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我也正式迈入了“老年人”的行列。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了政府寄来的“照护保险一号被保险者证”。就算真的如樋口惠子所说，现在是个“人生百年时代”，我的人生也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或许正因为如此，最近回顾这个时代的著作越来越多了。[1]

“世道怎么这个样子，实在讨厌。”年轻时，我时常这么想。“老头子们，真烦。”这种念头也时不时地冒出来。不过等我回过神来，发现我也已经上了年纪，被更年轻的后辈逼问：“到底是谁把世道搞成这个样子的？”现如今年纪已到，面对年轻人的逼问，我确实没什么托词。

是我们造成了核事故。是我们污染了日本列岛。我无法阻止、无法防范这些灾难：我就是同谋，我就是共犯——对不起。

是我们对女性处境不断恶化坐视不管。是我们制造了一个年轻女性不想生孩子的社会。虽说为了对抗恶化的现状，我也尽了一点儿绵薄之力，我曾说过，在这种世道下想生孩子才是奇怪的想法——这条预言后来也的确应验，但我的这点儿反抗力量还是太绵薄了。不，与其说是绵薄，不如说是彻底无力。我无法阻止、无法防范这些灾难：我就是同谋，我就是共犯——对不起。

说句实在话，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向年轻的女性道歉。

但大家都明白，现在年轻的女性，也终将青春不再。

最近遇到40岁左右的女性，我总是这样说。

40岁是人生的转折点。仍在蒸蒸日上，衰老也确确实实。虽说还能继续奋斗20年。但20年后，她们一定又要被更年轻的后辈逼问：“到底是谁把世道搞成这个样子的？”

而20年的时间又是如此白驹过隙。

这本书的写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自不必说，去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和今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过后，这个担子就更重了。

为什么呢？不管怎么讲，日本政治都正朝着对女性不利的方向发展。这并非因为女性不曾发声。从各种民意调查来看，女性早已清晰地对核电问题和宪法问题表明态度，但女性的态度似乎从未反映在政治上。

我正在把自己在各种场合所说、所写全部整理起来。我想准确地记下日本女**在什么样的现实中。一旦下笔，再难停笔，一章接一章，一口气写了12章。

本书主要讨论《均等法》颁布至今的近30年，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30年。我认为对于女性来说，劳动问题和雇佣问题无疑是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问题，本书因而聚焦于此。换句话说，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养得起家庭主妇的男性急剧减少。这并不是因为女人抢了他们的饭碗，而是新自由主义者的错。如果非要恨，不要恨女人，去恨那些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罪犯吧。

这30年与我参加工作后的30年人生几乎完全重叠。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评论，也绝不仅仅是一份研究。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在这个时代中，我有时怒，有时笑，有时被算计，有时也抱憾。

《均等法》颁布时，我在一所女子短大当教员。当时，我首先开设了女性学的课程。在课堂上，我对大家说：“各位，《均等法》昨天在国会通过了！”……不过，我不得不补充一句：“和在座的各位关系不大。”那种悲凉的感觉我至今无法忘怀。当派遣劳动者和合同工被随意解约时，我禁不住想：来了，这一天终于来了。为了废除结婚离职制度、30岁离职制度，女性劳动者前辈们进行过无比艰苦的斗争。今天她们的成果毁于一旦了。资方在劳动者面前总是占尽先机。随着“总评”解散、“联合”成立，我痛苦地意识到，轰轰烈烈的日本战后劳工运动终于走向了终结。因此，这本书也是我对这个时代的一份证言集。

女权主义高扬“女性也要走出家门去工作”的旗帜。“让女性去工作”同样是新自由主义的意图之一。于是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抱着同一个目的，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但女权主义者万万没想到的是，新自由主义给女性提供的竟是如此一种劳动方式。女性要么抛弃家庭和孩子，选择一种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方式；要么抛弃稳定的雇佣关系，成为一次性的灵活劳动力。《均等法》的出台，实际上是逼迫女性进行选择的第一步。但对于那时的女性来说，左右为难才是她们真正的心里话。

另一方面，女权主义也要求“男性也要承担家庭责任”，但这条呼吁完全石沉大海。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她的新书《向前一步》[2]中写道：女性早已活跃职场多年，但不论在职场中还是在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始终不曾改变。读到她的文字，我意识到原来美国也是如此。桑德伯格随后指出，重要的是男性做出改变：只要男性不承担家庭责任，女性的工作方式就不会改变。可是，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桑德伯格本人在产下幼子之后也没有得到丈夫的照顾，她依靠保姆才渡过了这一难关。现在，Facebook正在推行下午五点半下班的制度，但她在书中并没有提到她的丈夫是否也能五点半下班回家。

我在20多年前的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曾经预测，职业女性的家务和育儿负担，并不会转移到机会成本极高的丈夫身上，而是会由外包、商品化以及机械化的力量分担。现在看来，这个预言已经应验。

与经合组织内的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时间最短。有人认为，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日本男性的工作时间相比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男性工作时间都要长。所谓日本父亲不承担家庭责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完全是一派胡言。在我看来：首先，日本男性没有这个意愿；其次，企业也不希望日本男性这样做；最重要的是，日本妻子也并不这样要求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妻子们从不想为了家庭而牺牲丈夫的事业。正因如此，日本女性只能反过来委屈自己，于是她们把不满和怨恨都积累在育儿过程中。我亲眼见过无数年轻女性在如此纠葛中与丈夫日益水火不容，乃至最终分道扬镳。

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作或家庭”的选择题已经变成了“工作和家庭”的必做题。这意味着女性的选项变得更加狭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不过，男人们依然只能从“工作或工作”中进行选择。与工作相比，家庭的价值完全微不足道。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日本社会既不想在孩子们身上花钱，也不想在孩子们身上投入人手。日本社会在表面上“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实则是一个仇视孩子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难怪女性都无意生育下一代。

