那基督模样的自我印象。

另一个患者是一位科学家，他相信自己对工作全神贯注、一丝不苟，认为自己是所在领域的开拓者，但是在选择要发表的作品时他完全持机会主义态度，只提交自己觉得会博得最多赞许的那些。他对此毫不掩饰，只是和上一个例子中的患者一样健忘，自我陶醉，对其中的矛盾视而不见。同样，有个男子的理想化形象里，他自己就是真与善的化身，却毫不在乎自己从一个姑娘那里捞钱，给另一个姑娘送花。

显而易见，在这些例子里，盲点的作用就在于保证掩藏的冲突不上升到意识层面。令人惊讶的是这一现象影响的人群范围之大。此外，受观察的患者不但有文化，而且有心理学知识，这一点更叫人称奇。如果说我们都习惯对不在乎的事物视而不见，那这个解释实在难以服人。还要指出，我们故意遗忘某事的程度，取决于遗忘会带给我们多大好处。总而言之，这种伪盲点以极为简单的方式表明，我们是多么不想正视冲突。但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如前面例子所示，我们如何能够忽视如此明显的矛盾。事实上，只有具备了某些特定条件，这一现象才可能发生。条件之一是对自身情感体验的极度麻木。另一个条件如斯特雷克[29]指出的那样，则是生活在“隔舱”里。斯特雷克也曾指出盲点的存在，这里他指的是逻辑严密的分门别类及区别对待：这一类是朋友，那一类是敌人；这一组是家人，那一组是外人；这一群是工作关系圈，那一群是私人生活圈；这一圈是社会地位平起平坐的人，那一圈是地位比我低的人。因此，在神经症患者看来，在一个圈子里发生的事，与另一个圈子里发生的事并不会矛盾。只有一个人因为精神冲突而丧失了内心的统一感，他才会这样活着。因此，分隔是内心冲突导致分裂的结果，也是避免自己发现冲突的防御机制。这一过程与前述理想化形象的例子并无不同：矛盾依然存在，但冲突神秘消失了。至于理想化形象与分隔法之间的因果关系，则很难确定。然而，似乎人以群分的行为更为基础，在其影响下才产生了那样的形象。

要评价这一现象，就必须考虑文化因素。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精致的社会制度里的一个小齿轮，与自我的疏离几乎比比皆是，而人本身的价值则日渐式微。我们的文明中无数刺眼的矛盾，使得人们的道德感普遍日渐麻木。人们对道德标准等闲视之，例如，如果一个人有时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或者尽职的神父，改天则又像个流氓地痞，但没人对此大惊小怪。[30]当然我们周围也有少数人心智健全、人格统一，与我们自身的分裂状态形成对比。在精神分析中，弗洛伊德摒弃道德判断的风格——他将心理学视为自然科学，由此出现这样的结果——使得精神分析医生像患者一样，对这类矛盾视而不见。精神分析医生认为，持有道德判断，或对患者的道德价值观有任何兴趣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对矛盾的接纳可见于诸多理论体系，而并不必然局限于道德范围。

合理化可以被定义为用论证来自欺。对此通常的理解是，合理化主要是用于自我辩护或者为自己的动机、行为寻找符合公认思想观念的解释，这一观点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这里的含义在于，按理说，同一文明中生活的所有人，都根据相同标准来合理化，而实际上，对哪些事物采用何种方法加以合理化，都有着巨大的个人差异。只有当我们把合理化视为神经症患者营造伪和谐的一种辅助方法时，这种情况才是理所当然的。在基本冲突周围建起的防御性结构的每一块木板上，我们都能看到这一过程在进行着。主导性心态得到论证的强化，那些会让人看到冲突的因素则被最小化了，或者被粉饰一番，与主导性心态匹配得天衣无缝。这种自欺欺人的论证如何有助于整合人格，体现在屈从型人格与攻击型人格的对比中。即使有强烈的支配欲，前者还是将其助人的欲望归因于他的同情心，如果支配欲实在太明显，那他就将其合理化，称之为牵挂。而后者，当他热心助人时，他严词否认怀有任何同情心，而将其完全归为权宜之计。理想化形象总要有大量的合理化支撑：真实自我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差距必须通过论证来抹平。在外化中，合理化则被用于证明外部环境与此相关，或者是表明个人无法接纳的品质只是他人行为引起的“自然”反应。

