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对我个人来说是最富戏剧性的一年。前半年，我在《人民文学》主编任上遭逢“舌苔事件”被停职检查，后半年，我被宣布复职，并应邀到美国访问。
那次访美，我去了美国东岸、中部和西岸的哥伦比亚大学、三一学院、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康乃尔大学、爱荷华大学、芝加哥大学、旧金山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圣迭戈）、斯坦福大学等处，在其中十所大学发表了演讲。一所大学里在不同范围内连讲两次的，则是在哈佛。
哈佛名气最大，但我对哈佛校区的印象最差。斯坦福像一所具有西班牙风情的夏宫，康乃尔校园里就有瀑布，耶鲁古老的建筑物上密布着翠绿的藤叶，确实体现出“常春藤学院”的风采……但是哈佛的建筑却杂乱无章，也未见有多少绿色覆盖。
但是，在哈佛访问时期，住得却最惬意。是借住在华裔女学者、作家刘年龄家里。她那栋“号司”倒也平常，难得的是从后门出去就是一道密布杉树的斜坡，坡下则是碧蓝的湖泊，有木制的阶梯穿过杉林直通湖边。那是我第一次住进那样亲近大自然却又具备现代化生活设施的居所里。
环境优美，更有雅人相伴，那是怎样的生活！而雅人还不止一个。那段时间里，除了去哈佛校区，刘年龄还会开车载我们到波士顿城里及周边地区观光。说“我们”当然就不止我一个，那一位是谁？就是来自上海的李子云。
从那时到后来我一直不问刘年龄和李子云的年龄，总之，她们比我大许多，都是我的老大姐，但我也从不叫她们大姐。我怎么称呼她们的？面对面，不称呼，以微笑，以眼神替代称呼，她们唤我“心武”，我愉快应答，就那么相处，倒也自自然然，融融洽洽。
常有人误把刘年龄跟聂华苓、於梨华、王渝、李黎等定居美国的华裔女作家视为同一背景，即都是在中国大陆尚未开放时，陆续从台湾移往美国的。其实刘年龄一直在美国长大。她曾在哈佛学戏剧取得学位，也曾任教于哈佛，中国大陆开放后，她是较早到中国访问、工作的美国人之一，她曾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处任教，以木令耆的笔名发表文章、出书，跟许多的中国文化人广泛交往，特别是跟一些女作家，如宗璞、谌容、张洁等过从甚密，有时到了北京，就住到张洁家里。不少中国大陆前往美东波士顿地区短期访问的文化人，都曾应邀住到她家，由她陪伴参观访问。我和李子云并非她接待的首批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
1987年的那个秋天，在波士顿，我跟刘年龄、李子云成为相互欣赏的谈伴。
刘年龄的长相，确实很接近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如果她穿上画中人的那种衣衫，梳成那样的发型，双手摆出那样的姿势，再现出一个朦胧的微笑，拍张照片，一定很有意思。但我跟她接触时，她从未有过费人猜疑的微笑，有时她还会颇为豪放地微微仰头把头发甩一甩，那一甩，就彻底地跟蒙娜丽莎剥离了。因为后来熟稔了，我也曾当面告诉她我觉得她有一点像蒙娜丽莎，她知道我绝非恭维而只不过是道出一种真切的感觉，就并不谦词反驳也并不照单全收，而是把短发又甩了一下说：“有一点吗？”
李子云的长相很难类比。我见到她时，花期已过。一次听白桦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李子云担任夏衍秘书的时候，在市委机关的女干部群里，真个是鹤立鸡群。当然立刻就有人质疑：李子云个头偏矮，怎么个“鹤立”？白桦就长叹一声说，对形容词，能那么死抠吗？据他进一步形容，李子云个子虽然不高，却绝对自成比例，皮肤白腻，眉眼鲜亮，虽然穿的也是那时候女干部千篇一律的列宁装，但她只把腰那里稍一改动，立刻就让你眼睛把她从许多女干部里挑了出来，不由得感到优美大方，如沐春风，如闻花香。于是就有人问，你那时候还没跟王蓓遇合，为什么不追她？白桦说那时候根本够不着，而且夏公说了，追小李的小伙子们，你们可想仔细了，她恐怕是谁都看不上的，莫白耽误了你们的工夫！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作家私下聚会时，谈论已经十分开放，白桦是其中最活跃的。不知他还记不记得、承不承认曾经这样议论过李子云？
有的人，看“呆照”，甚至看录像，你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吸引力，必须你亲自接触，而且能密切交谈，方能跟品茶似的，渐渐感受到有丝丝缕缕的魅力，从容地散发出来，于是，你就会深切地感受到那独特的魅力。李子云就是这样的人。
