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潮

霍妮在这一章详细描述了“外化”这个防御机制。她在本章第二段提出，这个机制和投射类似。现在大家都用“投射性认同”这个词来描述她曾经描述过的现象，投射性认同有多种定义，最简单的解释是，它是两个人之间的相互投射与相互认同。而相互投射与相互认同的东西是什么呢？即自体和客体。

霍妮在本章描述了外化或者说投射的三大后果：1）导致人们依赖别人；2）造成顽固而痛苦的虚无感；3）可以消化自卑情结，鄙视别人或者认为别人鄙视自己。之后，霍妮还详细描述了与外化伴随的另外一个现象：对自我的愤怒，其实这可以算第四个后果。因为理想化形象被向外投射后，人总是会觉得别人全好，自己全坏。

霍妮接着描述了这种对自己愤怒的三种外化形式：1）变得暴躁易怒，对周围人吹毛求疵；2）变得小心翼翼的，不敢惹怒别人，成为屈从的“圣母”；3）出现各种生理功能的紊乱。她还讨论了控制狂魔和高敏感这两种现象，认为它们都是来自个案内心的理想化权威的强制性和强迫性。这里来补充一下，霍妮之前的分析大多还是和今日的认知相符合，但是，高敏感现在不被认为是结果，而主要被当作一种先天的气质。

她还有一个观点比较重要，就是提出有一种外化，可以被称为“一切怪童年”“一切怪爸妈”，这种防御方式在今天仍然广泛存在。这种防御中，首先是个案内心有一个全能掌控心理健康者，然后这个全能掌控心理健康者不好好地掌控儿童的心理健康，最后造成了数十年后“我的人格障碍”。这个全能掌控心理健康者是谁？当然就是“父母皆祸害”中的父母。在本章的最后一段，霍妮还天才地提出，这种外化造成了阻抗：人们执着于童年创伤，而不面对当下的困难，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才是今天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负责人。

第七章 外化

我们已经看到，为了跨过真实自我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鸿沟，神经症患者采用了多少伪装手段自欺，但最终适得其反，反而加大了这一差距。不过，因为这一形象具有巨大的主观价值，他只能不断向这一形象妥协。他处理这一切的方法有很多，其中的很多方法将在下一章讨论。这里我们只仔细分析一种相对不为人知的方法，但其对神经症患者人格结构的影响极为深刻。

我将这种方法称为“外化”，它指的是这样一种倾向：将内在的心理活动当作外在的经历去体验，并且总是认为那些外在因素对其面对的困难负有责任。与理想化相比，他的目的同样是逃离真实自我。虽然在自我范围内，和以前一样还存在着修改和塑造真实人格的过程，但外化意味着抛弃整个自我。简而言之，人可以在理想化形象中寻求庇护，躲避其内心基本冲突，但当真实自我与理想化自我之间的分歧过大，导致由此产生的紧张状态已令患者无法忍受时，他就再也无法从内心世界寻求解脱了。于是，唯一的出路便是彻底逃离自我，让自己永远置身事外。

这一现象中，有一些包含在术语“投射”的范围里，意思是将个人困难客观化。[25]一般而言，投射就是面对主观上无法接受的倾向或品质，当事人将指责的矛头、负有的责任转向别人，如自己惯于背叛出卖、野心勃勃、颐指气使、自以为是、卑躬屈膝等，却怀疑别人是这样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外化则是一种更综合的现象，转嫁责任只是其中一部分。患者从他人身上不仅会感受到个人的不足，还或多或少地会感受到一切情感。一个习惯外化的人，可能为小国人民遭受的压迫而深感不安，而感受不到自己身上的压迫感有多强。他无法为自己感到绝望，却能从他人身上得到这种情绪体验。在这种关系里，尤其重要的是，他不知道他对自己的态度。例如，他会觉得别人对他怒气冲冲，实际上是他对自己怒不可遏。或者，他意识到了对他人的怒气，实际上是他在对自己发怒。此外，他归因于外部因素的，不只是自己面对的障碍，还有他的积极情绪与成就。他会把失败看作是命中注定，把成功归功于时来运转，把好心情归功于好天气，等等。

