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冬天总是下雪，一场接着一场。那时的农民衣单被薄，逢到数九寒冬，总是一家老小早早地上床，脚对脚暖被子。我们社教工作队的领导说，农闲正是搞运动的好时候，要抓紧时机教育农民。于是我们刚围着锅台喝下两碗热热的玉米粥，老组长便吆喝我们下队。

老组长是相邻某个公社的副书记，年龄接近退休，扁扁的面孔，一对圆圆的、像是天真又像是狡猾的眼睛，见人嘻嘻的笑，有着大多数农村干部都有的那种善良和世故。我们的组员中，一多半是他公社里调出来的大队干部，另加三个女知青。承蒙当年县委书记潘宝才的器重，二十岁的我在组里当副组长。我初见老组长时，他很高兴，称我“女秀才”，说是这下组里的材料不愁没人写了。结果进驻社教单位后的第一篇上报材料就让总部退了回来，说是像小说不像总结。老组长气得朝我翻白眼，万般无奈地委任另一位曾任大队会计的组员返工重写。从此这位组员就成了我们的专职秘书。我呢，自然乐得一身轻松。

当社教队员有补贴，每天八毛钱。可这钱也不是好拿的，必须有成绩摆出来。回回跟着老组长去总部开会，听别组的人眉飞色舞谈他们挖出了多少贪污犯、盗窃犯、反革命分子及腐化堕落分子，老组长的眼梢就搭拉下来，唉声叹气。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对组员们施加压力，让大家没日没夜地查账，组织村民们揭发检举，派人外出调查核实，再逼着怀疑对象交待承认。

没有感到压力的是我。我虽身为组长但却是副的，我是个女孩子，我在组里年龄最小，我没有利用社教工作入党升官的打算。唯一的私念是：参加工作队可以逃避我插队农场中的繁重劳动。

我像只快乐的蝴蝶，整天在各个生产队之间的田野上飞来飞去，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赶。白茫茫的雪地里，我脖子上的鲜红围巾飘拂闪烁，象征着我二十岁的蓬勃生命。我脚上的高统雨靴穿漏了，雪水从破裂处渗进去，补过的袜头湿漉漉的，生出满脚的冻疮，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寒冷。

晚上，从工作组的驻地赶往我们女同志借宿的农户家。茫茫雪野一片寂静，耳鼓膜里感到了那种静的压力。我们小心翼翼滑下河沟，再爬上岸去，然后趟过长长的被雪覆盖的麦垅。四个女孩子，手牵着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时时留心我们中的“大姐”别摔跟头―她肚里的孩子已经好几个月了。

因为住处的狭窄，也因为抵抗冬夜里的严寒，我们两人脚对脚睡一个被窝。我跟“大姐”睡。热呼呼的被窝里，我总觉得能听到胎儿弱微的心音。我小心收缩着自己的腿，生怕一不注意蹬到了孕妇的大肚子，把一个血糊拉塌的孩子蹬出来。对于那时尚且懵懂的我，与孕妇同睡一床的感觉极其微妙，有一种探索神秘世界的兴奋和激动。

一般说来，对村民讲话是不用我开口的，老组长当了几十年公社干部，做个报告、训个话什么的是小菜一碟。可是有一天晚上老组长不知何故缺席了，当时村民已经被我们挨家挨户从被窝里拖出来，集中到了四面透风的队部。在场的工作队员，除我之外是两个更为羞涩的女孩子，指望她们撑起场面几乎没有可能。万般无奈中，我硬着头皮坐在台上，开始了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做报告”。我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讲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阶级斗争理论，讲到我们手里已经掌握的干部们贪污、盗窃、腐化的种种劣行。我洋洋洒洒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散会之后我几乎不敢相信时间已经将近十点。此后的二十年中，我再也没有过那种指点江山的气魄和心劲，我在公开场合所讲过的话，加起来或许还不到两个小时。

生命中的辉煌应该不止一次，列数起来，雪夜里对村民的长篇讲话要算在其中。

二十年过去了。我再没有去过那个雪地里的村庄。不知道当年穿着破衣烂衫瑟缩着听我讲话的村民，还记得那个围一条鲜红围巾的女孩子吗？曾跟我共睡一条被筒的“大姐”肚里的孩子，算起来该是读大学的年龄了，可我还不知道孩子到底是男是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