过度自控倾向之强，让我一度将其视为根源性神经症倾向之一。[31]其功能在于像堤坝一样防止矛盾的情感如洪水般泛滥。虽然最初自控往往是受有意识的意志力支配，但经年累月之后，它就常常或多或少成了自动反应。这样，自控的人就绝不允许自己被情绪冲昏头脑，不论这种情绪是热情、性**、自怜还是怒火。在精神分析过程中，这类人最难轻松结交。他们不许自己借酒怡情，而且常常宁可忍受痛苦，也不接受麻醉。简而言之，他们试图遏制一切本能反应。这种特质最强的人，往往其内心冲突已十分明显，且没有采取常规手段掩盖。冲突的态度中，任何一方都未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其人也尚未孤僻到足以保证冲突不起作用。这样的人完全依靠理想化形象将自身人格捆在一起。很明显，若不采用某种建立内心统一性的主要手段加以辅助，其约束力并不足以避免人格崩溃。理想化形象如果包含了相互矛盾的成分，就会变得尤其别扭。于是，患者就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需要意志力来保证冲突的冲动得到控制。因为最具干扰性的冲动就是怒火激起的暴力，所以他投入了最多的能量来控制怒火。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就开始了：怒火因为被压抑，便积累起爆炸般的力量，反过来就需要更强的自控来加以遏制。如果患者意识到自己过度自控，他会以“文明的个人都有必要具有自控的美德”来辩解。但他忽视了的是自制的强迫性本质。他情不自禁地这么做，方式极其僵化，如果自制由于任何原因不起作用了，他就会被恐惧裹挟。这种恐惧可以表现为担忧自己发疯，这清晰地表明自控的作用在于防止人格分裂。

自以为是具有双重作用，即消除内在的怀疑和杜绝外来的影响。怀疑与犹豫总是因未解决的冲突而形影不离，所以才有足以瘫痪一切行动的能量。在这种情况下，人自然易受外部影响。如果我们真的信念坚定，就不会轻易动摇。但如果我们整个人生走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悬而未决，那么至少此时，外部的因素便举足轻重。不只如此，犹豫不决不只会影响对行动方向的选择，还包括自我怀疑，怀疑自己的权利、价值。

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会减损我们打理生活的能力。然而，人们对这些因素的忍耐力显然并不相同。一个人越是把生活看成一场无情的战争，他就越会把怀疑视为可怕的缺点。他越是孤立，越是强调独立，他易受外界影响的特点就越容易激怒他自己。我所有的观察工作都指向这一事实：以攻击性倾向为主导，兼具孤僻型特征的人格，是滋生僵化的紧张状态最好的沃土。攻击性驱动力越是快要浮出水面，这种紧张状态就越是枕戈待旦、不敢松懈。这种方法喊口号般武断地宣称某人永远正确，企图以此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在一个由理性如此统治的制度下，情绪是内部的叛徒，因此必须以毫不动摇的控制手段加以扼制。这样或许能获得平静，但这是坟墓里的平静。可以预见，这样的人憎恶精神分析，因为它是一种威胁，会打乱整洁有序的表象。

与僵化的紧张状态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是回避，但它同样能有效防止自己发现冲突。惯用此类防御机制的患者常常就像童话里那些人物，如果被追捕，就会变成一条鱼；如果这种伪装不安全，就会变成一头鹿；如果猎人追上来了，他们就像鸟一样远走高飞。他们绝不把话说死，会否认曾经说过某些话，或向你保证当时并无那种意思。他们有一种令人困惑的能力，让事情变得云山雾绕。他们通常不会就任何事务给出具体的反馈，如果不得不试着如此，聆听者最终也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同样的迷雾也笼罩着他们的生活。他们此刻心思恶毒，转眼就心怀同情；待人时而思虑过周，时而冷酷无情；有些方面颐指气使，其他方面又自我磨灭。他们寻找支配欲强的伙伴，最终却把其伙伴改造成了“哈巴狗”，然后又开始寻找下一个。对人态度不好之后，他们又会满心懊悔，设法补救，然后觉得自己被当作傻瓜，又开始暴虐起来。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是真切的。

