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日本少子化的特点是少子化与结婚率下降直接相关。

说起来，结婚率为什么会下降呢？即使结婚率下降了，也不是所有社会群体的结婚率都出现了同样程度下降。结婚容易的人和结婚困难的人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如果我们调查一下不同年龄组中什么样的人结婚了，什么样的人没有结婚，就会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对于男性来说，年收入与结婚概率成正比（见表4-1）。再明白不过了：有钱就能结婚。结婚概率也和就业状况相关。正式员工和非正规劳动者相比，前者结婚的概率更高。换句话说，有固定收入、稳定职业的男性结婚概率更高。这意味着男性当“顶梁柱”的家庭模式在今天仍然存在，而对于女性来说，婚姻具有生活保障的意义。

另一方面，女性的状况如何呢？

内阁府的外围组织中，有一个名为“家计经济研究所”的机构。政府的工作分工分了又分，分到这个研究所，和内阁府的关系也就是连着点儿肉皮。这个研究所做了一项独立研究：追踪调查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的女**境况。这项研究使用了面板调查的方法。所谓面板调查，就是长期跟踪同一组调查对象的调查方法。在面板调查中，调查对象不可中途替换。因此，和每次调查都更换对象的省事方法相比，面板调查追踪调查是识别代际效应、时代效应和年龄效应的有效方法。民间机构很难进行这样的调查。如此看来，政府的外围机构能够干这些挑剩下的活，说明这些机构还是有存在价值的。

表4-1　年收入不同的男性的未婚率

数据来源：《第二次关于人口问题的意识调查》，日本人口问题研究所，1995年

研究所基于这些数据编辑出版了《女性的平成萧条》（樋口美雄、太田清、家计经济研究所编，日本经济新闻社，2004年）一书。根据该书描述，研究所追踪调查了两组对象：第一组是1993年25～34岁的女性，连续追踪10年；第二组是1997年23～28岁的女性，连续追踪6年。该调查2002年结束，调查结束时，第一组女性35～44岁，第二组女性29～34岁。

调查结果出人意料地清晰。在年龄效应方面，有结婚生子经验的受访者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如果我们关注这一时期就业形态的差异，就会得到如下结论：在25岁时未婚的女性，如果是企业的正式员工，那么她们将来结婚、生育的概率都高于无业女性和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在该书中称为“自由职业者”）（见图4-2）。

让我们先看看时代效应。在哪个时代，迎来哪个年龄，人们是无法选择的。影响女性就业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1985年颁布的《均等法》；二是1991年泡沫经济的崩溃。基于这一事实，调查对象被分为三组，分别是“前《均等法》一代”（1986年《均等法》实施前毕业）“《均等法》一代”（1986—1990年毕业）以及“泡沫破灭后一代”（1991年以后毕业）。简便起见，我们以下简称这三代人为“前均等”“后均等”和“萧条”。比较“前均等”和“后均等”两代人，书中说：“后者未婚时的正规就业率较高，并且正式员工婚后或生育后继续工作的比例更高。”另外，“萧条”一代“未婚女性的正规就业率并不是很高，但非正规就业率却很高”（该书第16页）。并且该书还指出：“虽然支持女性婚后、产后再就业的制度不断扩充，但就正式员工的数据来看，女性婚后、产后继续工作的比例并没有上升。”

图4-2　25岁时自由职业者和正式员工在此后有配偶率的对比

资料来源：樋口美雄、酒井正，“‘《均等法》一代’和‘泡沫破灭后一代’的就业比较”，《女性的平成萧条》第二章，日本经济新闻社

该书作者分析了宏观背景之后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比起《均等法》和之后颁布的《育儿照护休假法》对女性就业的利好，泡沫经济崩溃造成的通缩经济对女性就业起到的抑制作用要强得多。”我曾在第三章得出《均等法》无效的结论。该书也在这里侧面印证了我的分析。

再来看看代际效应：根据该书第31页提供的数据，第一代（1959—1963年出生）、第二代（1964—1969年出生）、第三代（1970—1972年出生）30岁时的结婚率分别为84.6%、76.1%和67.6%，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虽然学历各有差别，但是仅考虑本科毕业生的话，就正好是“前均等”“后均等”和“萧条”三代人）。可以看出，不同的世代到了同样的年龄，结婚率不断降低，晚婚和不婚的趋势愈加显著。第三代的终生未婚率目前还无法预测，要等到她们50岁的那一年，也就是2020年才能见分晓[10]。但是不婚率一代高过一代的趋势大概不会变。该书还指出，“越是年轻的世代，就业率就越高，但正式员工比例就越低”，因此我们可以结合之前的结婚率数据，得出“正式员工比非正规劳动者结婚率高”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