坦率地说，在美国纽约初见李子云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穿戴似乎并不起眼，谈吐似乎并不出众。当然，那都是在许多人共处的场合。到哈佛以后，虽然我们两个人的原始邀请并不相同，但是派生出来的一些邀请，却是相同的——我们同被邀请在哈佛和康乃尔大学演讲。
在哈佛，记得我和李子云被安排在同场演讲。那个演讲厅很大，大约总有五百多个座位。那回座无虚席，甚至还有加座，乃至站着听的。听众以华裔居多，也不乏学中文的金发碧眼的学生。我的演讲内容是通过1977年至1987年中国文学的发展透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切入角度是我个人对文学运动的参与及其心路历程。李子云的演讲内容则是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我因为当过中学教师，论口才是相当自傲的。在前几站演讲中，特别是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大获成功，记得刚讲完，就有当时美国《华侨日报》副刊的主编王渝女士冲过来拥抱我并吻我脸颊，激动地说：“你讲得太好了！”这给了我更多的自信，后来在哈德佛德三一学院的小型演讲和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型演讲，我都并不完全重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内容，在灵感被激活的情况下常有精彩的话语迸出。那一年我四十五岁了，真觉得自己是处在了成熟期，仿佛树上苹果浆液充足正坚实膨胀且外皮泛红。
那场演讲安排在下午。我先李后。我演讲时，李子云坐在台下前排一侧。我讲了约四十五分钟，与听众交流约二十分钟。我自己觉得发挥很好，结束后掌声非常热烈，还有人跑过来让我签名。
休息一刻钟后，李子云登台演讲，我坐到台下她坐过的位子上。说实在的，开始，我只是出于尊重与礼貌，坐在那里听。五分钟后，我被吸引。十分钟后，我开始吃惊。二十分钟后，我大佩服。她的仪态十分从容。她的普通话语音甚至比我还要规范圆润。特别是，她完全以实例说明问题，条分缕析，层层推进。那时候出国访问的一些人士，往往喜欢通过演讲与私下接触，竭力显示自己的开放程度，甚至多少有些投人所好。李子云的演讲从头到尾没有为官方以及任何机构、群体、他人代言的意味，没有投任何一方所好的气息，她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批评家，通过阅读思考，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没有框框条条，没有禁忌也绝不放肆，严谨中不失幽默，幽默中又绝无油滑。那时候我尽管是《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从工作角度也阅读了不少当代女作家的作品，也知道西方的女权主义包括文学上的女权批评传入了中国，也曾试图从女性话语角度去理解那时的女作家作品，但听了李子云的演讲，才知道自己是一知半解，甚至是强不知为已知。她对那时期中国大陆女作家在作品中有意无意渗透出的女性意识，揭橥中只有放大而没有夸大，既有肯定也有质疑。到答疑讨论阶段，听众提问的深度，以及讨论气氛的热烈，都超过我那前半场。主持人宣布曲终奏雅，掌声不仅热烈而且持续的时间超过了给我的。后来她款款走下台来，我迎向她，于是才猛然意识到，她那身乍看并不起眼的衣衫，是非常高级的品牌，其颜色是一种特别难以调出来的海洋色，穿在她身上，使她显得非常典雅，而她那似乎简单的发型，其实是精心梳理出来的，眼镜也非俗品……我心中一震，真是此刻才识金镶玉！
我在哈佛，还应邀到费正清研究中心去作了一次小型演讲。费正清研究中心是西方研究中国的一个学术重镇。那次访美时我才弄明白，西方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除个别人外基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专业人士。汉学家是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及文化典籍包括最新人文科学现象的。中国问题专家则往往是并不能说中文甚至也不能直接阅读中国文献，却专门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政治与社会变迁、现状的。