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一年的翻译、审校和修改工作，《女性生存战争》中文版终于要交给读者批判了。这本书篇幅不长，也并不是艰深难懂的学术著作。但正因如此，这本书的实践意义将远大于其理论意义。

自1985年日本政府颁布《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至本书在日本出版的2013年，近30年的社会变迁构成了这本书的叙事语境。本书介绍了这三十年间日本女性在教育、就业、婚恋、生育、照护等方面直面的种种挑战，同时系统地探讨了性别、新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书的主要内容来自上野千鹤子在不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演讲稿，这些针砭时弊的文字时常夹杂着作者的嬉笑怒骂。本书基于性别视角写就，又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深度，还是一部容易阅读的“轻学术”著作，填补了中文性别研究著作在这方面的空白。

1970年，随着反越战和左翼学生运动气氛高涨，参与运动的女学生逐渐体会到了根植于新左翼运动“日常”中的矛盾：即便在激烈的学生运动中，女性依然需要遵循性别劳动分工。1970年10月 21日（日本的“国际反战日”），一队女性在东京游行中高喊“女性解放（ウーマンリブ）”的口号，自此拉开了日本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序幕。田中美津、榎美沙子、秋山洋子、上野千鹤子、井上辉子等人纷纷加入日本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浪潮中。

本书前三章介绍了日本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两项成果《男女共同参画基本法》和《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历史意义和评估。审校者有幸作为一名学生，聆听过上野千鹤子老师为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性别专业硕博生开设的课程（2015年10月到2016年1月）。当时，上野老师选用的教材正是这本刚出版不久的《女性生存战争》。除了上课，我们还要求参加了一场由日本学术会议组织的研讨会。这场研讨会的题目是“均等法这只丑小鸭长成白天鹅了吗”。《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自1985年颁布后，历经数次修改，变得愈加完善，被外界戏称为“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但是，就像作者在本书第三章“劳动大爆炸”中提及的现实问题：1985年以后，日本政府逐渐放宽劳动力管制，拉大了社会差距，特别是拉大了女性之间的差距。一方面，有部分女性走向综合职岗位，另一方面，大量女性进入劳务派遣领域，成为临时工、合同工、承包工、兼职等非正规雇员。换言之，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化问题逐渐凸显。这次研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尽管《均等法》颁布实施已有30余年，日本女性的就业状况并没有改善。而这一结论也印证了当初反对立法的妇女团体的担忧。南希·弗雷泽（Nancy Frazer）指出，有人利用女权主义对“家庭工资模式”的批评，为“弹性资本主义”赋予正当性，女权主义因而沦为了新自由主义的“婢女”[1]。日本反对《均等法》立法的妇女团体早已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比南希·弗雷泽早了几十年。

1992年，丽贝卡·沃克（Rebecca Walker）在杂志MS.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成为第三波》的文章，标志着第三波女权运动的开端。第三波女权运动试图超越第二波女权运动中存在的对阶级、种族、性少数的偏见。日本较少讨论第三波女权运动，本书正好补全了日本第二波女权运动到第四波女权运动（2010年左右）之间30年间的女权运动的历史。而这30年也是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之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30年。作者从性别研究和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新自由主义改革对性别的影响，令人耳目一新。具体来说，第四章从宏观角度分析新自由主义改革如何导致少子化问题产生；第五章和第六章作者通过母女关系这个巧妙的微观视角，展示了女性是如何利用代际间策略应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的“女女格差”，以及女儿的双重负担。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改革也拉开了社会整体差距，还有一部分人从既得利益集团中跌落。第七章、第八章作者介绍了“男性败犬”，并且详细记述了亲身经历的保守逆流下女权运动受挫的历史。另外，作者第九章解答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下女性是否受益”这个提问。第十章、第十一章针对经济学家川口章在其著作《性别