精神分析医生往往会深感困惑沮丧，感觉没有什么素材可以分析。这就错了。这些病人只是没能成功地采用常见的人格统一手段而已：他们既没能压抑冲突的一部分，又没能树立起确切的理想化形象。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他们展示出了这些方法的价值。因为不论结果如何麻烦，这样做的人，其人格结构有所优化，而不再像回避型人格那样完全茫然无措了。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医生同样会误以为这个病例容易治疗，因为冲突已经显现，无须他再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然而，他会发现自己遇到了麻烦。患者千方百计不愿把问题看透厘清，这会让精神分析医生有挫败感，除非他能明白这一点：这种不情愿本身，就是患者自己的一种手段，拒绝任何人真正深入分析病情。

阻止自己发现冲突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愤世嫉俗，即拒绝承认道德价值观，并百般嘲讽。不论患者如何教条地坚持其可接受的标准的特定方面，对道德方面深刻的不确定性都必然存在于每个神经症患者心中。虽然愤世嫉俗的根源不同，但其作用总在于拒绝承认道德价值的存在，从而让神经症患者免于被迫看清自己到底信仰什么。

愤世嫉俗可以是有意识的，随后成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传统并以此自我辩护。重要的只是表象。只要不被人抓到，你就可以随心所欲。除了蠢驴，剩下的都是伪君子。这类患者可能对精神分析医生使用“道德”这一术语十分敏感，而且与当时的场景无关，就像弗洛伊德时代那些人对提到“性”这个词时的反应一样。但愤世嫉俗也可能停留在无意识层面，并由迎合主流思想的花言巧语层层包装。愤世嫉俗支配着一个人，而他对此一无所知，但他的生活方式、对生活的言语谈吐都会暴露出他践行着愤世嫉俗的原则。或许他会不明智地被卷入矛盾冲突，就像他一方面信奉做人要诚信体面，另一方面又羡慕那些满腹鬼蜮伎俩的人，还痛恨自己无法“摆脱”这些伎俩。在治疗中，重要的是要选择恰当时机，让患者全面认识到自己的愤世嫉俗，然后帮助他理解这一现象。或许，也有必要向病人解释为什么要建立他自己的价值体系。

上述即围绕基本冲突核心而建立的防御机制。为简便起见，我将整个防御机制称为“保护体系”。各种防御手段组合起来，在每个神经症患者心中形成体系。通常这些手段全都存在，只是活跃程度各不相同。

与之相对，流行心理学追求的目标是流行和粉丝量，一般来说都是某个个人首先“红”起来，然后逐渐成立公司，成立一些私人的学院。流行心理学家很多时候容易被学院心理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鄙视，但流行心理学家也有反过来“逆袭”学院心理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的时候，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弗洛伊德。他本来是神经科医生，但是他为心理障碍者提供心理治疗服务，因其影响很大，有一段时间里，心理学院和医学院都在教授精神分析。

流行的不见得就是好的，但是好的东西迟早会流行起来。霍妮的著作本来是朝着临床心理学的方向写作的，结果却“出圈”了，变成了流行心理学的作品。

[1] 即《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编者注

[2] 对于仅仅因环境压力而反应迟钝的正常人，哈里·爱默生·富司迪所著《做个真正的人》之类的书籍对读者颇有裨益。

[3] 参见本书第十章“人格衰竭”。

[4] 索伦·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1年。

[5] 参见弗朗茨·亚历山大，《结构性与本能性冲突的关系》，《精神分析季刊》， 1933年4月，卷十一，第二部分。

[6] 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沃顿书屋，1937年。

[7] 因为与他人的关系和对自己的心态密不可分，所以精神医学刊物中时有争议，称二者中某一者为理论及实践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