汉学家一般离政治较远，而中国问题专家往往充任美国政府的幕僚，或至少是具备回答美国政府咨询资格的人士，在美国制定长期的对华战略和短期应变策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大概是因为费正清研究中心那时候正在编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该书的计划是要一直写到1982年，因此要涉及到1976年后中国各方面包括文学上出现“伤痕文学”的情况，我既然是1977年以《班主任》开“伤痕文学”先河的角色，所以他们对我有一定兴趣吧。后来他们在1991年出版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面有一个半页码讲到我并有所评价，1992年中国大陆就有译本，这是后话。
且说那天我独自去了费正清研究中心，接待我的是中心的一位副主任，金发碧眼的女士，她基本上不会说中文，我基本上不会说英文，见了面除寒暄真无法作什么交流。中心把我的演讲安排在一个小厅里，时间是在午饭后，那天来的人不多，没有坐满，大约只有二十几个人。中心安排了一个翻译，也是位金发碧眼的女士，她汉语口语能力很强，但我们没机会单独交流什么，进入演讲现场，副主任就宣布开始，我就讲开了。我懂得把一层意思讲到多少句话后该停顿下来，让翻译从容地翻译，翻译偶有忘记我提及的具体事物名称的时候，我及时插入提醒，她也很快跟进，两个人配合得相当默契。
那天来听讲的，有几个中国面孔的年轻人，抢坐在最前排，有的就逼近在讲台前，我注意到其中有的还端着没吃尽的饭盒，很感谢他们能忙中来听我演讲。考虑到这是在费正清中心，听讲的以不懂中文的洋人居多，我就尽量以“讲给老美听”的口气，并尽量简约地讲出自己的观点。我告诉他们，我个人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其实重点是开放，中国必须也已经从封闭的状态中迅速走出，这就已经并会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国和西方在各方面的碰撞，中国人应该更多地了解西方，既摆脱夜郎自大也摆脱盲目自卑的情绪，西方人则必须更切实地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摆脱西方中心和歧视中国的观念。我讲到自己在美国国内航班上一位邻座的美国人，很亲切地问我从哪里来，我让他猜，他望着我，可能觉得我一身不俗的休闲服，脖子上还有个玉质的挂件，还能略说几句英文，于是先猜我来自日本，我说“NO”，又猜我来自高丽（韩国），接下去猜我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听我连连说“NO”，他最后猜我来自“福摩沙”，我告诉他那个地方应该称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也不是那里来的，我来自北京。“北京？”他上下打量我，似乎不能相信。这位美国人对我是友好的，但短短的接触问答里，反映出太多的问题。主要就是对中国无知，特别是还不知道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我在结束演讲时表示，尽管目前中国在朝好处变化的过程中还有许多不好的情况发生，但我对自己祖国的前景，还是有信心的。
我讲完了，主持人就让听众提问。她话音刚落，听众前排正中一位中国面孔的人士腾地站起来，非常激动地指着我鼻子谴责道：“刘心武，你今天的演讲太让我失望了！”弄得我一愣。
他是谁？怎么以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
他旁边也是中国面孔的人士就郑重地告诉我，他是某某。似乎我一听那大名，就该肃然起敬。但我颇为迟钝，想了几秒钟，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是一位从国内到那里的政治活动家。啊，原来是他！我听到过他的大名，也知道他在国内的一些事情。我对他本无成见。人各有志，道路各择。我原来并不认识他，他大概也只是粗略地知道我，我们在异国他乡邂逅，即使道不同，总该互相在人格上尊重，怎么我应人家费正清中心邀请，到这里来演讲，劈头就受到他如此粗暴无理的指责呢？
在以前的演讲讨论阶段，我遇到过很尖锐的提问与很激烈的批评，但发言者都取跟我人格平等的态度，比如说：“刘先生您刚才的那个观点我不赞成，我是这样看的……”没想到这回遭遇居高临下的呵斥。