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生活中的起起落落都由他人决定，唯一合理的结果便是他一定会专注于改变他人、改造他人、惩罚他人、保护自己免受他人干涉，或者打动他人。从这个角度看，外化是依赖他人的原因，然而，相较于神经症患者出于对感情的需要而导致的依赖，这种依赖截然不同。这也导致患者对外部环境的过度依赖。住在城区还是市郊，选择这种还是那种食疗，睡觉是早还是晚，在这个还是那个委员会工作，患者都会过分在乎。于是，他的人格特点被荣格称为外向性。荣格将外向性视为先天倾向的片面发展，而我则认为正是患者通过外化消除无法回避的冲突，才导致了上述情况。

外化的另一个必然产物则是顽固而痛苦的虚无感，同样这种感受也归因不当。患者不是如实感受到了情绪中的空洞感，而是感到腹中空空，饥肠辘辘，想要靠强迫性进食消除这种感觉。或者，他会担心自己体重太轻，会像一根羽毛一样被扔来扔去，觉得一场暴风雨就能把自己卷走。他甚至会说，周全分析之下，他就是一个空壳。一个神经症患者外化得越彻底，就越像个轻飘飘的鬼魂，往往只能随波逐流。

对于这一过程的影响，就先论述至此。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外化具体如何有助于缓解自我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论一个人在意识层面怎么看待自己，上述二者之间的差距都会在无意识层面敲响警钟：他越是成功地把自己和理想化形象混为一谈，无意识层面的反应就越强烈。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自轻自贱、对自己发怒、感到受压迫，这些不但都极端痛苦，而且在诸多方面让人无力生存。

自卑情绪的外化形式，可能是鄙视他人，或者是感到别人鄙视自己。两种形式通常共存。至于其中哪个占据主导地位，或者说更有意识，则取决于神经症患者的整个人格结构。他的攻击性越强，越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理直气壮，就越容易随时鄙视他人，越不可能觉得别人会看不起自己。相反，他越是屈从，越是因为无法达到理想化形象的标准而自责，就越容易觉得自己对别人而言一无是处。后者的破坏力特别大，会让患者变得羞涩内向，故作正经，畏畏缩缩。这会让他过于感恩——简直到了卑躬屈膝地感恩戴德的地步，只要给他一点情感或者赞许，他便会如此。与此同时，他连最基本的真心结交都不能接受，只能将其模糊地当作一种自己根本不配得到的博爱之心。这让他面对盛气凌人者时毫无防御能力，因为他一定程度上赞同对方的看法，觉得自己受人鄙视也是理所当然。自然，这样的反应会滋生厌恶的情绪，若受到压抑，日积月累，就会积攒起爆炸性的能量。

尽管如此，体验外化形式的自卑具有显著的主观价值。自我挖苦会粉碎神经症患者所能拥有的一切虚妄的自信，将其逼到崩溃的边缘。受人鄙视已经非常痛苦，但总还有希望转变别人的态度，或者可以以德报怨，还可以默默认为他们有失公平。但如果鄙视自己的正是自己，那这一切就都没有用了。他有冤也无处诉。这样一来，神经症患者在无意识层面对自身感到的绝望就会完全呈现出来。他不但会开始鄙视自己真正的弱点，而且还觉得自己处处可鄙。于是，他的优点也会随之堕入其卑贱感造就的无底深渊。换言之，他会觉得自己就是自己的卑鄙化形象，会将其视为不变的真相，局面无可挽回。这告诉我们，有一点在治疗中可行：要先等患者消除无助感，明显挣脱理想化形象的束缚，方可触及其自卑情绪。直到此时，患者才能面对现实，从而明白他的卑贱感不符合客观实际，而只是他严酷的标准导致的主观感受。当他对自己的态度更为宽仁时，就会发现情况并非一成不变，他坚决拒绝的那些特质并不可鄙，而只是自己最终可以克服的困难。

患者总要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和理想化形象一样，这一点对他来说无比重要。只有记住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神经症患者为何对自己怒不可遏。事实是，他不只为自己达不到理想化形象的标准而感到绝望，还怒己不争，这一现象是理想化形象固有的全能感导致的。不论他童年的不幸何等巨大、何等难以逾越，他既然自诩为全能之人，就本应可以战胜它们。即使他思想上认识到自己的神经症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他还是为不能破网而出对自己恼怒不已。当他内心的驱动力相互冲突，而他不得不面对，并认识到自己无力实现矛盾的目标时，他的愤怒就会到达顶峰。这就是为什么顿悟到冲突的存在会让他内心剧痛。

