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以为，事实是一个牢靠的地基，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争奇斗艳花样百出地形成自己的观点。但是，纪录片这个小物种的命运告诉我们，我们脚下的那个事实的地基，其实摇摇晃晃。

最近，我跟同事聊起一个话题，什么叫纪录片？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可聊的，纪录片不就是以展现真实为目的，对现实素材艺术化加工的片种吗？它的核心就是两个字：真实。比如，《舌尖上的中国》讲的都是真人真事。真实就是这个小物种的边界。

但是，深入了解纪录片的发展经历，你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什么叫真实，怎么记录真实？这个问题从纪录片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业界争论的焦点，而且直到近100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彻底解决过。

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过程。

世界上第一部纪录片，是美国导演弗拉哈迪在1922年拍摄的《北方的纳努克》。那个时候电影诞生没多久，但是电影人脑子里有个清晰的意识，电影不应该只提供娱乐，还应该给大家看一点平时看不到的真实世界。好不容易有了这样的技术，这个技术得发挥作用。这就是纪录片诞生的初心。

那美国人平时看不到什么呢？导演一想，北极的因纽特人日常是怎么生活的，这个平时看不到。于是就去拍这个内容。第一部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片名中的北方指的是北极的格陵兰岛，而纳努克就是岛上的一个因纽特人的名字。全片展现的就是纳努克在冰原上和恶劣气候做斗争的生活片段，包括怎么用冰块盖房子，怎么用干枯的海苔生火，怎么用鱼叉之类的原始工具猎捕海象，等等。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不就是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片段吗？只要拿着摄影机对着拍不就得了，它怎么可能不真实？

事情没那么简单。拍纪录片离不开摄影机，这意味着不光要找到想拍摄的对象，他所在的场景还必须得符合拍摄需求。假如不符合，就只有两个办法解决，要么放弃，要么想办法让它符合。

比如，弗拉哈迪在拍摄时发现因纽特人居住的冰屋很小，老式摄影机很笨重，根本耍不开。于是，他请纳努克号召全村人一起重新造了一个大出两倍的冰屋。建好之后，摄像机就能放置进去了。可是摄像机放置进去之后他发现，虽然冰块是透明的，其实挡住了光线，黑黢黢的，什么都拍不了。于是他又拆掉了屋顶。后来，纳努克睡觉、起床、吃早饭，全都是在这个没有屋顶、充斥着刺骨寒风的屋子里演出来的。

再比如，影片有一幕**是纳努克猎捕海象。为了拍这个场景，他们走了整整一天。等找到海象时天已经快黑了，根本达不到拍摄要求。摄制组只好匍匐在海象附近的雪堆里，等待天亮。而且这一夜挺折腾，他们还得根据风向不停变换位置，因为假如待在上风处，风就会把人的味道吹到海象附近，海象就会警觉。

类似的情况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比如，著名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大部分素材都是平常老百姓做菜。那么这些菜是他们真的要吃所以这么做，还是因为要配合摄制组的拍摄，所以特地做的？观众心知肚明，肯定是后者。那么这些场景你说它是真实的吗？它毕竟是演出来的。可是你说它是虚构的，里面的人物又真实存在。

这个问题刚开始很困扰大家，但是后来大家也想开了，要想拍出好片子，不演是不行的，那就光明正大地演吧。于是出现了一个新词，叫“非虚构搬演”。比如你要拍一部叫《汉武帝》的纪录片，现在通行的做法是找演员演汉武帝和周边的人，这个片子才能成型。

那么怎么记录真实，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很可惜，并没有。这个行业还要面对第二个难关，就是人性层面的真实。而且到这一步，已经不是这个行业的问题了，它已经撼动了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基础认知，那就是到底什么叫真实？

所谓人性层面的真实，指的是一个人在面对摄影机时，展现出来的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自我？纪录片领域有个著名的假设，说的是当摄影机对准一个人的时候，只要他意识到你在拍，即使你不提任何要求，这个人的行为也会因为你的拍摄而发生改变。换句话说，你以为你在记录真实，但当你拿起摄影机的那一刻，就已经在干预真实。

比如，现在我饿得不行，正在狼吞虎咽的吃东西。突然有人拿着手机拍我，我能继续狼吞虎咽吗？我还是得换个优雅的吃法或者对着镜头比个剪刀手？所以你看，你选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摄影机对准你的那一刻，你就已经产生了选择的意愿。我的内心已经发生了改变。传播学上管这种现象叫聚光灯效应，就是一个人在聚光灯下和平时自己待着的时候，他的表现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种现象可不仅仅出现在拍吃饭这件事上。举个例子，法律界对这种效应是非常警惕的。法庭上应不应该允许电视直播？早期是允许的，但后来就不行了，因为看起来摄像机是一言不发地在那里忠实记录法庭上发生的事实，但是只要在场的所有人，无论是原告、被告还是律师法官，甚至是法警，只要他们意识到这台摄像机的存在，他们的所有表现都一定会变形扭曲。会不会有人把法庭当作宣传自己思想的舞台？律师会不会不专心辩护，在法庭上炫技？法官会不会担心舆论压力丧失公正立场？所以，美国的大法官苏特曾经说过，摄影机坚决不能进入法庭，除非从他的尸体上踩过去。

那隐藏摄像行不行呢？很遗憾，还是不行。因为这又牵扯到纪录片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伦理问题。

伦理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好解决，我做好人就行了，但是在纪录片这个行当，记录真实和符合道德，这两个要求有时是互相矛盾的。比如，面对一个要自杀的人，你是要救他还是记录他？面对一场争吵，你会因为担心伤害当事人而回避，还是会记录下来放给所有人看？这样的场景和问题在纪录片的实操领域太多了。比如，拍摄性工作者是很热门的主题，容易获大奖，但是几乎所有的拍摄都没有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就进行了拍摄。这些片子都把保护性工作者的权益当作口号，但是结果无一例外，严重地伤害了当事人。

纪录片的使命是呈现真实。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真实都应该被呈现，这本身又是一个问题。

其实最近两年，我一直在想一个更新的问题，就是摄影机镜头还能记录真实吗？比如你来我们公司拍纪录片，能拍到什么呢？桌椅板凳、电脑、会议室。我们公司的事实是知识形态的事实，摄像机无法用画面记录下来。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事实是以人的思想、交流等方式存在的，能指望摄像机镜头记录下来吗？所以，下一代纪录片该是什么样的呢？这又是一个新问题。

我之所以唠叨纪录片，是因为我硕士研究生学的专业其实就是纪录片。今天回头看，这个行当真是十分纠结。

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所有的行业都会因为行业的努力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而唯独纪录片这个行当好像例外，不管怎么努力，都从来没有真正接近过自己的目标。每当它觉得自己接近了记录真实这个目标的时候，真实就变了，就会远离它，就会呈现出更多的层次、更多的复杂性。

聊这个话题，其实是想表达一个我自己的小感慨：

我们经常以为，事实是一个牢靠的地基，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争奇斗艳花样百出地形成自己的观点。但是，纪录片这个小物种的命运告诉我们，我们脚下的那个事实的地基，其实摇摇晃晃。那建立在它基础上的观点，我们把它说出来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谨慎和谦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