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我在农村插队，一天从广播喇叭里听到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时间好像是在春末夏初，而考试定在冬天举行，其间有半年左右的复习期。

父亲给我寄来复习课本，嘱我不能放弃机会。我自然也明白此一搏对我的重要。也是冥冥中命运对我的垂顾吧，那段时间我偏巧被调去参加县里的社教运动，使我有相当多的空闲功夫可以躲在房间里温课。

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采用了推荐和考试两结合的办法。但是人们已经普遍明白，这一回的推荐只是过程而已。记得那天队长召集老爷儿们老娘儿们开会决定我的命运，我提心吊胆地徘徊在门外，浑身冷一阵热一阵哆嗦不止。

通过了推荐关，接着是预考。四乡八镇的知青太多，没法集中到县城，便在各个公社开设考场。那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深秋天气，我们穿着破旧的高筒胶靴，在又粘又滑的江堤上跋涉好几里路，赶到公社中心小学。一屋子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缩肩驼背坐在窄矮的小学生课桌上，边答题，边哈手。凛冽的江风从破败的芦苇屋顶和残缺不齐的窗户里尖叫着挤进来，其场景悲壮而又肃穆。

正式考试挪到了县城。也因为人太多，几间中学安排不下，一部分考场还是设在小学里。做我考场的那所小学，几年前我曾在那里代过短时间的课，想起来也是一种缘分吧。

我父亲那年被抽调到扬州地区参加语文阅卷。事先他来信嘱咐我，每日考试完毕，将所答内容详尽记下，寄往扬州他的住处，他可请各科老师给我估分。

考试进行了两天，两天中我的精神高度亢奋。早晨起床，与我相依为命的老外婆还睡着，我捅开炉火给自己热一碗稀粥，就着咸菜吃了，揣着钢笔和准考证匆匆赶往考场。两小时后交了卷子，几乎飞奔着回家，不忙吃饭，先在纸上把刚才的答题回忆出来。人到关键时刻，潜能总能得到超常发挥，当我回忆考卷时，我的脑子便成了一台高清晰的复印机，连考卷上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处小心的涂抹都精确重现了。我依照回忆把考卷复写一遍之后，塞进信封，贴好邮票，三两口地扒下一碗饭，又匆匆出门，先去邮局投了信，再赶考场。下午和第二天，重复这一套程序。

考试过后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接到父亲的来信，他给我估的分数是三百二十到三百三十之间。之所以不能进一步精确，是因为作文分很难说得准，阅卷老师口味各不相同。相差十来分是常事。父亲认为我这个分数录取是没问题了。

必须说明，在此之前我以非常现实的态度填写了录取志愿表。我心中最向往的是北大中文系和复旦新闻系，可我在信中与父亲反复磋商之后，只填了南师大中文系。做知青的要求不高，有个大学上上，将来能分配工作，已经十分奢侈了。

我心情愉快地跟老外婆告别，回农场等录取通知。我对老外婆说：放心，不出一个月我就会回来。到了农场我决定不下地干活了，我手头正给父亲织一件毛衣，必须在这一个月之内将它织完。我的同伴们对此表示了惊讶和不屑，也许还有暗地里的嘲笑。我却沉默着什么也不解释。那时候我拒绝下地的举动是极端出格的，如果上纲上线，可以归结为出身不好的知青对劳动的蔑视。但是我破釜沉舟地做了，我这么做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极复杂的快感。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附近生产队已经有知青接到本省一些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了。我依旧坐在宿舍里织毛衣，虽然心里多少也有些沉不住气。一天下午，忽然门外喧哗起来，有人高叫着我的名字，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我一惊，站起来。针扎了我的手，很疼。然后同伴就闹哄哄地拥进来，为首的手里举着印有“北京大学”的信封。我伸手去接，手颤动得厉害，半天撕不开封口。无数次从小说中读到人激动时手的哆嗦，那一回我有了生平第一次的体验。

后来得知我考了三百二十六分，完全在父亲的估计之内。

三天之后，我把铺盖卷好，把所有的衣物书本日用品塞进一口大木箱，离开农场，独自登上了北上的列车。