对自己的愤怒主要有三种外化方式。如果宣泄敌意的行为未被抑制，愤怒轻易就喷涌而出了。随后矛头会转向其他人，可能表现为常常易怒，也可能是这种情况：患者对自己犯过某种错深恶痛绝，这时，恰巧别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便对这个人大发雷霆。举例来说，有个患者抱怨丈夫生性犹豫。可她丈夫只是为小事犹豫了一番，所以，患者大发雷霆就明显小题大做了。我知道她也性格犹豫，便暗示她的言行表明她在无情地谴责自身这个缺点。对此她骤然狂怒，有一种把自己撕碎的冲动。事实是，在她的理想化形象里，她是中流砥柱式的大英雄，所以她难以容忍自己的任何缺点。这一反应的特征极为明显，虽然本质上非常戏剧性，但第二次谈话时，她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尽管在那一瞬间她看到了自己的外化行为，但放弃外化的时机还没成熟。

第二种方式的形式是：自己无法容忍的错误会激怒他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患者对此始终忧心忡忡或者心怀期待。一个人深信自己的某种行为会勾起别人深深的敌意，所以，当他没有遭遇敌对反应时，就会真的茫然不解。例如一个患者，她的理想化形象里有一部分是像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里的主教一样善良，但每当她坚持立场，甚至表示愤怒时，别人倒是更喜欢这样并非圣人般的她，她发现这一点时大吃一惊。如正常人根据其理想化形象可以猜到的一样，该患者的主导性倾向是屈从。这一倾向源自她对与人亲近的需求，而她对敌对反应的预期大大强化了这一倾向。她越来越屈从，这实际上是这种形式的外化导致的主要结果之一，并表明了神经症的各种倾向是如何在恶性循环中持续相互强化的。强迫性屈从日益强化，是因为理想化形象在这一情形中包含“以圣人标准自律”的成分，这一形象驱使患者进一步磨灭自我。由此而来的敌对冲动，随后会引发对自己的愤怒。这种愤怒的外化导致患者日益害怕他人，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屈从倾向。

愤怒外化的第三种方式是关注生理紊乱。针对自己的愤怒，患者在初次体验时，看起来像处于颇为严重的生理紧张状态，例如肠病、头疼、疲劳等。患者在意识层面感知到愤怒时，所有这些症状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失掉了。这很能说明问题。有人可能会想，是应该将这些生理表现当作外化，还是应该单纯将其视为愤怒被压抑所导致的生理学结果。可要区分这些表现与患者利用其达到的效果则非常困难。无一例外，患者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精神问题归罪于其身体病痛，进而指责外部诱因。他们总想证明：自己并无精神问题，可能只是因为饮食不当而引起肠胃不适，因过度操劳而感到疲惫，也可能是因为空气潮湿而患了风湿病。

至于神经症患者借助愤怒的外化取得了什么效果，答案可能和自卑的情况一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还有一点应当考虑。只有认识到这些冲动会导致自我毁灭的真实危险后，别人才能完全理解这类患者经历了怎样的病情。第一个例子里提到的患者只在一瞬间感觉到撕碎自己的冲动，但是精神病患者会付诸行动，动手自残。[26]如果没有外化，那自杀者可能多得多。可以理解的是，弗洛伊德见识到了自我毁灭性冲动的威力，故而假设人拥有自毁本能（死亡本能）。只是这一概念堵住了他真正理解这一行为，从而有效施治的道路。

内心自我压迫感有多严重，取决于理想化形象的威权控制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人格。外人往往低估这一压力。它比任何外来压迫都更为严重，因为后者尚允许人保有内心的自由。大多数患者都感觉不到这种压迫，但当它消除之后，患者重获内心自由之时，他就可以借助重获的自由估量到这一压迫的大小。这一压迫一方面可以通过向他人施压得以外化，这与神经症患者渴望支配权的外部效果一样。虽然二者可能同时存在，但区别在于，内在压力外化而成的压迫主要并非要求他人顺从自己，而是将患者令自己焦躁的自律标准也强加于人，患者无视自己幸福与否，也无视这一标准能否让他人幸福。广为人知的清教徒心理正是这一过程的真实写照。

