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已故的日本中世史学家网野善彦那里受到启发,得到了这个想法。他大胆地改写了日本历史,主张日本的“百姓”并非定居农民。“百姓”的字面意思就是“各种各样的种姓”(くさぐさのかばね),也就是多种多样职业的组合。他们根据气候风土,夏季种植水稻,冬季种植小麦和油菜。在农闲季节,他们纺织、烧炭以赚取现金收入,也有人拥有酿酒之类专业技能,可以外出打工。这些人并不仅限于农业,而是通过多种多样的职业谋生。最近,有人将第一、二、三产业结合起来,提出了“第六产业”的概念。但即使不创造这种新词,林区的加工业,比如木材加工业早已发展起来;养蚕的地区也有繁盛的纺织业。日本农民成为单一的稻作农民的时间并不长。只是由于工场手工业发展起来,社会分工逐渐确立之后,养蚕区逐渐成为单一的原料供应区,不再生产制成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分工和专业化的力量创造出了一批又一批被狭窄的专业领域限制的、片面的“专业人士”。
不论这些专业人士拥有怎样的高超技术,一旦环境条件改变,他们的专业技能随着落后的技术一起被淘汰,他们也就不再是可用之才。比如说当年的排字工、打字员就是被这样淘汰的。看来,不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不应该为了适应某个特定的技术或者领域而过于特化。这是因为,生活本就不是这样的细分化、专业化的东西。在我看来,“后现代”作为现代化完成之后的时代,也是一个重新“去专业化”的时代。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补充了网野善彦的观点。今后,正规就业必将越来越稀缺,因此未来将是一个多种收入的时代,而非单一收入的时代。这种收入形式也被称作“分散式家庭经济”[21]。能够获得收入的成员当然是越多越好,但一个人也可以实行分散式家计,换言之,我们要选择不将自己的收入限定在一个单一来源。
正因如此,我一直主张“回归百姓生活”才是21世纪的可持续生活方式。确切地说,这个回归绝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创造新的、多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想想看,只依赖一种收入来源的上班族生活的历史其实极为短暂,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是昙花一现。
至今为止,只有把自己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一个组织,只有拿到“正规就业”的入场券,劳动者的生活才能得到保障。相反,如果没能获得这种名为“正规就业”的承诺,劳动者的生活将无依无靠。将企业和自身合而为一——将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牢牢绑定,达到“我运即社运”的程度固然是好;但是,仅仅与企业签下劳动力的买卖契约,进行两不相欠的等价交换,不去谋求以“福利厚生”为名的企业福利,不把生活和人生一股脑儿地托付给企业,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选。这样一看,与正规劳动者相比,似乎非正规劳动者更符合我所说的“百姓生活”。当然了,前提是正规劳动与非正规劳动之间不存在如今这样巨大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
目前,很多专业技术人员和创作者都在实践这种生活选择。其中不乏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很成功的例子。这样的人可能受上天眷顾,拥有特殊的才能和旁人没有的条件。但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能力和条件,“百姓生活”大概也会相应地有A级、B级、C级之类的等级区分。我认识一位日本女性,她远渡重洋,没有任何后盾就孤身赴美。这位女士在日本家庭中做过孩子的家教,也曾通过按摩的技能谋生,还一个人运营进出口代理业务,在国外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就算不至于这么传奇,也有很多人同时在做两三份工作。比如可以工作日在公司上班,周末做电商,不定期开设讲座,还额外配置一些收益性资产;也有一些人在赚取固定收入的同时在一些NPO工作。正因为在某个领域可以认真赚钱,在其他领域才可以不计报酬地贡献力量——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志愿服务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