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楼是上海建国西路上的一栋普通民居，不知何时被上海文艺出版社征做了作家创作室，因而我得以与它有缘。这么多年我住过的宾馆招待所真是不计其数，从最简陋的乡镇小客店、到国外的星级豪华套间，惟独感觉建国西路上的创作室温馨难忘，因为它给我营造了“家”的氛围，它使全国各地的作家们如同兄弟姐妹般聚居一楼，吃着楼里老阿姨烧出来的家常小菜，听她在灯下跟门房老师傅用糯糯的上海话讲一些弄堂里的传闻，讲今日鸡毛菜多少钱，小排骨又卖多少钱，再抬头看餐桌上一张张被小说人物折磨得七荤八素的焦黄面孔，忽然心里就涌出一种“今夕何夕”的恍惚，仿佛这楼里住着的人和身边煤气灶上水壶里蒸腾出的雾气融成了一体，成为记忆中永难忘却的画面。

我在小楼里先后住过两次。一次时间较长，是被文艺出版杜的张森先生“关”进去修改长篇小说《夜夜狂欢》的。一次仅仅是路过，住了两夜。搜索脑子里对这小楼的印象，不知怎么总觉得在这两次之前还应该再有一次，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去干什么的，似乎没有道理三次搅扰人家。大约对这小楼印象太独特的缘故，记忆发生了错位吧？

我不知道建国西路该不该算做上海一条比较偏僻的弄堂，反正在当年无“的”可打的时代，从小楼出来往任何一处繁华之地都不太方便，要走很长的路才能搭上电车。这样，一旦我们住进楼里，只能一门心思埋头写书，一天三次到楼下餐室里填饱肚皮，尔后再关上房门苦思冥想到半夜。那楼里的烟味终年不散，浸透了每间房里的桌椅床铺。每次我住进去，都为被子上的烟味无法消除而头疼。

设想文艺出版社的“老编”们一定为他们当年的选址英明而暗自得意，否则如何能拴住作家们散漫的魂灵，将他们老老实实按在书桌上不动呢？

印象中小楼的门房老师傅是个苏北人，他的小房间里有一本写满了密密麻麻名字的“住宿登记薄”，随手翻开看看，总能找到一些文坛上当今人物的大名。老师傅自己在作家圈子里浸染得久了，对很多人的熟悉程度决不亚于大刊物的编辑。有一次我外出回小楼，老师傅告诉我：“陆星儿打过电话来找你。”跟着就说起陆星儿在报上开了专栏，写了哪些哪些文章，仿佛是说他很熟的邻居。我第一次在小楼里住了大约十天时间，第二次再去时，当中相隔了五六年漫长的日子，老师傅居然还能认出我，名字登记到一半时忽然停下问：“你以前在这里住过的？”我点头，心里就想，五六年的时光弹指一挥间啊，这小楼里一切如旧，光阴在这里像是没有做任何停留。

楼里老阿姨烧一手很美味的家常小菜，两荤两素，拿小碟盛着，任你挑其中两样。清淡是清淡，可我不知道那些从东北和西北来改稿的北方大汉们是如何适应此等上海弄堂饮食的，我自，己就感觉老是俄，出门总不忘带些糕点糖果留作宵夜。我记忆最清楚的是饭后必须自己洗碗，老阿姨每天把稠稠的淘米水留着，盛在一只瓦钵里，供我们洗碗时当洗涤剂用。这大约是上海老阿妈们居家过日子最经济的办法，节省惯了的老阿姨将此法带到了我们的小楼中，还不住招呼我们说：“淘米水汰碗最清爽！”

当年我的邻居是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先生，我们俩的房间一墙之隔。印象中他是个温柔敦厚的人，没事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走过他的房门只觉悄无声息。因为他是长者，搞的又是纯理论研究，而我一向对理论问题敬而畏之，连带着对他这个人也敬畏有加，没事绝不敢跟他搭汕，比邻而居的几天里，我们总共没说满十句话。

我的责编张森先生最厉害，无论多懒惰的慢牛也能在他的“鞭子”下变成快马。《夜夜狂欢》原本只十九万字，被他关进创作室的不到十天中，我非但从头至尾修改一遍，还额外添加7三万字的内容。最好笑的是誊清稿件编页码时，我昏头昏脑重复了其中的一百个数字，三百个字一张的稿纸，二十二万字应该有七百三十页，我编到最后只有六百三十页。我心里很纳闷：辛辛苦苦添加的几个章节内容到哪儿去了呢？小说字数没见增多、啊！再见张森时，我很沮丧，有点“白用了功”的意思。张森拿过我的稿子三两下一翻，马上哈哈大笑，指着我重编的页码说我糊涂得少见。三万字失而复得，皆大欢喜。此事带来的后果是我对编辑的依赖程度日加严重，稿子写完了连错别字也不愿查了，心想反正编辑比我心细，有他们替我把着关呢！

小楼一别又是五六年。楼依旧，人依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