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内心强迫也能够以另一种形式外化：对于稍带一丝压力的外在事物，患者即高度敏感。如每个观察者所知，这种高度敏感很常见。这一现象并非全部源于自我强加的压迫。通常，他们曾在别人身上体验过和自己一样受内心驱动的权力欲，并对此感到厌恶。在孤僻型人格者身上，我们认为起主要作用的是患者维护自身独立地位的强迫性，而这必然使其对任何外部压力都保持敏感。将无意识的自我束缚外化，是一种更隐蔽的病因，在分析中更易被忽视。这尤为令人遗憾，因为这常常是医患关系中一股颇有影响的暗流。即使医生分析指出其更为明显的那些敏感原因，患者仍会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医生提供的建议通通无效。这一过程中酝酿的颠覆性战役更为激烈，因为精神分析医生实际上想让患者有所改变。医生坦诚表态说只是想帮助患者找回自己，重获内心生命之源，但这却毫无用处。患者可能会不屈从于突然而来的影响吗？事实是，他不知道“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所以无法自主接受或者拒绝，而精神分析医生关心他，要他避免给自己强加任何个人信念，但这些劝导也全无用处。此外，由于他并不知道内在压迫将其置于特定的套路中，也不知道自己因此而苦苦挣扎，他便只能用反抗来回答一切企图改变他的外部图谋。不言自明的是，医生发起的这场徒劳的战役不但会发生于精神分析活动中，也必然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任何亲密关系中。正是对内心活动过程的分析最终打倒了心中的幽灵。

在复杂情况下，一个人越是倾向于服从理想化形象苛刻的要求，就越会将这种屈从外化。他会急于达到精神分析医生或其他相关人士对自己的期待，或者说他认为这些人对他抱有的期待。可能他看起来听话、好骗，但与此同时，他的内心会默默堆积对这种“压迫”的憎恨。结果可能是，最终他的眼里人人都是支配者，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仇恨。

那么，一个人将内心的束缚外化，又能让他得到什么？只要他相信束缚来自外部，那他就能反抗，哪怕只是心里不以为然。同样，外部强加的限制可以避免，他可以保留一丝自由的幻象。但是影响更大的是下列因素：承认内在压迫就意味着承认他不是自己的理想化形象那样，并要承受随之而来的一切后果。

有个有趣的问题：这种内在强迫会不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表现为生理症状？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与哮喘、高血压和便秘有关，但我对此的经验有限。

下面我们要讨论的是，将各种功能的外化与理想化形象对比会得出什么结论。总体上说，外化只是一种简单的投射效果，换言之，从他人身上体验这一点，或者认为他人对这一点负有责任。这两个过程并不必然同时进行。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将不得不重提某些已经提到过的相关内容，也会谈到一些众所周知的东西，但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投射的意义。

一位嗜酒的患者A，抱怨情人对自己不够关心。在我看来，这个抱怨并无道理，或者说怎么讲都没有A暗示的那么严重。他自己饱受内心冲突的折磨，外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一方面他听话、脾气好、慷慨大方，另一方面他盛气凌人、待人苛刻、妄自尊大。那么，这里就出现了攻击性倾向的投射。但什么使这种投射成为必要呢？在他的理想化形象里，攻击性倾向只是强人人格理所当然具有的特点。然而，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则是善良——除了圣·弗朗西斯[27]，就数他最善良，世上更不曾有过他这般理想的朋友。那么，这种投射是在讨好理想化形象吗？一点没错！但同时这也让他在不必觉察到这一倾向存在的前提下，释放自己的攻击性倾向，进而让自己被迫直面内心冲突。有个人身陷无法解决的困境，他无法放弃自己的攻击性倾向，因为该倾向具有强迫性。他也无法抛弃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因为他全靠理想化形象的整合避免人格崩溃。投射就是跳出困境的一种办法。所以投射代表着一种无意识的自欺：这让他既能妄自尊大地发号施令，同时又能保留理想友人的形象。

这位患者还怀疑情人不忠。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而且情人像母亲一样在乎他。实际情况是他自己沉湎于露水姻缘，对此，他守口如瓶。有人可能会觉得，他是因以己度人而生出一种报复性恐惧。当然，这里确实涉及他为自己辩白的需要。考虑可能存在同性恋倾向的投射无助于理清形势，线索在他对自己不忠这件事的独特态度里。他并没有忘掉自己的风流韵事，但回忆时就想不起来了，这些事不再是鲜活的记忆。另一方面，他声称情人不忠，还说得煞有其事。可见，这是他自身体验的外化。其功能与之前例子里的一样：他既保全了理想化形象，又能让自己顺心。

强权政治，如政治组织、专业团体里所体现的那样，可视为另一种例子。这些手腕的动机往往是有意识地削弱对手的实力，巩固自己的阵地。但其也可能源自与上述例子相同的无意识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无意识中自欺的表现。这让人能在不伤及理想化形象的前提下施展这种攻击行为中的各种阴谋诡计，同时这还是个绝妙的办法，把对自己的一腔怒火与鄙夷泼到另一个人身上——如果这个替罪羊正好是他最想打击的人，那就更好了。