《文学界》[3]杂志是一个为自由表达、自由书写提供空间的媒体。可我为什么会在《文学界》投稿呢？在每期的文学作品中，我那些艰深难懂的稿件连载似乎显得格格不入。打开杂志就会发现，只有我的稿件密密麻麻，全是汉字，与其他版面对比起来充满违和感。不过，文学也是从同时代的现实中诞生的，绝不是与社会无关的东西。当然了，也同样有很多读者期待我的连载。当时，是主编田中光子拍板接受我的稿件。不愧是作为女性主编的英明决断。最近不仅是《文学界》，《世界》还有《新潮45》之类并非“女性杂志”的杂志社中，女性主编越来越多。就这一问题，在稿件连载期间，我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那是因为杂志本来就在走下坡路吧。”“正所谓遇到麻烦事，就找女人来解围。”听到我一如既往的毒舌，田中主编却赞同地说：“确实如此。”这么说来，我发现弱小政党的领袖似乎往往是女性，安倍政府也总是把女性当作救火

队长使用。

虽说如此，女性能够一展身手的空间越来越大也是事实。只有身居高位、乾纲独断，才能有权拍板：“就这么干！”桑德伯格也说过，位置升得越高，工作越是好搞。顺便一提，当初是两位年轻的女编辑拍板，决定让我做这个项目。她们是衣川理花和鸟岛七实。她们二位都是东京大学的优秀生，也都是我的研讨班学生。现在，她们在文艺春秋这家名企就职，也受了不少“爹味企业”的文化冲击。“事到如今还说什么？之前你不知道吗？”听她们二位的抱怨，我起初挺想说她们两句。不过，越听越发现，我想得还是太简单了。

说实话，我还真没想过文艺春秋会出版我写的书[4]。当然，我肯定没有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是文艺春秋早已悄然改变。最重要的是，他们聘请了女性编辑。正是由于女性在其中努力生存了下来，才带来了出版社今天的改变。文艺春秋，您能够出版我的书，真的十分感谢。

后来，鸟岛编辑因工作调动，不再负责本书的编辑工作。同样毕业于东京大学的丹羽健介编辑加入进来，于是本项目成了一个“男女共学”的团队。丹羽编辑向我坦白，他在东大时也参加过我的研讨会，只不过半路知难而退了。这次，丹羽编辑想要一雪前耻，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他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出了很大力。

回归正题。不管在怎样的世道之下，女性都必须顽强地生存下去。

比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优先选择自己的生存。在我看来，时代终于到了逼迫人们做如此抉择的时候了。

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把无辜的人民推向战争深渊；现在的日本政府尸位素餐，以致海啸和核事故的灾难。在这些灾难之后，男人们或者推诿争斗，或者茫然自失。看看吧！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拉着老人，努力逃生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女性。想方设法填饱孩子们的肚子、寻找避难所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女性。

最近，如果遇到和年轻人谈话的机会，我已经不和他们说什么“你们担负着日本的未来”之类的话了。正如之前所说，日本早就成了一艘泥巴做成的船。正如敏锐的小动物们纷纷逃出沉船一样，你们也快快逃生吧。与舰同沉是船长的责任，你们不需要一同殉葬。这个国家不值得你们做什么。相反，你们快逃吧，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活下去就好。不管你们怎么做，不管你们在哪里，充满活力地活下去就好。如果我有亲生儿子或者亲生女儿的话，我一定也会这样劝告他们，而不是任由他们困死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这些造成核事故的罪人，没有资格要求年轻人留在这块被污染的土地上，让他们继续养育他们的子孙。

是啊。事到如今，怎么可能拉下脸来，向年轻人做出这样的请求（不过，还真有些厚颜无耻之徒要求那些离开家园避难的人回到被核污染的土地上，要求重新开启核反应堆）。这就是报应。对于“把世道搞成这个样子”的罪人的报应。

但是，如果你不能逃离，或者你不想逃离的话……请务必谨记弱者的抗争。即便是官邸前的游行示威，即便是不受欢迎的女权主义，这些绵薄之力或许真能为世界带来些许改变。“当年你在哪里？你在做些什么？”你想面对儿孙这样的质问吗？如果不想，那就请做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斗士。

而我，只能为诸君的生存作战祈福了。

上野千鹤子

2013年盛夏

作者注

[1]　上野千鹤子、荻野美穂、西川祐子著《在女性主义时代生存》（『フェミニズムの時代を生きて』，東京：岩波現代文庫，2011年）。上野千鹤子著《女性的思想：我们，不会忘记你》（『〈おんな〉の思想　私たちは、あなたを忘れない』，集英社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2013年）。

[2]　シェリル サンドバーグ著（2013）『リーン イン――女性、事、リーダーへの意欲』，日本経済新聞社。[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美国计算机领域经营企业家、Facebook首席运营官和第一位女性董事会成员。她的著作《向前一步》俨然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圣经，而Lean In也就成了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代名词，相当于本书所说的“胜间路线”。原书：Sheryl Sandberg, 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 to Lead, New York: Knopf, 2013. 中文版于2014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3] 《文学界》是由文艺春秋发行的月刊杂志，主要内容是纯文学。《文学界》与新潮社发行的《新潮》、讲谈社发行的《群像》、集英社发行的《昴》、河出书房新社发行的《文艺》并称“五大文艺杂志”。

[4]　我从文艺春秋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与辻井乔先生合著的《后消费社会的未来》（『ポスト消費社会のゆくえ』，文春新書，2008年）。当时的负责人也是一位名叫河村容子的女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