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改革扩大并且固定了男性之间的差距和男女之间的差距，但除此之外，它也带来了女性之间的差距，即所谓的“女女格差”。

奥谷礼子是日本第一个使用“女女格差”一词的人[16]。她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这一概念。后来，橘木俊诏写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女女格差》（东洋经济新报社，2008年），但那是好久之后的事情了。

奥谷女士是觉得“女女格差”无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者。她是一位乘着劳动力市场管制宽松化的改革东风，创办了劳务派遣公司的女性企业家。她也是一个在大量对差距的批判声音下依然死硬的“确信犯”[17]。她的许多粉丝都是男企业家，因此她也被推荐为经济同友会的第一批女性成员之一。

只有在管制宽松化政策执行之后，女女格差才有产生的机会。在那之前，女性作为一个集体受到歧视，但拜新自由主义所赐，她们现在能够参加“机会均等”的竞争。其中，女性中有赢家，也有输家——女性也形形色色，不再是铁板一块了。

于是，结婚当家庭主妇也成了一种选择。虽说此时结婚生子仿佛还是女性的必选套餐，但是因为机会确实增加了，所以有人结婚，有人单身，有人婚后继续工作，有人婚后辞职，继续工作的也有全职、兼职、派遣之类各种各样的选项。

社会学中有“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的理论。不患寡而患不均，当出现差异时，人们开始将自己的情况与他人进行比较。根据这一理论，和比较对象（对照组）之间的落差将造成巨大的剥夺感。

我至今忘不了一位年轻官僚对我说的一句话。我记得那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均等法》出台之后，他说：

“听了上野老师的话，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老婆有多命苦。”

他的妻子大概是个30多岁的高学历家庭主妇。当她跟同辈的“在外企打拼的惠子”“在政府当科长的夏美”这些女性相比时，一定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而这种相对剥夺感，是从未享受过“机会均等”的那一代女性无法体验，也不必体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