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非婚生育率或者说非婚生子女的出生率几乎没有增加。所有发达国家在少子化狂飙突进的同时，非婚生子女的出生率也在急剧上升，只有日本的这个数字仍然低于1%，到1990年终于超过1%，2008年达到2.1%，不过在统计上几乎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与此同时，在同样是低出生率国家的意大利，非婚生子女的出生率逐渐上升，2008年达到17.7%。这绝不是一个“小到可以忽略”的数字。就连直到最近才强调处女、禁止堕胎、禁止离婚的意大利，非婚生子女的出生率也大幅增加，只有日本的这一数字并没有出现任何变化。这一现象对于研究人员实在是个难解的迷。难道日本人真的如此有道德感，如此重视家庭和婚姻？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每年非婚生子女数量变化的数据，就会发现直到明治中期还有大量的非婚生子女。这是因为有很多女性处于法定婚姻之外的重婚状态中，这种关系被称为“内缘”，这些女性被称为“内妻”或“权妻”。而她们的孩子被称为“妾腹”或“私生儿”，一直是受歧视的对象。随着明治《民法》[7]颁布，非婚生子女的数量急剧下降。特别是战后，非婚生子女的数量下降到了特例的程度。这个时代也正是男女全员结婚、现代家庭建立的时代。

明治《民法》禁止重婚，并制定了以单婚制（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家庭制度。而重婚通常是一夫多妻，顾名思义，一个男人拥有很多女人。在人口出生性别比几乎是1∶1的社会里，如果一些男人垄断了很多女人，就会有另一些男性只能打光棍儿，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所谓身份制社会：权高位重的男性妻妾成群，而另一些男性与女性无缘，终生无法结婚。据说在前现代社会，男性终生未婚率能够达到20%左右。在普通人家，根据“家督相继”制度，只有长男才有资格结婚，而他的弟弟们被迫终生独身，只能当“部屋住”[8]，在大哥手下过着奴隶一样的生活。那就是深泽七郎在小说《东北的神武们》（1957年）中描绘的世界。

结婚率会随着现代化而提高。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变成了一个“全员结婚社会”，40岁时的累计结婚率为男性97%、女性98%。这是一个一夫一妻制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见到、陪伴他们的伴侣，一个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现代家庭模式就形成了。

人类学家认为一夫一妻制是人类社会的终点。也有人说，这是“女性嫉妒心的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也就是对其他妻妾的存在感到不安的女性废除了男性的重婚。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家庭社会学家落合惠美子把这个变化称为“女性在男性之间的平等分配”的“再生产平等主义”（《朝向21世纪的家庭：战后家庭体制的审视及超越》，有斐阁选书，1994年）。也就是说，不论什么男人都可以娶妻生子，男性之间平等分配女性的制度已经确立。支撑这一进程的是工业化。换言之，老二、老三们不必依赖家产，现在可以赚取足够的收入来组建家庭。

这一变化的结果就是前所未有的婚姻热潮，不论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结婚。近代的人口增长不能简单地用生育率上升来解释。正是伴随着结婚率的上升，在婚姻登记数和婚内出生率的乘积作用下，人口高速增加。

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前现代时期就有一定数量的终生未婚者，那么社会经历现代化之后，终生未婚者依然占一定比例，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经济学家森永卓郎指出，是婚姻市场的自由化导致了弱肉强食现象的出现，但是我们似乎最好换一种思考角度：我们的社会虽在过去的某个时期确立了“再生产平等主义”的原则，但这种原则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婚姻市场的弱肉强食，虽然在过去表现为按照权力和财富这种显而易见的次序分配，那么现在就是按照魅力和沟通能力的“自由竞争”来分配，仿佛变得很公平，大家都应该欢迎才对。这是因为女性不再是简单的、等待被分配的资源，而变成了积极行使选择权进行选择的主体了。

对婚姻市场的“自由化”和“管制宽松化”表示担忧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人经常说：“以前明明有很多看到未婚男女就问‘为什么不结婚’的爱串闲话的大妈，现在似乎都不见了。”他们还经常说：“还是过去好”“过去结婚多容易”……请大家记住，他们说的“过去”已经是半个世纪前了。这些60多岁的人，把他们年轻时候的“常识”在脑中“冷藏”到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仿佛还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