[8] 这一概念首先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提出，并在《精神分析的新方向》和《自我分析》中做了详细介绍。

[9] 流行心理学（pop psychology）是指因为书、电视节目、社交媒体等在大众中广泛流行的心理学理念，比如说巨婴、空心病、PUA等，都是流行心理学术语。与流行心理学对应的是学院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学院心理学也就是大学中心理学院教授的心理学，学院心理学追求的目标是科学、精准，所以会使用数学、实验等作为主要手段，并且以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社会心理学作为主干课程。而临床心理学，主要是医学院教授的心理学，目标是治疗符合《D**-5》诊断标准的人群。

[10] “类型”一词在这里仅用于对具有明显特征的人进行简化。在本章及随后两章中，我完全无意提出新的分类法。分类固然令人期待，但这必须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

[11] 引自卡伦·霍妮《自我分析》，沃顿书屋，1942年。

[12] 参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第二章、第五章涉及“对温情的需求”部分，以及《自我分析》第八章涉及“病态依赖”部分。

[13] 参见本书第六章“理想化形象”。

[14] 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15] 弗里茨·维特尔斯，《神经症中无意识的幽灵》，《精神分析季刊》， 1939年，卷八，第二部分。

[16] 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17] 参见丹尼尔·施耐德，《神经症模式的运动：其对创造力与性力量的扭曲》， 1943年5月26日在医学院前朗读的论文。

[18] 赫尔曼·南伯格在其论文《自我的合成功能》中谈及追求统一这一问题，该论文于1930年载于《国际精神分析期刊》。

[19] 参见安妮·帕丽斯，《一切下跪者》，出自《沃尔卡特第二读者》，花园城市出版公司，1939年。

[20] 参见对弗洛伊德自恋、超我、负罪感的概念的批判性审视，见于卡伦·霍妮《精神分析的新方向》，诺顿书屋，1938年；亦参见艾里希·弗洛姆《自私与自爱》，出自《精神医学》， 1939年。

[21] 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22] 双重人格的典型例子，罗伯特·路易·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其主旨围绕着分割人类内心冲突因素的可能性。认识到自己内心善恶的割裂有多严重后，化身博士说：“很早以前……我学会了像可爱的白日梦那样去快乐地思考如何分割这些因素。我告诉自己，如果每一部分都只能放在孤立的身份里，那么生活中一切无可忍受的痛苦都得到了解脱。”

[23] 即个人的异化。为方便读者理解，后文未用“异化”一词，而是表述其含义。——译者注

[24] 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25] 这一概念由爱德华·A. 斯特雷克和肯尼士·E. 厄佩尔在《发现自己》（麦克米兰出版社，1943年）中提出。

[26] 很多例子可见于卡尔·曼宁吉尔《对抗自己的人》（哈科特·布雷斯出版社，1938年）。然而，曼宁吉尔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主题，他继承弗洛伊德的观点，假定人有自我毁灭的本能。

[27] 圣·弗朗西斯，1510年出生于西班牙瓦伦西亚附近，幼时起即笃信基督教，并于1670年被封为“圣徒”。圣·弗朗西斯虽然位高权重，但个人生活极为俭朴，且为人谦卑淡泊，故美名远扬。——编者注

[28] 症状、综合征、疾病，这三个词是医学诊断中分级的术语。症状是单一的躯体表现，比如发热，就是一个症状。综合征是多个症状的组合，比如发热＋流鼻涕＋打喷嚏，我们可以称为风寒综合征，综合征不一定是疾病，比如受风寒了不一定感冒，感冒了不一定是肺炎。而要诊断一个疾病，除了具有综合征，还需要其他诊断标准。心理障碍的诊断，还是以《D**-5》的诊断标准为依据。人格障碍的诊断，可以使用一个量表，叫作“人格障碍评估问卷”（PDQ-4+, The 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Version 4），这是一个自我评估的问卷，它的问卷设计本质上就是把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做成了问答题。

[29] 斯特雷克，已引用。

[30] 林语堂，《啼笑皆非》，约翰·迪出版社，1943年。

[31] 卡伦·霍妮，《自我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