当时我气不打一处来。我就这样回应他：“某某先生，我到这里来演讲，没有让你满意的义务！你认为自己的观念、主张是正确的，也该听得进不同的声音呀！我原来根本不认识你，你现在怎么说起话来就仿佛我天然是你一头的，说话得符合你的标准呢？你热衷政治，想颠覆什么，建立什么，那是你的事。怎么你现在离成为中国政治领导人的位置还遥遥远远，就连我这么个人也容不得？倘若你真成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我还活不活得成了？告诉你，你管不着我！我怎么想怎么说全凭自己的良心良知，谁也别跟我舞动指挥棒！”
面前的那位自己觉得已是领袖人物的青年男子也没想到我竟是如此这般的反应，他和他的战友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回应我，翻译根本无法翻译也无心翻译，那位主持演讲的副主任就立刻宣布结束，某某和他的战友悻悻然退场，我还站在那里生气，尽管我英语听力很差，这时那位副主任对翻译嘀咕的话我却听明白了，她说的是：“中国人……见面总是吵！”
回到刘年龄住处，我把这场失败的演讲细讲给他们听。刘年龄感叹：“某某怎会是这么个气度呢？”李子云则沉静地说：“你以后会遇到更多的这类人这类事。”我们一起就此谈心，最后感叹：专制体制固然不好，专制人格更加可怕！由具有专制人格的人士来带领人们去争取民主，能争取出个什么来？
通过这次波折，其实我很受教育。从那时起，我就更加清醒，我是独立的生命体，我可以自愿认同某种理念，却不能屈服于任何胁迫去皈依某种理念。对于各色政治人物，我也就多了一份戒心。对于现实政治，我关心，也腹议，却不去搞政治。如果政治是社会的中心，那么我甘愿居于边缘。边缘生存边缘写作，更符合我的性格气质。
和李子云、刘年龄在那一段时间里的交往，我们谈政治的时候并不多，我们都觉得政治之外有更广阔的人生。往往是，刘年龄开车，我们一起去游览某处，在车上，在咖啡馆，在餐厅，在树荫下花丛旁，我们畅谈一切彼此都感兴趣的话题。
从时间总数上计，我跟李子云、刘年龄的交往上，比许许多多的同行要少很多很多。我跟宗璞的交往更是如此。我们真有点常常相忘于江湖的意味。但有一次在宗璞家里她问李子云：“你还跟谁好？”李子云就说：“刘心武。”宗璞听了有点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地说：“哎呀，没想到。我也跟刘心武好。”她们跟我好，也就是谈得来的意思。我们是相处非常愉快的谈伴。我们在一起很少谈政治，也很少谈文坛，甚至也不多谈彼此的文章。李子云只跟我认真地谈过我的《四牌楼》。《四牌楼》能获得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这个奖只颁给在上海出版的长篇小说），李子云作为评委大力推荐是关键。我们会娓娓地谈很多人生中的细微况味。比如宗璞跟我谈猫，她说她家的猫咪小花“如果忽然开口说话，那我是一点也不会奇怪的”。再比如宗璞跟我谈花，她说她那风庐当心庭院里的铃兰花“有时会幽幽地发出吟唱之声”。宗璞还会跟我争论《红楼梦》，她认为高鹗的续书“虽不中亦不远”，而焚稿断痴情、魂归离恨天一段则“曹雪芹自己来写也不过如此”，对我判定曹雪芹轶稿中黛玉乃沉湖仙遁大不以为然。李子云则跟我谈生活之道，“逛百货公司一定要单独，吃饭一定对面要至少有一个人”“牛排还是神户小牛肉煎七分熟的吃起来最像读诗”。刘年龄则会跟我讲到“对岁月的最好态度就是把它当作朋友”……
1987年在波士顿，刘年龄、李子云和我非常坦然地议论到性。李子云甚至主动分析到她的独身。她为什么到那时仍然独身？当然那以后直到她仙去始终还是独身。生命是多么神秘，即使我们自己，对独有的那一份生命依然是弄不懂拎不清。人生因此悲苦。人生也因此快乐。李叔同圆寂前道出的四个字“悲欣交集”，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生命里蕴涵的秘密，只是有人能悟出有人始终混沌罢了。
记得有一天汽车停在一处地方，大家不忙下车，刘年龄和李子云不知怎么就随口议论到了孙中山的私生活，其实那并不是什么稀罕的话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也跟我议论过，作为一种生命现象，怎么看待？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为什么对孙先生，绝大多数人都并不对他那非常浪漫的私生活在意，大体上无减于对他的崇敬，而对另一些政治人物，其实私生活的状态比孙先生远逊**，却会被不少人訾议？这确实能够成为一个学术性话题。那一回刘年龄坐在驾驶座，李子云坐在副驾驶座，我坐在后座，她们议论了一阵，忽然发现一贯爱插嘴的我居然半天无声，就一起回过头来问我：“你怎么看？”
我一本正经地回答：“暂不置评。”
“呀，好狡猾！”刘年龄愤愤不平。
“是呀，为什么你暂不置评？”李子云也觉得我旁听完她们的畅言深论，却居然来这么一手，确实不公平。