最后，我想指出一种常见的办法，可以向他人推卸责任，免得自己受苦受累、面对困难。很多父母一旦发现了自己的某些问题，就立刻把问题与自己的童年联系起来，以此解释一切。他们说自己对压迫很敏感，因为他们有个颐指气使的母亲。他们常常感到屈辱，因为童年时自己曾经受辱；他们曾经受伤，所以怀恨在心；他们不合群，因为年轻时他们不被理解；他们禁欲，因为他们被像清教徒那样抚养长大；等等。我并不是指谈话中精神分析医生和患者都要严肃地去理解早先的经历，而是指过于急切地探求童年，只会导致无限的重复，随之而来的是患者对探求当下内心力量严重缺乏兴趣。

虽然弗洛伊德过于强调人生的起点，因而支持患者这一态度，但我们不妨仔细审视一番，这一态度到底有多少是基于真理，又有多少是基于谬误。确实，患者的神经症病情发展始于童年，而且他能提供的所有数据，都与理解已经发生的具体某种病情发展有关。同样，确实他不必对自己患上神经症负责。环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他无法控制病情的发展。精神分析医生务必要阐明这一点，然后再讨论其他原因。

谬误在于，对于在童年基础上建立的各种内心力量，患者都缺乏兴趣。而恰恰是这些力量在他内心发挥作用，潜伏在眼前的困难之下。例如，童年时他在身边看惯了心口不一的伪君子，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让他变得愤世嫉俗。但是如果把自己愤世嫉俗的脾气单单归因于早期经历，他就忽视了当下他这么做的需求。这一需求根源在于，他被多个理想撕裂，不得不将承载的所有价值观一股脑儿抛掉，试图以此避免这种冲突。除此以外，他还常常偏要承担担负不起的责任，而拒绝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他总是提起早年经历，以此劝慰自己：即使他竭尽全力，有些挫折也无法避免。但同时他又觉得自己本可以挺过之前的苦难而毫发无伤，像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理想化形象，因为理想化形象让他无法容忍自己从过去到现在有任何瑕疵或冲突。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反复拿童年的事诉苦，以此作为一种逃避自我的特别手段，这让他心存幻想，好像自己很爱自省一样。他外化了这些痛苦，就感觉不到内心起作用的力量；他无法想象生活中的自己是一个积极能动的角色。既然不再是推进器，那他就把自己当作一个球，被朝山下推了一下，便只能不断往前滚，或者说像一只豚鼠，一旦跑起来，就永不能停下。

患者片面强调童年影响，这清晰地表明了他的外化倾向，所以每当发现持这种态度的人，我就猜测他已经彻底疏远了自我，并被驱使着继续不断远离真实的自己。我的这种猜测屡试不爽。

外化的倾向同样影响着梦境。如果在患者的梦境里，精神分析医生成了一名狱卒，或如果患者想进门时，丈夫“砰”地摔上房门，或如果在去十分向往的目的地的路上发生意外或者遇到阻碍，便说明患者在否认内心冲突，将其归因于某个外在因素。

一个倾向于事事外化的患者，会为精神分析增加很多特有的困难。他来找精神分析医生时的心态就像去看牙医时一样，期望精神分析医生能在不触及他本人的同时完成治疗工作。他对兄、弟、妻、友的神经症兴致勃勃，唯独不关心自己的病情。他大谈自己的生活处境何等不易，却不愿审视其中有多少自己的责任。若是他妻子的神经症实际并没这么严重，或者他的工作实际并没那么烦人，他仿佛就会诸事称心。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些情感力量可能在他心里起作用。他害怕鬼怪、盗贼、雷暴，害怕身边报复心强的人，害怕政治局势，但从不畏惧自己。他最多是出于头脑或艺术上的快感，才会对自己的问题感兴趣。但只要他在精神意义上不存在，他就根本不可能洞察自己真实的生存状态，因此即使再了解自己，他也难有改变。

因此，外化本质上是一种主动自我消灭的过程。其可行性根本上在于与自我的疏离，这种疏离也是神经症病情发展中固有的。自我消灭后，他自然不可能认识到内心的冲突。但是，外化使得患者更爱指责他人，报复心更重，也更吓人，也就把内心冲突转化成了外部冲突。更具体地讲，外化严重恶化了冲突：原本推动整个神经症病情发展的冲突，演变成了个人与外界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