经济差距》的主张（性别歧视对企业来说是“经济合理”的行为）进行了质疑和批判。

正如开头所说，《女性生存战争》是一部通俗性大于学术性的著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抽象的理论阐述并不多见。但正是这一特征，使得本书的翻译工作要比一般的学术翻译更具挑战性。“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2]上野千鹤子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具体的日本社会，这个社会由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习惯等诸要素构成，这些要素的背后又有各自的历史和权力结构。这个诸要素构成的整全总体就是日本女性的“生存战场”。对于日本读者来说，本书之所以通俗易懂，就是因为作者直接呈现了这个熟悉的、整全的世界，而非用理论将其分析得七零八落，但是反过来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作者对具有各种要素的日本社会描述可能成为阅读和理解的障碍。为了让中国读者能够通过文本，走进这个丰富的总体，从而感性地理解日本女性的处境，译者必须替读者扫清障碍。

这个工作的主体部分并非翻译本身，而是译者注。译者为人名、著作、法律、制度、语言表达等可能构成理解障碍的内容加入了尽可能详尽的注释，审校者也逐条审阅、修改了这些注释，为其准确性和可读性保驾护航。本书约18万字，其中1.4万余字都是译者注。在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译者时常扪心自问：加入如此多的注释，是否有画蛇添足、喧宾夺主之感？做得越多，出错的可能性是不是越大？但译者的责任不仅是翻译文本，更是转换语境。译者

的目标就是让读者能够在译者注的帮助之下“无痛”阅读这部著作，走进日本女性的生存战场。如果读者觉得阅读本书的体验还算轻松，不会被不断冒出的新名词打断思路，那么译者和审校者就不会在乎“喧宾夺主”或者“画蛇添足”的批评了。这些冗长的脚注难免出错，请各位师友、读者批评指正。

其次，在文字方面，译者尽量保持了原文口语化的文风，对于能够直译的部分，译者尽量保持原文原意；对于谚语、俚语和文字游戏，译者或将其替换为含义一致、语气相同的汉语俗语，或者按照原文形式编排新表达。因此，有些地方矫揉造作，有些地方语气古怪，也请大家多多包涵。

最后，是专有名词的翻译。这是一部女权主义著作，涉及诸多性别研究领域的专有名词，尤其是性别相关的日本法律、制度等。很多名词都是在本书中首次译为汉语，缺乏参考。在专有名词方面，译者秉持以下原则：如果原文为汉字表记，且不影响中国读者理解，或有特殊含义的，则保持原有汉字；如果原文为汉字，但中国读者无法理解或容易产生歧义的，则在尽量保留原有形式的前提下进行翻译；原文为外来语的，则参照词源语言的标准译法进行翻译。审校者在这方面投入了巨大精力，运用专业知识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但时间紧任务重，出错难免，不足以成为以后译者的参考，希望大家多多指正。

由于学科背景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有差异，译者和审校者在翻译审校过程中吵吵嚷嚷，热闹非常。在这里我们互相致敬、互相致谢，也希望我们的工作不会为上野老师的著作拖后腿。

我们必须感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陈雁教授。陈教授为我们提供了这次宝贵的机会，让我们，尤其是名不见经传的译者有幸翻译上野老师这部重要的著作，我们无以为报，只能尽全力保证翻译质量，不辜负陈教授的信任和托付。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日语语言文学系的艾菁老师、大学英语教学部的夏威老师为译者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和指导，译者在这里衷心感谢二位老师的教导之恩。译者的父亲郭建斌先生是从业30余年的老编辑，他审阅了全稿并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校对和修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没有他无私的工作和译者母亲张桂峡女士的支持，没有他们的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这部译稿不可能与各位见面。译者、审校者的同学、朋友也群策群力，为本书的细节出谋划策，限于篇幅，无法一一提及，在这里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用鉴湖女侠秋瑾的诗句作结，诸位共勉！

郭书言　李亚姣

2022年9月15日

[1] Fraser, Nancy. “How feminism became capitalism's handmaiden - and how to reclaim it”（《女权主义如何沦为资本主义的婢女》）, The Guardian, 30th June 2013,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oct/14/feminism-capitalisthandmaiden-neoliberal

[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