当然，那只是一时嗔怪。很快就过去了。不过，自那以后，我们三个人之间，就有了一句戏谑的话语：“暂不置评。”见面时，电话里，时不时地会夹杂得恰到好处，引出活泼的笑声。
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子云是2006年在上海。我是去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签名售书。她约我一个人到一家她精心挑选的菜馆里聚谈。菜式非常精致可口。她虽然已经离不开箍身的一个钢架，但衣着依旧那么高雅，谈吐依旧那么脱俗。
今年，2009年，春节我给她打去电话，不是一般的拜年，我说：“我想你。”她回应：“我也想你啊。”我跟她说了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都是跟别人无法交流的，她也随口把她相关的一些看法和盘托出。我们的观念还是那么相近，也还是有那么些不同。这种非应酬的电话通过以后身心俱畅。可以如此这般交流的谈伴于我而言是今生此世走一个少一个了。会遇到新的谈伴吗？我不作企盼。人生获取名利得到爱情建立家庭相对来说都不算难，最难莫过于还有不含功利成分的纯谈伴！
今年6月8日，刘年龄来电话，说在上海见到李子云，李子云说，告诉她一个不好的消息——刘心武的妻子去世了！其实我妻子晓歌仙去后陆续通知了一些朋友，却就是还没有给李子云打电话，我本想再过段时间跟她交谈丧妻之痛引发的新的人生之思，跟她细细倾诉，听取她一贯直率而睿智的话语，她大概是从我发表在《新民晚报》上的一篇文章里得悉……没想到，只隔了一天，就又接到刘年龄电话，说李子云在6月10日，她七十九岁生日前夜，猝然仙去。
李子云曾用“兰气息，玉精神”来形容宗璞。那么，应该用什么话语来形容李子云呢？昨天见到《新民晚报》上潘向黎的文章，她把李子云形容成“夏日最后的白玫瑰”。有朋友说李子云就是一朵恬淡优雅的白云。还有朋友曾说她仿佛一朵海浪色的郁金香，郁金香并无芬芳气息，只静默地开放。我找到自己画过的一幅秋树写生。我认识李子云时她已步入生命之秋。秋叶不是花，好似评论家不是小说家，但秋叶往往又红于二月花，像李子云有的评论文章，真比有的小说读起来更有韵味。我且将这幅《秋韵》献给李子云的在天之灵。
李子云本是北京富家名媛。她在少女时期就根据自己的认知参加了革命。在波士顿时她跟我和刘年龄讲述过，1948年的时候，她还在北京上高中，一天放学忽然发觉有特务跟踪，她回家就跟父母说了，他父亲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过两天就举家迁到了上海，北京的小特务自然也就再寻觅不到李子云的踪影。
李子云到了上海一边读书一边继续参与地下工作。上海解放后她即成为文化部门的干部。她跟我交往中从不谈及她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中的经历。我们共同的好朋友也是上佳谈伴的住在美国西海岸的李黎，今年春天到北京看望我和妻子晓歌时，还议论到李子云，说她那么一个似乎是为优雅而生，并且把革命理想和优雅生活融合在一起的人，“文革”时究竟是怎么支持过来的？作为一度是夏衍秘书的她，光让她揭发、交代跟夏衍有关的“罪行”就够她褪几层皮的吧？据说运动**时，把她揪出来打倒的大标语从上海作协那栋洋楼里的旋转楼梯顶部垂下来一直拖到地板上，好大的阵仗，但她居然也就挺撑过来了。如果不是其人格中有某种最坚韧的因素，岂能有穿越暴风骤雨的能力？
李子云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不管在什么时空里，不管遭遇到什么，只要自己坚强、努力，生命的尊严是可以保住，并且放射出光彩的。想起她我总不免想起安东·契诃夫，契诃夫无论是他的小说，戏剧也好，贯穿性的东西就是反庸俗。李子云之于革命，我以为也是将其视为一种反庸俗的社会运动，其理想的核心是使公众生活与个人心灵都在公正、公平的实现中朝高尚提升，包括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从某种角度上说，其实也应该视为一种反庸俗的社会运动，而这运动的曲折，以及目前所遇到的问题，也都可以用高尚与庸俗之间的搏斗消长来加以诠释。李子云实实在在地实现了契诃夫的箴言：“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面貌，衣裳，心灵，思想。”
那么，究竟应该用什么来譬喻李子云？兰花，白云，玫瑰，郁金香，或者红于二叶花的秋树？
——暂不置评。
2009年6月18日午夜完稿于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